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边邢仁甫叛变的史实(文/刘贤权)

三工北月 发表于2019-05-29 16:54:51

一、黄骅被刺

1943年1月,我奉命由冀鲁豫回到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任主任。当时的司令员是邢仁甫,政治委员由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兼,副司令员为黄骅,副政委是周贯五。 

这时,日伪军正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和“蚕食”。我冀鲁边军区紧靠津浦路,又是平原区,处境十分困难。从1月至5月,我分散活动之部队及机关即遭敌合击8次,受到很大损失。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对我军的进攻相呼应,从3月起,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更加紧张、复杂。

1943年6月,司令员邢仁甫仍带着少数人住在远离军区机关驻地的望子岛上。王卓如政委去一地委检查工作未回,副政委周贯五3月去山东分局开会,军区领导只有副司令员黄骅在位主持工作。

6月29日,黄骅对我说,他要与参谋主任(参谋长)陆成道同志在军区驻地新海县(现河北省黄骅县)大赵村召开全区侦察通讯会议,了解分析敌情,总结经验,部署下一步的侦察通讯工作。我因到职不久,对军区的工作情况不十分熟悉,很希望参加这个会,多了解一些情况。但黄骅同志不同意我参加会议,他解释说:“机关和会议在一起,人员太集中,目标太大。”为了安全,他要我带机关到别的村子去,待开完会再汇合。按黄骅同志的安排,当晚,我带领机关不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转移到距大赵村十几里路的毕家王文村。军区警卫部队留下一个连和机关少数警卫通信人员为会议警卫。 

第二天上午,黄骅同志在大赵村主持召开了侦察通讯会议。到会的有: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陆成道、作战股长迟田、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政治部锄奸科长陈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通站长齐跃庭(崔逸民);二军分区侦察参谋兼站长刘金财;三军分区侦察参谋兼站长迟麟兆,还有管理股长谢玉山(下午未到会)。下午,会议进行到6时许,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带着手下11个人,从海边冯家堡赶到大赵村,直奔黄骅住处。一进院门即问卫兵,黄副司令在哪?卫兵回答说:“冯队长来了,黄副司令在正房开会。”冯冠奎双手提两把匣子枪突然冲进正房,对着低头记录的黄骅同志大喝一声“不准动!”就开了枪,击中了黄的头部,当即身亡。齐跃庭,迟田等同志正要拿枪还击,被冯的手下抢先开火,中弹倒下。黄骅、陆成道、陈彪、崔光华、董兴根等五同志相继牺牲,迟田、齐跃庭、刘金财、迟麟兆四同志身负重伤。黄骅同志的警卫员李天佑听到枪声,疾速奔向正房,被冯冠奎迎面碰上,一枪撩倒,当即牺牲。警卫战士们闻声赶到开会的房子里,见开会的同志倒在血泊中,急忙转身向外追击。冯冠奎等人边打边向外逃,又有两名警卫战士被击中要害牺牲。这时,在村头负责警卫的警卫连长姜玉山听到枪响,以为敌人来偷袭,迎着枪声赶来,参加追击,一枪射中了冯冠奎的胳膊。冯一边手捂伤口一边夺路往庄稼地里跑,并高喊:“别打枪!这是邢司令叫干的。”警卫连的战士继续追击,没有追上。冯冠奎带着手下的人逃向冯家堡方向。警卫战士们便急速跑到毕家王文村,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 

我听到这一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心里非常难过。当即一面叫来管理员安排后事,通知医生速去大赵村抢救伤员,一面命令军区警卫部队继续搜索,捉拿凶手。随后,我也赶到大赵村察看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同志们照护好负伤的同志,委托县委书记叶尚志同志协助部队同志处理了烈士的后事。为防止敌人乘机扫荡,又组织在大赵村的部队迅速转移。

当夜,我责令政治部宣传科长戴夫等同志赶写了《告边区人民书》,声讨冯冠奎,揭露其罪行;写了《通缉令》,要求:“边区军民,无论男女老幼,皆应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 并向山东分局和11师作了报告。经政治部的同志们连夜赶印,第二天就把《告全区人民书》、《通缉令》全部发出去了。

第二天,敌人即到大赵村一带扫荡,幸亏部队和伤员已经转移,没有损失。这时情况十分紧张,斗争错综复杂。冯冠奎的叛乱刺杀,汉奸特务的造谣破坏,日寇的扫荡和土、顽匪的袭击,使我们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在做好稳定机关同志思想工作的同时,我又通知各军分区负责同志:“要掌握好部队,稳定部队情绪,务必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乘虚而入。”并当面向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彭瑞林同志交待:“务必抓好部队……”彭瑞林同志坚定地对我说:“放心吧!刘主任,我们一定抓好部队……。”在这非常的日子里,我急切地希望王卓如、周贯五同志早些回来,同时也更加缅怀黄骅、陆成道同志。

黄骅、陆成道等同志的牺牲,是边区抗日斗争的重大损失。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好干部、出色的指挥员。我虽到这里工作还不到半年,黄骅同志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一个贫苦佃农家里,7岁就给地主放牛,受尽了打骂和凌辱。1929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转战晋西北。1941年7月由鲁南调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他为人诚恳、朴实,工作踏实勤奋,作战勇敢顽强,勇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是军政兼优的好干部。陆成道同志也是个放牛娃出身的红军干部,四川人,身材魁梧,精力充沛,还没有结婚,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没读过书,但学习刻苦,会写一手好墨笔字,政治上非常敏锐。1942年,他就发现邢仁甫有很多反常迹象,曾向组织上反映过。牺牲的其余3名干部,我和他们常见面,均较熟悉。转眼间,牺牲8名抗日同志,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恨不得一下子抓住谋杀他们的罪魁祸首。 

当时,对于冯冠奎为什么刺杀黄骅等同志,是否有人指使,我了解情况不多。冯冠奎讲,是邢仁甫指使他干的,我怎么也想不到黄骅被刺的背后指使者竟是邢仁甫。这时我在机关主持工作,对此必须慎之又慎。心想既不能放走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7月2日,仁甫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我立即带机关上望子岛,研究黄骅被刺的事。我思考再三,根据当时面临的复杂情况,当即复信:“邢司令:当前我不能上岛,善后工作没有完,还得指挥部队对付敌人扫荡,我带机关上岛,对部队、地方、群众影响太大,敌人也会造谣说我们都吓跑了,将会引起军内外的思想混乱。”我把信交给来人带回。 

邢仁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我当时考虑较多的问题。经了解,同志们讲他自幼生长在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的一个当过土匪的青红帮头子家里,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第29军当过参谋,是旧军官出身。“七七”事变后,他回乡参加了抗日救国军,被推荐为救国军的司令,曾为发展抗日武装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由于受家庭和旧军队的影响,他沾染了许多恶习。他从一开始就培植个人势力,不管什么人,只要与他合得来,就拉入救国军,使所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混进一些不纯分子。 

1938年7月,马国瑞、曾国华、孙继先等同志率八路军来到冀鲁边区后,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冀鲁边游击支队”(后改称平津支队)。同年9月,肖华同志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边区后,将该部队改编为该纵队的第六支队。并派进一些老红军和地方党的干部加强领导,由邢仁甫任支队长。这时,他表面拥护整编,实则不满。在组织上经常利用职权,拉拉扯扯,搞小团体活 动,排斥外来干部;在经济上,他搞小家当,私吞公款达三万余元;在生活上,他贪图享乐,不仅经常吃吃喝喝,而且在他早有妻室的情况下,又看中了三十一支队妇女宣传队队员宋奎玲(是个地主小姐,天主教徒),要结为二房。当组织上不同意时,他耍赖说:我宁愿不当党员,也得和她(指 宋)结婚。闹得乌烟瘴气,最后硬娶为二房,造成了极坏影响。据此,1939年秋,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启华向中共北方局反映过邢的问题,称他是边区的“赘瘤”。山东分局朱瑞同志把北方局转来的李启华的这封信,交给邢看,要他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正错误。他看了这封信不仅不改,反而怀恨在心。1940年春,敌人频繁“扫荡”,挺进纵队主力最后一批向鲁西转移(先后共分九批转出冀鲁边)时,邢仁甫擅自带领专署机关(邢此时兼任专员)逃往鲁西。上级批评了邢的错误,但也宽容了他,被任命为鲁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他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留在一一五师政治部任统战部长。这时,他一面借口对冀鲁边区情况熟悉,公开要求组织调他回冀鲁边,一面指使亲信孙长江(六支队政治 部宣传队长)回冀鲁边搞“拥邢”活动,制造舆论说邢仁甫是 “边区抗日英雄”,“是抗日游击支队的组织者”,“要坚持边区抗战非邢仁甫不可”。搞得边区一些好心的同志,看到周贯五一人主持军事工作太累,以为邢仁甫回来对工作有利,就跟着建议组织上调他回冀鲁边区工作。区党委讨论认 为:尽管邢过去有许多缺点错误,在边区影响不好,但经过党校学习会有改正,即复电表示欢迎。4月间,邢仁甫回到边区任教导六旅旅长兼军区司令。军区在山后村西门外开了欢迎会,他却在会上含沙射影地说:“有些人不欢迎我回来,他们说我是边区的赘瘤,但是我回来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暴露出他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恶劣的思想意识。 

1943年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极为残酷。日寇频繁“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又遭到百年不遇的旱灾、蝗灾。我抗日军民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始终没有动摇,野菜、糟糠吃不饱,就煮蝗虫充饥,咬紧牙关,坚信黑暗过去就是黎明,坚持斗争,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却贪生怕死,带着小老婆和几个亲信,躲到新海县狼坨子对面一个仅有二、三平方公里的沙石岛(望子岛)上。这里没有人烟,连树都不长,吃的用的都得从陆地运,他却认为这里敌人大船过不来,陆地的敌人没有船也上不去,决定在这个岛上搞什么“后方基地”。这样,邢便拉拢一些收容过来的土匪和气味相投的人长期住在岛上,吃喝玩乐,称兄道弟。他还在这远离群众和抗日烽火的岛上,向冯鼎平等一些人散布悲观论,说:“要打倒日本鬼子,等一百年以后!”手枪队队长冯冠奎是个惯匪出身,后来当过汉奸,1942年邢收容了这股土匪,编入军区手枪队。但冯恶习不改,屡犯纪律,破坏军民关系。在弹药奇缺的情况下,冯常坐炕上一手撂铜钱,一手开枪射击,以此取乐。战士们见他如此浪费子弹,都十分愤慨,邢仁甫却袒护着他。对邢的所作所为,军区干部战士极为不满,区党委领导王卓如和周贯五、黄骅等同志对他进行过多次严厉的批评和帮助,希望他改正错误,他也曾表示改正错误。1943年春,山东分局调他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要黄骅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他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对此极为不满,大发牢骚,错误地认为是黄骅告了他的状,组织上不信任他,调他学习是不让他当司令,削了他的军权等等。他以路远、敌人封锁、行动不安全等为借口,要求等到青纱帐起来后再去延安。后经区党委请示山东分局, 分局答复同意他的要求。

黄骅同志遇刺后,接连几天收到军队、地方和群众的来信,反映邢仁甫行动可疑。如:部队驻在后山村时,有一天,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和邢密谈,四股股长张玉璞背地里和人说他俩是天津来的郭振亚、李树凯,是邢做敌军工作的联络人员;也有人反映这两人是日本特务,此事很可疑。后来,邢又派张到津“做敌军工作”,结果一去未归。有人反映,邢是杀害黄骅的主谋,是冯亲口所言。看着这些来信,我也想起陆成道生前对我说:邢仁甫喜欢和一些不明来路的人混在一起,邢的行动很可疑,迟早要惹出祸来。这许多情况使我逐渐对邢仁甫产生了怀疑和警惕。过了几天,王卓如同志赶回来,找李启华和我了解情况。启华同志谈了一些情况,我也向他汇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后事处理情况,以及我听到的种种反映。特别讲了有人反映,冯冠奎逃到冯家堡后,到处骂娘,说邢仁甫叫我杀死黄骅,事成之后给我银子、给我官做,老子胳膊挨了一枪,他不管了等等。卓如同志听完汇报,让把这一事件向山东分局作一次详细汇报。对冯冠奎刺杀黄骅等同志是否与邢仁甫有关持慎重态度。 

第二天,邢仁甫又派人给党委送来了信,约卓如、启华和我一同上岛开会。我们共同研究了邢的来信。卓如同志说:“邢仁甫是司令,副司令被刺,他还不下岛,还让我们上岛?!”于是经研究同意开会,因我们都不便走开,要他下岛和我们汇合。会后责成我负责写回信,约邢仁甫本月10日前按时到新海县毕家王文村汇合,如遇敌“扫荡”时,会期和汇合地点另行商定。几天后,邢仁甫回信,同意下岛开会,说因敌人“扫荡”,建议将会期推迟几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边区几个领导同志都在琢磨这个问题。7月15日,卓如同志的爱人朱凝同志突然从海上赶回区党委,事情真相大白。

二、朱凝同志带来了重要情况

朱凝同志是在清河区养病,受清河区党委的委托,冒着风险,化了装,弄只小舶板,只身划过渤海湾,穿过敌人封锁,又绕过邢仁甫一伙对海上的监视,摸了两天两夜,才找到冀鲁边区党委的。她带来了有关邢仁甫的重要情况。当天,卓如同志便召集紧急会议,有李启华、边区行政委员会

秘书长张永逊、区党委秘书王华民和我五、六个人参加。会上,朱凝同志详细汇报了证实邢仁甫已经叛变的情况??

原来,冀鲁边军区独立团驻在清河区休整。团长冯鼎平带领团部及一营驻在新海县新迁户村,政委姚昌州、副团长贾乾瑞率二营驻距团部90华里的老爷庙村。7月上旬的一天,姚突然接到冯鼎平的急信:“邢司令急电,要我速去望子岛邢处开会,研究黄骅被刺的善后工作,你们速向团部靠拢。”姚看完这封信,急速率团政治处和二营日夜兼程向团部靠拢,驻在新迁户正东的小村。这时冯已去望子岛。在望子岛上,邢仁甫对冯说:“黄、陆被刺,上级终会知道是我搞的,到那时再行动就晚了。现在看来,要立即行动。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独立团控制起来,这是投靠日本人的主要力量。”冯说:“姚昌州、贾乾瑞、辛易之(团政治处主任)在,想把部队控制起来难以办到,他们根本不会听你的。”邢恶狠狠地说:“他们是我们行动的障碍,我发急报,叫他们上岛,干掉他们。你得手后即控制义和庄以北的垦区一带,消灭清河区独立团,南面要顶住清河区部队的北进,把这个地区巩固起来,保障沿海一带与海上的畅通。第二步是往西要发展,同沾化、无棣二县的日军、汪精卫的部队、蒋介石的部队搞好关系,连成一片,就可配合行动。” 

冯鼎平按着邢的旨令,于7月9日下午,返回新迁户村。当贾乾瑞同志看望冯时,门口警卫挡住他说:“冯团长开会,不准别人进去。”贾以副团长身份批评了卫兵,直往里进。冯的警卫员小康以迎接的口气大喊:“贾副团长来了!”给冯报信。贾进屋后见一营教导员刘仁贵在,并无他人开会,屋里静得鸦雀无声,刘仁贵低头不语,气氛反常。当贾询问黄骅被刺情况时,冯却叉开话头,说他路上摔坏了腿不能动等。第二天,冯又偷偷找二营长刘虎臣密谈,却不见团里的几个领导同志。这一连串的反常现象引起了贾乾瑞同志的疑虑,政委姚昌州对冯的做法也很有意见。 

第三天,邢仁甫来了急电:令姚、贾、辛上岛开会。这时,姚、贾两同志又察觉邢还派来几名机关人员,随冯来独立团二营各连,以杜万祥的五连为主,协助冯进行拉拢活动。就在这紧急时刻,冯鼎平找营干部谈话劝说叛变的活动,遭到了抵制。一营教导员说:“冯团长,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二营长刘虎臣对他说:“让我跟邢干?我儿子、女儿都是党员,谁让我叛变革命,谁就把我身上的伤疤给补起来!”他们向冯分析了独立团的情况,部队干部、战士大多是本地人,深受日寇的残酷蹂躏,有的家人被日寇抓去当苦力死在外边,有的家破人亡,大家都对日寇有刻骨仇恨,部队经过多次战斗锻炼,党员占40%以上,抗战思想很坚定。因此,谁想带他们叛变当汉奸,调转枪口打自己同志是万万办不到的,不但拉不走部队,反而会闹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到那时就悔之晚矣!在刘仁贵、刘虎臣的劝说下,冯决定三人 同时分头向组织上揭发邢仁甫的叛变阴谋。当晚,冯鼎平向 姚昌州,刘仁贵向贾乾瑞,刘虎臣向辛易之同时作了揭发。 

第二天,团的几个领导,冯、姚、贾、辛及团总支书记潘大可同志开会研究部署如何巩固部队和及时了解沿海情况,采取措施,以防敌伪配合邢仁甫的叛变、袭击我军等事宜,并对冯鼎平讲出真情表示欢迎。会后,冯鼎平带着警卫员立即去清河军区报告。清河军区党委听了汇报后,立即向山东省分局和11师师部作了报告。分局指示立即转告冀鲁 边区党委。因冀鲁边区党委的电台在邢仁甫那里,为了及时把邢仁甫叛变的消息转告冀鲁边区党委,需要立即派可靠的人去通知。清河区还在研究派谁去合适,朱凝同志听说后自报奋勇接受了这个任务。 

同志们听完朱凝同志的汇报,非常气愤,一致表示要抓住邢仁甫,为黄骅同志报仇!

三、决定逮捕叛徒邢仁甫

区党委听完朱凝同志汇报后,卓如同志说:“邢仁甫确确实实叛变了。他复信同意下岛和我们汇合开会,说明他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他叛变,我们要将计就计,待邢仁甫下岛时,我们借汇合开会的机会逮捕他,送山东分局处理。”区党委并决定刘贤权代理司令员,负责指挥军区警卫部队执行这个任务。以上决定上报山东分局。当时,我不是区党委委员。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接受了逮捕邢仁甫的任务。

会后,我仔细地考虑了执行逮捕邢仁甫任务的复杂情况。当时军区警卫部队虽不象手枪队那样成份复杂,但大多是本地人,有较强的地方观念;有些人跟邢多年,有一定的感情,我来军区时间不长,突然宣布邢叛变了,有的人不一定相信,有意无意走漏点风声也是可能的。另外,也考虑到个别人与邢关系密切,到紧要关头不听党组织的,就难以完成任务了。这样,我感到让军区警卫部队抓邢仁甫,成功的把握不大。于是,我向王卓如同志讲了我的想法,并立即通知三军分区派部队速来军区执行紧急任务。 

7月16日,王卓如同志从邢仁甫派来的警卫人员那里得知,邢仁甫派一个警卫班已下岛,准备与我们汇合开会。卓如同志看到邢仁甫来的这么快,三分区部队还没有赶到,情况十分紧急。为了应付突来的变化,就在邢家王文村再次召集紧急会议。参加会的有李启华和我,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警卫营教导员赵德修、回民支队副政委刘济民、干部科长朱凝、区党委秘书王华民、军区机关指导员王新光等。会上,朱凝同志再次详细汇报了邢仁甫叛变的真相。 

会议决定,由叶尚志、刘冠英带县、区部队到毕家王文村南侧集结,堵住邢仁甫的后路,并防备邢仁甫的亲信潘特(军区后勤部长)和邢朝兴(无棣县长、邢的侄子)来截击。

军区警卫部队,一个连守卫机关驻地,一个连由刘贤权负责指挥,首先包围村庄,尔后逮捕邢仁甫。会议要求我们先进村以会合的形式抓邢,不准开枪。到时候,让邢及其警卫人员分开进房子休息,刘济民带回民支队手枪队几名战士待邢进屋后负责包围邢的住房,软禁邢仁甫;王新光带三名警卫战士负责稳住邢的警卫人员,不服就下掉武器;赵德修带警卫连部分战士包围邢带的警卫班住的房屋,先向他们讲清邢仁甫指使冯冠奎杀害了黄骅、阴谋拉部队叛变投敌的情况,要他们跟党走,有反抗者就下枪。大家接受任务后,满怀信心,认为不开枪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我当时虽然感到立即行动有点仓促,特别是让军区警卫部队执行这个任务,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但也意识到,在这种特殊的突然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变化,区党委决定逮捕邢仁甫是对的,会上的布置也是周密的。

为了严守行动秘密,保证任务顺利完成,会后,我亲自带着警卫班长魏玉和、警卫员常双英赶到毕家王文村,仔细察看了要邢和其警卫人员住的房子,并就地作了具体安排。下午,我和王卓如同志向执行任务的连队作了动员。接着,我又参加了连里的党支部会议,党员态度都很明确,表示坚决跟党走,活捉叛徒邢仁甫,为黄骅、陆成道等同志报仇!连长、指导员还带头表示: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开枪,抓活的,保证完成任务。

16日晚饭后,我带领部分同志刚爬上村子围墙,赵德修、王新光带领部分同志正进村口。走在最前面的是警卫四连连长王爱芝,他一看见邢仁甫的警卫人员,便突然举枪射击,从而引起双方射击。这时,已进村的邢仁甫听见枪声,自知情况不妙,乘混乱之机在其带领的手枪队20余人的掩护下逃出村子跑掉了。事后,王新光同志报告说:拢住了随邢仁甫来的通讯班长祁宝珍和三名通讯员、二名警卫员。这几个人则讲:是他们自己不跟邢仁甫逃跑而停住了脚。刘济民对他们说:无论是拢住的,还是自己回来的,只要革命就欢迎。

邢仁甫另外一个姓张的警卫员被邢的人击毙在村边。这时,我们了解到,邢仁甫不只带了一个班,还带来了手枪队和通讯班。在行动过程中,警卫连长王爱芝的胳膊负了伤。当时,有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听指挥,随便开枪,破坏了抓邢计划。他说看见了邢仁甫,一气之下开了枪,忘了首长不准开枪的指示。当我找王爱芝要弄清他开枪的真实动机时,同志们告诉我,他负伤后转移到后山村去了。 

第二天,三军分区黄荣海副司令和李雪炎副政委带领部队赶来了,他们听说邢仁甫逃跑了,遗憾地说:“等我们到了再动手,邢仁甫怎么也跑不了。”由于没抓住邢仁甫,军区有些同志也产生了埋怨情绪,说等到三分区部队到了再行动也不迟,让警卫连去抓邢,不准开枪要抓活的,结果开了枪让他有了可乘之机溜掉了等等。为了稳定部队思想,我连夜向同志们作了工作,说明这是一种特殊斗争,我们没有经验,区党委决定不开枪抓活的是正确的。行动是急了点,出现了违纪开枪的漏洞,这是教训,但我们坚信,邢仁甫跑过初一跑不过十五,总有一天会抓住他,为黄骅等同志报仇。当时,军区机关和部队中对王爱芝开枪有着种种反映,并认为应追究他违纪的责任。由于敌人频繁“扫荡”,环境恶化,对王爱芝开枪的动机没有追查。

四、叛徒邢仁甫的下场

邢仁甫逃回望子岛,严密封锁消息,控制了岛上一个半连的兵力和冀鲁边区的一部电台与部分司、政、后工作人员。他颠倒是非地对这些人说:“黄骅被刺是托匪王卓如、李启华和南蛮子刘贤权干的,这次又谋杀我,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并印发了《告边区人民书》,妄图用这些假话欺骗边区广大人民。

邢仁甫在此期间分别给边区县团以上主要负责同志写信、发报企图以开会为名,骗他们上岛,企图达到跟他干的就加官晋爵,否则,就杀头喂鱼的目的。私下里便给他自以为是亲信的人写策反信,拉部队、拉人。一军分区副司令员 仉鸿印同志接到邢的亲笔信,要他把部队拉出来跟邢干,仉将这封信交给了司令员傅继泽和地委书记彭瑞林。他恳切地说:“我过去同邢的关系不错,今天他叛变了,我跟党走。”新海县长刘冠英和副政委娄剑锋两同志也接到了邢写来的信,要他们把部队拉上岛,并把县委书记叶尚志的头带去。刘冠英、娄剑锋当即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了叶尚志同志,叶看完信,亲切地拉住他们的手,激动不已。对他们申明大义,坚决跟党走,表示欢迎。叶尚志立即把邢的策反信上送区党委。 

7月17日,边区以战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的名义通令:“黄骅、陆成道同志于6月30日被叛徒冯冠奎刺死??,事实真相是已经叛变仍隐蔽在抗日阵营中之邢仁甫所指使。他 企图杀害更多的抗日领导干部,拉走特务团、独立团投降敌人。邢贼此等行为确系叛变国家、民族,故决定将邢仁甫所兼各职撤销,并通令各级政府、军队、团体、机关及边区人民,一律严拿到案,以法惩办。” 

7月18日,区党委决定:一、派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刘丙寅(老红军)带着王卓如同志的亲笔信,赶赴海边冯家堡、狼坨子一带,把驻在那里的部队带回来。二、通知边区,没有军区政委王卓如同志签署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调动部队和一切财物。 

7月20日,邢仁甫的亲信孙长江,看到大势己去,为形势所迫写了《向区党委的声明》,揭露了邢仁甫密谋杀害黄骅,叛变投敌的罪行。同时,孙长江交出了邢仁甫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上指令其“派人暗杀王(卓如)、李(启华)挽回危局。”区党委把孙长江的声明及邢仁甫写给孙的信,于21日上报山东分局。据此,边区党委再次发了通缉令,并附了孙长江的声明。 

后来,三军分区副司令黄荣海率领部队夜袭邢常住的狼坨子。战斗结束后,叶尚志和娄剑锋两同志在村里拾到了邢仁甫仓惶逃跑时丢下的一个小箱子,里面装满了日用品。其中发现还有邢仁甫亲笔写给沧州日寇头子谷川的一份报告底稿。报告除透露出日寇曾派来一个特务与邢联系外,主要内容是邢仁甫向日寇详细地写了我边区党、政、军的情况及主要干部名单、部队实力、装备情况、长短枪及子弹数目,还有我区领导机关、部队活动规律及常驻地点等等。叶尚志同志立即派了一个手枪队,掩护三军分区锄奸科长杨文会同志穿过敌人封锁区,把这份重要的物证送给了区党委。 

德州地区公安处保存的历史档案里,有1942年曾任庆云县宪兵队情报办公室主任陈甲村的交代材料。材料中提到:“邢仁甫在1942年七八月间,派杨铮侯(当时三军分区司令员)通过冯聚砚(特务)告诉我,黄骅最近的活动区域路线及随行人员情况。特别说是邢旅长告诉的,其意思是说情报准确无误,让鬼子半路截杀黄骅。我当时考虑邢仁甫是旅长,告诉副旅长的活动路线,对此,我很有怀疑是否可靠,向鬼子报告,万一鬼子截不到黄骅,我不仅无功,还会掉脑袋。因此,我没有向日寇报告。”1985年10月在惠民地区召开的冀鲁边、清河、渤海三区地方党史大事记审稿会上,辛国治同志讲:“最近孙长江又交代,他曾参加过邢仁甫密谋刺杀黄骅同志的秘密会议。”冯乐进同志讲:1942年冯鼎平向我透露过,邢仁甫说要杀几个老干部。”可见,邢仁甫杀害黄骅蓄谋已久。

1943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贯五同志从清河区返回冀鲁边,他对我说:“黄骅被刺后,邢仁甫为了掩盖其罪行,极力耍两面手法,利用他控制的电台,多次向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发报,谎报情况,企图骗取山东分局对他的信任。”8月11日,邢仁甫还耍骗术,向山东分局报告说:“他要动身去清河区申诉冀鲁边区事件的经过。”8月23日,山东分局命令邢仁甫带电台到清河区与周贯五汇合。周遵照分局指示,于23日准时到达清河,等候邢的到来,以便做争取他的工作。直到9月初,邢也没来。9月3日,邢却向分局报告:“因精神受到刺激而得了重病,不能前去清河汇合。”9月13日,周贯五和王卓如 (8月6日王卓如到清河区与刘其人、袁也烈同志汇合)研究决定,派特务团政委傅炳翰同志上岛安慰邢并摸清邢是否公开投敌,如没有争取的希望设法把部队和机关同志拉回来,把电台搞回来,如搞不回来就砸毁。傅炳翰上岛后,发现邢仁甫根本没有病,邢见傅就拉拢引诱他叛变,说什么,“你跟我去天津,我给你一座小楼,找个小老婆多快活!”邢见傅不表态,即下令把傅软禁起来。过了一、二天,傅听陈二虎说:邢司令带着小老婆和邢朝兴、卫生部长刘永生于9月17日去天津了(公开投敌)。傅炳翰趁一次上厕所之机,向特务团文化教员李相轩讲了邢仁甫已经叛变了,快叫大家下岛。李相轩悄悄地把消息传开了,没几天岛上的部队逃回来了有一半。邢仁甫从天津回来后,抓住李相轩同志严形拷打。李宁死不屈,并大声喊:“大家快下岛回部队去,邢仁甫叛变投靠了天津的日寇。”邢心狠手毒,下令残害了李相轩。傅炳翰趁夜里海水下潮时逃下岛来。 不久,周贯五又派齐跃庭同志上岛拉部队回来。齐上岛后见到了冯冠奎这个凶手也在岛上,就故意冲冯大喊:“冯大哥!你真好枪法,打死了黄骅、陆成道,还给了兄弟我一家伙,我躺了两个多月,不然早上岛来了。”这一下子使岛上的战士真相大白了。不一会儿,特务团二连指导员崔奎生同志带了八、九个战士来抓冯冠奎,冯见势不好,带着几个人逃到唐山投奔了日寇。这样,岛上部队的同志都闹起来了,刺刀出鞘,子弹上膛,手榴弹揭盖冲向陈二虎。陈看到邢仁甫又外出未归,他怕丧命,就答应给部队派船,齐跃庭便和岛上的部队乘船返回军区。真正死心踏地跟邢仁甫叛变投敌的,只有军区后勤部长潘特、卫生部长刘永生、三军分区司令员杨铮侯、团长杨铁山、通讯站长王瑞卿、无棣县长邢朝兴,此外还有邢收编的海盗陈大虎、陈二虎。后来,这伙叛徒下岛投靠了无棣伪六旅张子良部。邢仁甫带着小老婆宋奎玲、警卫员刘金铭、马侠(刘金铭之父),叛变投敌之后,当上了沧(县)、乐(陵)等“六县剿共司令,”还曾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授予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委任状。

日寇投降后,邢仁甫又当上了国民党在天津郊区的一个专员。1949年初,我军解放天津时,俘虏了邢仁甫。1952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将邢仁甫押到盐山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由原专员王道和等声讨宣判,就地正法。这就是叛变投敌,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邢仁甫应得的可耻下场。 

每当我回忆抗日斗争中这段悲壮的历史事件时,就引起我对黄骅、陆成道等烈士的无限缅怀,对邢仁甫、冯冠奎等叛徒的无比憎恨。邢仁甫叛变投敌绝非偶然,是其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膨胀的必然结果。他政治上悲观动摇,生活上腐化,工作上脱离群众,一心为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这说明 他虽然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他虽然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却没有带领部队投入到抗日烽火中去,以至于发展到为个人谋私利,不惜杀害革命同志,最终叛变投敌,成了中华民族的败类。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就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为个人谋私利,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刘贤权回顾邢仁甫叛变的一段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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