1947年末，我被分配到福山县民政科任科员。到1948年初，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新解放区大片增加，需要大批地方干部充实巩固，加强地方工作。2月16日，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福山县抽调了30多名干部，组成一支南下工作队，我是其中一员。
我们步行了两天，到达黄县（今龙口）北马的北海地委驻地报到。整个北海地区共有300多名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由地委宣传部李部长带队，一路风餐露宿到山东分局报到。这时济南、青岛沿线尚未解放，我们只能沿着胶东、鲁北解放区，贴着海边，从莱州虎头崖、羊角沟、利津过黄河，到达滨县，在山东分局所在地桑洛墅住下。带队的李部长与山东分局取得了联系。一路上时有土匪骚扰，生活也异常艰苦，在鲁西北吃高粱面饼子，蔬菜又极少，大家普遍便秘，无奈，只好相互用手抠便。有的人吃不了苦又怕牺牲便开了小差。
在桑洛墅住了几天，非常惊喜的是：山东分局联系部队，用汽车在晚上把我们拉到了平原县。自平原我们又转为步行，沿着冀鲁豫根据地地下交通线，到达了河南濮阳。这时天热了，我们自己动手，把棉被改成了夹被，把棉衣改成了夹衣。在濮阳，我们改编成华野随军学校，加上其他地区来的南下干部，已达上万人。我们都穿上了军装，每人发了两枚手榴弹以备自卫，领导宣布：家里凡在解放区的，都要挂“军属光荣”牌。原来这期间，中央有一重大战略部署：决定派一个兵团抢渡长江，在江南牵制敌人。我们这支万人南下工作团，就是准备随军过江，开辟江南解放区的。陈毅司令员亲任随军学校校长。他给我们作报告，风趣地说：“我虽然统帅着几十万大军所向无敌，但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还要靠你们这万八千人闯地盘，建立政权安天下，为新中国的建立，打牢工农联盟基石……”
在濮阳休整了一个多月又出发了。由于城市及铁路沿线尚未解放，我们只能从解放区穿插迂回绕行。先北上至河北邯郸、武安、涉县，山西省黎城、路城、长治、高平、晋城等地，在河南济源过黄河，万人随军团行程历时半年，长途跋涉后在河南洛阳至宝丰一带又休整了一段时间，中原局就在这一带活动。
在这期间，由于华野粟裕副司令员提出了新的战略思维，中央军委决定改由先在江北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主要兵力再行过江。这样以来，我们的南下工作团也改变了去向，全部留在了中原局，分配给了苏豫皖陕等地，随时待命到新区工作。
在宝丰休整时，刘伯承司令员向我们作了一次报告，他说：“我们的战略是品字型大进军，每次战役都会打出一大片新区，需要大批干部，你们的到来，真是雪中送炭及时雨，我代表中原军区热烈欢迎你们：衷心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援！”听了报告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台下长时间热烈鼓掌。
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河南省禹县，然后到八区任区委宣传委员，1948年9月初到了工作岗位。当时的工作环境很艰险，土匪恶霸横行乡里，我们的干部也有被杀害的。我们的工作除抓生产和支前，主要是做“土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成立农会，反匪反霸，减租减息，成立民兵组织，巩固建立新政权。群众的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时经一年多，这些任务基本完成了。
到194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县区领导骨干，全部集中到了许昌地委参加“土改”学习班，历时一个多月。多年来，河南农村久受水、旱、蝗、汤（指汤恩伯）“四大灾害”的祸害，水深火热，90%的农民一贫如洗，长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苦难深重的河南人，耳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改”工作队要下村来，个个盼星星盼月亮，村村都写出了欢迎标语。
在“土改”学习班上，我们迎来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大幅标语首次出现在河南大地的大街小巷。我们更是激动异常，决心做好“土改”工作，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时也下定了决心：要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