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刘贤权将军逝世的消息，我感到很是突然。悲痛之中，不禁回想起“文革”期间，他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时的一些往事。
1970年4月3日，军委办事组突然通知我，22时30分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参加会议的除周恩来、李先念、李德生等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国务院业务组、新华社、广播事业局、中联部、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文化组全体成员（吴德、王曼恬未到会）。
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并讲话。要点是：一、经请示毛主席批准，在国务院下设文化组；二、文化组由吴德任组长、刘贤权任副组长，成员有石少华、于会咏、狄福才、黄厚民、吴印咸、浩亮、刘庆棠、王曼恬；三、文化组下设一个小机构，要首先管好样板团，普及样板戏，排好样板戏。电影、出版、图博以及其它文化工作，以后也要管起来。
与此同时，刘贤权同志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设立文化组的规定》的抄件。这个抄件是与周恩来写给刘贤权的一封亲笔信附来的。信的全文是：“贤权和文化组各同志：送上《中央规定》一份，请在会议中传阅后，存贤权同志处，不再传抄。周恩来，一九七O年四月三日。”
这项任命前，刘贤权同志毫无所知。他从未想到搞了一辈子“武化”的他，竟然会受命去管文化。他也深知文化部门是相当敏感的是非之地，江青一伙独霸文化领域是不准他人插手的。此前他和石少华曾兼管过电影工业，领教过江青的性格乖戾、反复无常、朝令夕改。于是三次坚辞不就。周恩来总理做了说服工作，而江青认为刘贤权不识抬举，在会上狠狠地说：“你的缺点就是推，总是推！”他不好再推了，只能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参加了这心非所愿的文化组工作。
文化组成员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军队和地方来的老同志，如老红军刘贤权和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等；另一部分则是于某某等一批“王朝新贵”，是直接听命于“四人帮”的，他们连周总理都不放在眼里，对刘、石等更不在话下。为此，刘贤权是有戒备的。工作伊始，他就以文化组是国务院机构为由，强调上报文件必须主送国务院，有关文艺方面之事必要时才抄报中央分管文艺的领导。吴德虽为组长，但他兼职很多，工作棘手时就拖了下来。刘贤权作为兼职副组长对工作不能不抓又不敢多抓，但总要干些必要的事情，否则就有消极怠工的嫌疑。于是他除了继续负责电影工作外，只抓了一件复映两部旧影片的工作，不料这件事又触怒了“四人帮”。
鉴于群众对文化生活枯燥和电影园地荒芜，很有意见，吴德在中央政治局建议可否复几部质量好的旧影片，与会同志没有异议。于是刘贤权指定由石少华和我（当时军内职务是8341部队副政委）负责影片的初选。后经文化组全体成员审查通过，拟将《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华山》两部故事片复映。于是在7月21日由石少华起草、刘贤权签发了请示报告。报告中陈述两片都没有问题，请求准许在1970年我军建军节时，与《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两片同时在国内外上映。谁知张春桥首先发难，说这又是个“一山一记”，是有意与样板戏唱对台戏。第三天，他提笔一批：两部影片从编导、演员、内容都有问题，不能上映。接着张春桥和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召集文化组成员开会，并把周总理拉来陪会，要追查黑后台。
追查会颇有戏剧性。于某某想洗清自己，抢先发言，撒谎说：“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气得我拍桌而起，当即指出他参与审片、选片、定片详细经过，并且复述了他当时对选定的复映片肯定性的评价：“现在没有人能拍出这么高水平的片子”，又提出了可以对证者的姓名。于会咏无言以对。这时刘贤权主动发言，承担了全部责任。说明吴德不在，请示报告是他签发的，但同时也据理强调说明，既然是请示，可准也可不准，不同意不复映就是。张春桥气急败坏地反诘：“你负得了责任？！这么大的事，能没有后台？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剐刚上映，你们就搬出《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这不是唱对台戏是干什么？”刘、石和我异口同声否认有后台存在。所幸周恩来在场做主表态，江青也就停止了追查。不过，这次刘贤权又领略了张春桥之流及其亲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伎俩，也预感到在文化组工作前途的多难和莫测。
刘贤权管电影工业，是1969年10月29日，由周恩来任命的。这一天成立了“电影工业协作小组”，宣布刘贤权任组长，石少华和我任副组长（会后，江青不准我管。说：“你参加电影工业协作小组，样板戏拍摄谁管呀？”那期间，我整天在摄影棚里，电影工业协作小组副组长是挂名而已）。刘贤权和石少华是在电影工业混乱无序状态临危受命的。他与石少华一道顶住“以生产压革命”、“搞科研就是走白专道路”的重重压力，把生产和科研恢复起来。他们敢于为科研攻关撑腰作主，为科技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使他们放心大胆工作。在各级领导和职工群众尤其是科技人员的努力下，电影工业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建立了胶片油溶染印车间技术，赶上了当时国际水平；8.75电影放映机和胶片配套也相继研制成功。石少华对此评价说，这些与刘贤权参与分管电影工业是分不开的。但是，当试验拍片审查时，仅仅是由于放映效果彩色偏红，江青又借机发难，她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勃然大怒，斥责刘贤权说；“你除了帽徽、领章哪里还有红的，你说说为什么偏红？你辜负了党和我对你的期望。”江青几次在会上批刘贤权，并决定电影工业由王洪文管，让刘贤权免职。石少华后来回了新华社，我的下场则更惨。权倾一时的江青，一句话就把她认为是异类的老同志“净身出户”。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对刘贤权说：“文化组兼职免就免了吧，这也是你已久的愿望，回去集中精力修好铁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以欣喜和庆幸的心情离开了这危机四伏又毫无文化气息的文化组。
在电影工业协作小组和文化组，我有幸结识了刘贤权将军。我们虽然初次在一起工作，但是心灵相通，能够相互理解和支持，在抵制“四人帮”及其亲信的胡搅蛮缠上是一致的。我们一起度过了那段如坐针毡忐忑不安的艰难时光。刘贤权将军的高贵品格给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他光明磊落，勇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他作风民主，能集思广益，从不个人说了算；他对人和蔼可亲，以平等待人，从不摆首长的架子，保持了普通一兵本色。石少华曾对我说，周恩来对他说过“刘贤权同志执行指示坚决、肯干，是个好同志”，这说明领导和群众对他的评价是多么一致。“四人帮”借机几次发难要抓后台，实际上要我们与他们一起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看到刘、石和我不肯就范，就把我们撵出了文化组。
遗憾的是我离开文化组再未见到刘贤权同志。今春，我奉命进住总参北极寺干休所，巧遇刘贤权夫人，得知她正为编写《刘贤权将军》一书征稿，就特写此文以表达对刘贤权同志的缅怀，愿他英名永垂青史。
199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