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到1968年，我和刘贤权同志一起工作了4年。在这短短的风风雨雨之中，有几件事使我记忆犹新。
一、刘贤权被扣上了莫须有的帽子
那是在1967年1月，我在兰州军区总医院治病。28日突然接到青海省军区王文英副政委的电话，催我速回青海。第二天，我急急忙忙返回西宁。
那时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刘贤权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刘贤权是新兴的刘、邓路线”，“火烧、油炸刘贤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等等。2月8日，正是除夕，造反派给我家贴了大字报，给刘贤权宿舍大门贴了白色对联，左联是：打倒青海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贤权；右联是：打倒刘、邓在青海省的代理人刘贤权；横批：造反有理。刘贤权十三岁的儿子在兰州读书，寒假回家，他们不准进家，告诉孩子：“你爸爸、妈妈都是反革命关起来了，你要划清界限。”逼得孩子流着泪在火车站蹲了一夜，第二天返回兰州。
二、刘贤权被关押
“文革”初期，青海社会上就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造反派借故抄了刘贤权的家，拳打脚踢，把腰部打伤并于深夜把他押到一间无人居住的平房里审讯逼供，直到黎明前才把他押回家，室内、外都派有武装警戒。并断绝了他与外界的一切来往。还硬说他是“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幕后军师。
三、叶帅电召刘贤权、张江霖进京
1967年3月5日晚，总政来电话：叶帅电召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次日8时，一辆吉普车停在刘贤权门口，还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干部，刘贤权出门上车，我也上了车，武装干部紧跟上车，关上车门，车直驶而去。
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的就自由了，好好休息。”
四、周总理亲自查清了“二二三”事件的真相
1967年3月24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了百余人的大会，亲自询问了青海省委和省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及与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人员，接着宣布了这个决定，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刘贤权处理青海问题，由刘贤权负责筹建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被逮捕的群众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不予追究，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会议开到25日2时30分，周总理宣布散会。当天，周总理又召集刘贤权等同志安排青海军区如何贯彻中央《决定》。对青海军区“支左”任务、方法、步骤作了详细的指示。
26日，刘贤权和我在兰州军区康健民副司令的陪同下乘周总理派的专机回到了兰州，与此同时，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曾征、副政委王文英也奉命赶到兰州军区，在兰州军区首长的亲自指导下研究了青海军区“支左”行动计划，筹建军管会问题。第二天，回到西宁，刘贤权住在55师师部。28日他首先召开省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然后逐级传达，学习讨论，很快的在军内统一了思想认识，他相信省军区广大干部是好的。在55师只住了三天，他就回到军区机关与广大干部战士见了面，讲了话，要求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决定》精神和周总理的指示。
刘贤权深知自己身负重任，但是他总是那样沉着、稳重。在兰州军区工作组的有力帮助下，工作顺利展开，当时刘贤权很尊重兰州军区康健民副司令员和工作组的意见。布置工作，上呈下达的文件都征得他们的意见，一致认为当时首要任务是在军内传达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统一思想认识，其次是释放关押的广大群众。
在释放关押群众的大会上，刘贤权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者应有革命者的胸怀，政策是党的生命，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搞个人恩怨，要正确处理人民矛盾，不准搞武斗，不搞请罪，不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此后，刘贤权逢会必讲按政策办事，绝不准违反政策搞武斗，由于他十分重视政策教育，很快社会稳定下来，人心平静下来，有效地避免了反复，受到周总理的赞扬。
刘贤权同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披星戴月，忍辱负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怀念。
注：作者系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