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日2时40分，剑云走了。剑云和我五十八年来相濡以沫的许多往事，绵绵不断地涌上我的心头，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是那么清晰。
剑云和我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相遇相识相知相爱而结为夫妻的。1942年四五月间，16岁的剑云，从吉林通化回山东老家看望，参加了共产党胶东区党委海外部举办的学习班，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那一年，日本鬼子实行大扫荡。剑云随胶东区党委机关在老根据地打游击、反扫荡，经常住在游击区牟海县。我在牟海县委做宣传工作，与他见过面，却没有说过话。记得那时他是一个身材瘦长、风度潇洒的小伙子。游击环境下没有条件讲究衣着，十六七岁的他，看上去却有三十好几。
1943年春，受区党委的派遣，剑云返回吉林省通化市从事地下工作，任辽东抗日同盟会的宣传委员，深入矿山，发展同盟会员，组织工人开展抗日活动。
1946年春，平息通化“二·三”叛乱事件后，党从各地抽调了大批干部到通化，充实新生的人民政权。我是第一批从辽东军区调到通化，担任市县（当时市县合一）公安局党支部书记，对外称秘书股长。公安局长是剑云。局里除了检察股长张介世、治安队长耿光甲、户籍负责人赵文栋外，其他干部都是1日警察留用改编人员。公安局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清查、抓捕、审讯敌伪特宪。任务十分繁重，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剑云还要亲自起草对外发布的公告（当时，只有公安局而没有法院、检察院）。从那时起，我和剑云在一起工作，并相互熟悉了。
八九月间，剑云调到第一军分区司令部任秘书，随陈波司令员在辑安（今集安）打游击，经常过江到朝鲜的满埔。12月底，我随辽宁军区司令员赵东彬乘军舰由大连经朝鲜的镇南堡转去满埔，在那儿巧遇剑云。在四保临江的战斗间隙中，我接到分委书记王静同志的小纸条，组织上批准我和剑云结为革命伴侣。
新年过后，我顺江到临江，剑云仍留在朝鲜。那一年的春天，我调到第四专区干校任队长和指导员，剑云也调到专署贸税局当副局长。夏天，我军对四平展开攻坚战，昼夜强攻，伤亡惨重。剑云和警卫员杨秉约参加了攻打四平的前线战斗。战斗中，他的战马身上多处受伤，打了好几个大洞。时处七八月间，天气炎热，伤处生蛆，马痛得直蹦高。不久，剑云奉命到刚刚解放的辉南县朝阳镇当区长，接待从四平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当时缺医少药，在后方比在前线的任务更艰巨。我任梅河口新立屯金厂沟土改工作队的队长，带领干校的学员到农村搞土改。冬天，工作队回城，搞“清理内部”、“站队”、“搬石头”，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都被当成“石头”搬开了，极左路线害了不少好干部。
1948年春，组织上照顾我们，把剑云和我都调到辉南中心县委。剑云任干部学校主任、政务秘书、建设科长等；我在中心县委组织部工作，任县委、县政府、公安局三个单位的联合党支部书记。1994年，剑云应邀去通化参加编写地方党史，一些当年干部学校的学员闻讯赶来看望。他们十分敬重剑云，虽然很多人已经成为当地的领导干部了，但见面时仍向剑云深深鞠躬，称剑云是他们革命的启蒙人。
1948年8月17日，我生下了第一个女孩，取名军光。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很关照。剑云年轻，和他同龄的许多人还在“打光棍”，他白天不好意思来看我们母子俩，晚上等大家人睡了才赶来。他疼爱地对我说：“你受罪了。我不会照顾人，请原谅。”10月末，接到地委的调干令，抽调了五六十位同志，集中起来，南下参加接收城市的工作。我们从通化出发，由一个排武装护送。一路上，虽然很辛苦，我还带着才两个多月的小军光。可每到宿营地，大家都帮着我烤尿布，有的同志还把自己的路费拿出来给小军光买奶粉，令我十分感动。
11月5日我们进了沈阳。第二天，上级指示：剑云、王臻和我留在军管会，剑云负责接收、接待，王臻负责内务及外来干部分送，我管文印及按批条支付少量用钱。新年后，我和剑云分配到公安分局，王臻去工会。
剑云和我结婚后一直忙于革命工作，聚少分多，很少享受到有家的幸福。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条件住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晚上睡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记得解放海龙时，我在干校，和李秀玲住一间房。后来，又与李秀玲一块儿，带着学员到农村搞土改。剑云从战场上下来，无法团聚，他只能派警卫员杨秉约骑着马送个纸条来问我好，简要地写几句关心我的话。沈阳刚解放那几年，剑云做公安工作，十分繁忙：1949年，清理国民党敌伪特务和一贯道首犯；1950年，镇压反革命；1951年抗美援朝；1952年参加“三反五反”。在这些运动中，我们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没有休息和节假日。两个人各住各的办公室，有时，在东北电影院开会，见上了一面，又得集中精力听会作记录，根本无暇说说自家的话。1964年，剑云调到沈阳地委（后称铁岭地委）工作，1978年才调回沈阳市。离休后，我和剑云仔细回忆计算过，从1946年到1978年的32年里，我们俩真正在一起过日子，还不足6个年头。
剑云对待工作，从来都是勤勤恳恳，而且好动脑筋。1950年，市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何侠指派他去五一兵工厂查办放火烧毁电话台的大案。他一进厂就积极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细心地搞政策攻心，全面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很快就挖出了隐藏在厂里的敌特分子，就地正法，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58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沈阳，说沈阳是世界上最脏的城市。剑云担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期间，谨记小平同志的话，每天上班前，早晨三四点钟，都到环卫队和工人们一起扫大街。他发现扫帚把太粗太长，抱着扫地太吃力，就和工人们一起研究，将扫帚把改成细木棒，这样用起来既轻快又省力，减轻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受到了他们的欢迎。这件事省市领导很重视，他们把这项革新作为经验加以推广，沈阳日报还配发了照片进行报道。1962年，辽宁遭遇特大洪水。当时，剑云在领导干部中是最年轻的“小伙子”，省里调他参与抗洪救灾的领导工作。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在第一线，空投饼干、下
水救人、行洪排险、防疫查病，哪里危急就出现在那里……。回到家里，他大便干燥，硬得屙不下来，我帮他用豆油浸，用手一点点儿地抠。稍事休整，他又返回第一线。他对党表示：“我年轻，应该多做工作。”
剑云酷爱学习。战争年代，他就自学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军管会工作结束以后，他曾打算进学校，当一名红色革命教师。他说，当教师可以桃李满天下。但是，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就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坚持学习和写文章。他常常是吃饭看书，走路也看书，走一走就停下来看，同志们推他几下，他都没有感觉，还是不停地看。甚至在1952年他被错误地审查关押期间，还坚持看书和写作。那时，剑云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自学完了大学一至四年级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全部课程，还学习了一些数理化知识，成为了一个能够给大学生讲课的合格的教员。50年代，他曾给中国医科大学和辽宁大学的学生们讲过政治经济学，市政府机关党委也长期请他给干部们讲党课。
剑云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还鼓励和支持我学习。1953年秋，党组织送我上大学，先是在长春人民大学学法律，后来因为生孩子转到东北工学院学理科。我的基础差，学习起来很吃力。剑云当时在北关区当区长，他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让我腾出身子来读书。我每逢星期天回家，他还给我作辅导，帮助我完成作业。有时，老师把我的作业当作范文来念给班上的同学，我心里美滋滋的。我清楚，这里面浸透着剑云的心血！1957年秋，我毕业回到第二工业局担任生产技术科的科长，努力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第二年，我被调到制药公司担任经理和党委书记，还兼任制药厂的厂长。
剑云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孝敬老人，关爱亲友，疼爱自己的妻子儿女。1950年春，宋光同志担任沈阳市公安局的办公室主任。他批给路费，准假剑云回山东接老母亲。剑云从16岁到东北做地下工作，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他大哥一家五口人在战乱时被残害致死；二嫂因是“八路家属”，被拉去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蹲监狱；父亲经不住这残酷的打击，离开了人世；他和二哥在东北做地下工作，七八年杳无音信，老母亲思儿心切，积郁成疾，得了半身不遂症。老人接来后，临时住在铁西公安分局院内四五十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剑云都陪老母亲说话，直到老人高兴了才离去。晚上，剑云陪老母亲吃小灶，由警卫员段俊峰负责，我们和保姆去吃食堂。老人在我们家住了三个月，要去丹东女儿家，在女儿家又天天哭闹着想儿子。剑云原定利用国庆节的假期去丹东看望母亲，却因临时有任务脱不开身而未能成行。“十一”那几天，母亲天天在门前张望，看小儿子来没来。谁也料想不到，老人家突然倒地辞世。每每想起这情形，剑云都十分内疚？实行工资制后，我们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四个孩子都上学上托儿所，我还要不定期地给我老家的老哥和二妹寄钱，剑云也要给在丹东的二姐家一些帮助，我们从来没有因为钱而争吵过。1962年，剑云的二姐因饥饿而严重浮水来沈阳看病，剑云全力以赴。医院抢救不妥，发生了医疗事故，二姐不幸病故，剑云悲伤得痛哭。1973年，我因患胆道蛔虫病，住进市第二院。剑云远在铁岭，他费尽周折才请假回沈。在医院看到我痛得辗转反侧，拉着我的手，留下了心疼的泪水。身边的医护人员感叹道，坚强的老卫生局长也有流泪的时候。剑云爱孩子，也重视他们的品德教育。孩子们小的时候，剑云常常讲一些
“孔融让梨”的古训给他们听。节假日孩子们从学校、托儿所回来，吃水果时，剑云让他们轮流当服务员，给大家分水果，剑云坐在旁边看，看谁把大的水果分给别人，自己留小的，就表扬谁。他经常告诉孩子，从小要艰苦朴素，不要贪图安逸，不要搞特殊化。还特别希望孩子们做事要有钉子精神。他说，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烈火炼真金，患难见真情”。在“十年内乱”时期，剑云没有为了个人的安危而出卖党的原则和丧失革命干部的气节。他不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也不支持任何造反派。派别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说：“哪一派都没有共产党正确，谁也超不过共产党”。1968年6月2日晚，剑云从铁岭回家，说是回来取衣服，话音未落，就传来一阵急促的砸门声。一群造反派来抄我们的家。他们翻遍各个角落，甚至连房屋的棚顶都上去看，把贵重一点的东西和剑云的书稿统统抄走，把剑云当作“反革命”押回铁岭，当晚就进行了严刑拷打。消息传回沈阳后，许多老战友、老部下，都到家中询问情况。铁岭地委的同志怕我们担心，不敢把剑云挨打的实情告诉我们。我和小女儿去铁岭看剑云，他怕我们伤心，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从那以后，我们有近一年的时间没能见面。1969年春天，听说地委的老干部通通被送到康平县古家“劳改”。我从铁岭走了一天找到劳改队。听说给工宣队送毛主席像章才能求见，我就事先带了一些，到了康平把它们交给队长。我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到人，就急着喊：“我要见李剑云！”工宣队长这才打发一个看守去找。一会儿，从“牛棚”里走出来一个人，脏兮兮的脸，破旧不堪的衣服，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剑云。剑云走过来拉着我的手，问：“你怎么能来？”说话时，我看到他的门牙都没有了，难过地说不出话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剑云又问道：“孩子们都在哪里？”我一一告诉他，二女儿丽丽下乡在康平山东屯、儿子小兵在康平四家子、大女儿军光随实验中学去了昌图的什么地方。剑云点点头说：
“告诉他们不要荒废学业，要努力学习，接受教育，锻炼自己，将来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后来，我听说，剑云是反对拷打老干部，与军代表、造反派据理力争而遭到更严厉的拷打的。
剑云在“文革”中被打，导致肾脏严重损伤，晚年身体一直不好。我离休后四处奔波，求医问药，给他治病。1991年，剑云也离休了，我们开始享受生活，每天一起去公园散步、聊天。我们回忆起战争时期夫妻俩很难见面，只能靠传纸条来沟通，都禁不住地笑了。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写：“提高警惕，努力学习”；我给他回条：“在战场上顽强奋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剑云说，有人是先结婚后恋爱，我们是儿孙满堂又谈了一次恋爱。剑云右腿受过伤，我的左腿骨质增生，行动都很不便。剑云和我说，咱们把有病的腿绑在一起，共用你的右腿和我的左腿，就哪儿都能去了。甚至还可以周游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外国的美丽景色，感受晚年的家庭温暖和天伦之乐……
剑云对我一直以大姐相待，无论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的金秋晚年，我帮他做一点小事，他总是十分儒雅地说声谢谢。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为我的一生能有剑云这样的好弟弟、好战友、好丈夫、好老师而感到无比的欣慰。
安息吧，我的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