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刘贤权同志调到铁道兵任铁道兵政治委员。1969年5月，张翼翔司令员调离铁道兵后，刘贤权同志改任铁道兵司令员。
刘贤权同志在铁道兵工作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兼数职，既是军委办事组、办公会议成员，又是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从1970年2月起，又任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组长，并兼管援朝地铁工作。他的担子很重，很繁忙。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在主持铁道兵党委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原则，排除各种干扰，坚持抓铁路建设、部队建设。他勤奋自勉，刻苦努力，忠于职守，严于律己，作风民主，团结同志，在党委建设上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我在贤权同志领导下工作长达七年之久，特别是我调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并任党委常委后作为他的助手，分管铁路工程，同他的接触较多，对他的了解也就更深了。他的优良品质和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刘贤权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和三总部的重要指示，以及重要会议精神，能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向党委、领导干部和机关、部队传达，常常是不过夜，或一竿子插到底，使指示精神及时同群众见面。为了保证铁路工程的圆满完成，他不断组织领导干部带领机关工作组，到各部队检查帮助工作，经常挤出时间亲自下部队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使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在“文革”动乱期间，他又特地从部队调一些干部到机关帮助工作，以保持对部队的不间断指挥，从而稳定了部队，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修建铁路的任务。
他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实施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和加强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凡属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上级的重要指示、铁路工程任务、干部任免、落实政策、部队调动等重大问题，他均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当时他虽然是党委第一书记，但从不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在党委讨论前，他总是先征求主管领导和业务部门的意见，经过书记、委员之间的通气酝酿，提出方案，再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在讨论中，他广泛听取委员的意见，特别注意尊重不同的意见。每个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集思广益，才最后作出决定。有些问题，如干部任免，如有意见不一致，一时难以决定，就下次再议，不勉强作出决定。一旦决定，即按分工由军政主管首组织落实。
他关心和团结老同志，注重机关建设。刘贤权同志来铁道兵时，铁道兵机关是“文革”期间的“重灾区”，原来的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打倒”、“靠边站”，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主任等，只剩下一人，十几名常委剩下两名，形成了当时所谓“二人不成委”的局面。机关部门领导也大部分“靠边站”，机关工作几乎瘫痪。为了恢复党委和机关的日常工作，为“靠边站”的领导干部、老同志落实政策，刘贤权同志同政治委员宋维植同志和其他领导于部密切合作，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并逐个找原来的领导干部谈话，听取意见，反复阐明党的政策，沟通情况，消除误会，促进相互理解，增强领导之间、群众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团结，很快地恢复了大部分领导干部的工作。经过调查考核，又调整充实了一部分新的领导成员，健全了领导班子。他经过认真酝酿准备，于1969年6月召开了铁道兵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和日常工作。对于上级立了案的又一时难以搞清的少数几位领导干部的问题，他组织力量加快调查核实，逐步查清了情况，并报请中央批准，为他们落实了政策，重新安排了工作。
对于“文革”中遭冲击，“打倒”、“靠边”的司、政、后领导和部、处长，也通过做工作，适时予以解放恢复或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同时，又调整充实了一些业务骨干，恢复了机关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充分发挥了机关领导作用。
他在逆境中，既坚持原则，又能正确对待群众。“四人帮”借所谓“批林批孔”到处“放火烧荒”，煽动派性，制造动乱。当时已趋安定的铁道兵领导机关，又开始动乱起来，极少数人跟着起哄、捣乱，把矛头指向刘贤权同志和其他几个领导干部，对之加以种种诬陷。机关的“小帮派”在“四人帮”支持下开大会造舆论，诱逼我们几个人承认这承认那。他们把原本是经过铁道兵党委会集体讨论后，并报党中央、军委批准，调四个营进京修地铁一事，硬说成是未经过讨论，是由刘贤权、彭海贵、张鸿智（副参谋长）三人秘密商定的。并造谣说刘贤权调四个营进京是同林彪搞政变密切相关。为了把这类谎言变成“真事”，“造反派”天天召开批斗会，对刘贤权等领导同志进行逼供。被批斗的人常常在白天折腾得筋疲力尽，甚至有时不让吃饭，晚上又被勒令写检讨，不让睡觉。到了第二天再继续进行无情批斗。
在遭受如此磨难的严峻时期，刘贤权同志坚持原则，顶住压力，不向错误思潮低头，同时又能正确对待群众，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如实向他们说明有关情况。他还劝说其他被批斗的同志，要坚持实事求是，克服急躁情绪，避免同受骗群众冲突，要团结大多数群众。
阴云终有散尽的时候，“四人帮”支持少数人在铁道兵所造的谣言最后也归于破灭。上级经过调查后，澄清了事实，否定了不实之词。到了1974年年底，群众终于理解了事实真相，明辨了是非，消除了对刘贤权等同志的误会。铁道兵党委和部队的声誉也由此受到了维护。
贤权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因水平关系，又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一时不易回忆起来，就留下这篇短文表示对贤权同志的怀念之情吧！
贤权同志，安息吧！
注：作者系原铁道兵副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