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瑞金党校后住了好几天，既没让我去上课，又没安排别的活动，不知是怎么回事？经过询问才知道上一期还没结业，我们这期还得一个多月才能开学，光等着真叫人难受。
有一天，校部通知我说： “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李部长找你谈话”。我去后，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庭，他间了我在哪个部队工作，当了几年兵，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回答后，他说： “还有些天才能开学，现在派你跟谭震林去四都，视察后方医院，回来以后向我汇报。”我知道谭震林同志是福建军区司令员，跟首长去我自然愿意。于是我当即表示： “我愿意跟首长下去视察，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照顾好首长的安全。”
第二天我跟随谭震林司令员出发了。他牵着一匹骡子，带了些行李，既没有警卫人员，也没有别的人陪同，只有我一个人跟随。我一边走心里头一边琢磨：怎么没有别人跟随呢？但又觉得不好过问。我接过牵牲口的缰绳说：“司令员1您骑上走，让我牵着吧。”谭司令员笑着说： “你这小鬼倒挺机灵的。只有一头骡子，我骑上了你就得走路。我们俩还是步行吧，边走边聊不是很好吗？”他不时微笑着问我是哪个单位来的，家住在哪里，几口人？什么时候参加红军的，’连队的情况怎样？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当他知道我是调来党校学习的，高兴地说： “好哇！来党校学习是不容易，要好好学，将来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工作。”后来他沉默了，两眼凝视着前方：、凝视着山岗，默默地走着。好长一段时间才又说： “我们现在的情况还很困难，蒋介石想吃掉我们，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在四次反“围剿”中给了我们极大支持，可也付出了血的代价，遭受了苦难，红军也损失不小；但是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胜利一定还是我们的……。”途中，谭司令员有时骑上骡子走段路，但多半是步行。我们走了六、七十里，太阳快落山时，到了四都后方医院。这个医院收容了约百多各伤病员，他们分住在老乡家中，受到众的精心护理。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医院和病员把我们当作中央代表欢迎，还多次要求他们作目前政治形势报告。于是谭司令员向院的工作人员、伤病员，还有当地区、乡苏埃政府和地方党的干部，讲了形势和任务。首先代表党中央和福建军区向大家表示亲切问，接着讲了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和义，指明了面临的艰苦和困难，要求大家提信心，．坚持斗争，并祝伤病员早日痊愈，恢健康，重返前线。他的报告赢得了热烈的掌，给大家以莫大鼓舞。
当时，这个地区正流行疟疾和痢疾，不少受到传染而患病住院。谭司令不怕传染，不劳累，挨家挨户地看望伤病员，亲切向他们寒问暖，征询意见，不少同志感动得流下了泪。
夜深了。在油灯下，谭司令员还和医院的导、工作人员以及一些老乡交谈着。认真地取他们的意见，并作了记录，还和大家研究何办好医院、医治好伤病员。在医院的三、天时间里，谭司令员没空闲过。
回到瑞金，组织部领导派人把我叫去，让我向他汇报。我如实地谈了医院的情况，汇报了跟随谭司令视察的感受，特别讲了谭司令员平易近人、爱护下级，不怕疾病传染，和伤病员亲切攀谈……。那位领导说： “不要谈这些东西，要谈别的。”当时把我弄懵了。后来他要我汇报下去后发现谭司令员有什么毛病，有什么别的活动。我听后心里有点火，但又不敢发怒，便说： “我如实地汇报，不会拐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回事？”他板脸说：“算了算了，你回去吧！”
后来才听说，那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诬蔑谭震林同志“企图保留一部份机会主义武装，待机用来向党进攻”，并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在遭受诬蔑、排斥之际，谭司令员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仍赤胆忠心地为党工作。我虽然跟随他工作、生活的时间很短，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情操和高尚风格，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还像一颗明星在我的心头闪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