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东烽火(文/赵修德)

15583 发表于2019-06-11 18:12:39

 烽火连天的一九三七年初冬,中共山东省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紧急会议之后,我和武衡、仲曦东、薛绍庚等同志,按照省委指示,从济南赶到潍县城,在撞钟院小学与潍县党的负责人王翼之、陈秉忱等同志取上了联系。然后,武衡同志去高密,仲曦东同志去黄县,我和薛绍庚同志留在昌(邑)潍(县)。在这以前不久,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林浩同志已在博山会议上主持成立了中共鲁东地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鲁东工委),纪方华(又名鹿省三)同志任书记,张文通同志任组织委员,杨涤生同志任宣传委员。我们和纪方华、张文通等同志接上关系后,就在鲁东工委的统一领导下,立即投入了武装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

鲁东起义

    我们来到昌(邑)潍(县)不久,陈兵黄河北岸觊觎山东的日寇,就分两路渡过黄河:一路由齐河过河,占领济南,继续沿津浦线南侵;一路由济阳过河,侵占周村,又顺着胶济线东犯。盘踞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率领十万大军不战而逃;布防于胶济路东段的国民党五十一军,也一枪不放地逃往徐州。鲁东各地的国民党专员、县长们,已如树倒猢狲散,各自带着娇妻美妾和搜刮满囊的民脂民膏,东投西奔,狼狈逃窜;地方上的反动地主豪绅们,则纷纷谋划成立“维持会”,准备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在这中华民族濒于危亡的紧急关头,鲁东工委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打出共产党、八路军旗号,在昌邑、潍县、寿光、益都、广饶、博兴等“布满干柴”的土地上,撒播抗日救亡的 “星星之火”,以期造成全民抗战的“燎原之势”。

    一九三七年十月,博山会议一结束,工委书记纪方华同志立即来到昌邑、潍县,领导两个县委的负责同志开展武装抗日的宣传发动工作。十一月开始,纪方华同志先后在潍县北部的高庄、泊子和昌邑北部的瓦城、集东等村,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多次传达毛主席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北方局发出的“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战斗号召,以及山东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和鲁东工委武装起义计划,组织昌邑、潍县党的骨干力量,具体筹划武装起义,建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在此基础上,两县党的负责同志分赴各地,采用个别交谈,秘密串联,小型集会和文艺宣传等方式,进一步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八路军的抗日战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丧权辱国的投降路线,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号召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举行武装起义,抗击日寇侵略,挽救祖国危亡。大家所到之处,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国热潮:工农学商,各行各业,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争先恐后地为武装起义贡献力量。每一个酝酿起义的村庄里,广大人民情怀激荡,各自预备大刀长矛,到处搜集枪支弹药;每一个宣传抗战的阵地上,抗日救亡歌声漫天飞扬。在整个组织发动过程中,父子、兄弟同参军的动人情景到处涌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上战场的革命佳话到处流传!

    经过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到十二月,潍县北部、寿光东部、昌邑北部、雌县南部、安丘北部相继举行起义,组织起十几股人民抗日武装,打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的抗战大旗。

    一九三七年腊月二十三日,在寒风凛凛、雪花飘飘的小年晚上,纪方华同志顶风冒雪赶到潍北华疃村栾心斋家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各地起义部队领导人会议,参加者有王翼之、薛绍庚、于筱辉、牟龙皋、郭焕中、张子彬和我以及后期参加的李福泽等同志。纪方华同志风尘仆仆,两眼已经熬得通红,但一见面,仍然关怀备至地询问每个同志的近况,了解各地起义的情形。大家促膝围坐,亲密交谈。虽然外面风雪交加,天寒地冻,同志们心里却东风拂煦,春意盎然。汇集各地情况,分析敌我态势之后,决定大年除夕,各地起义的小股部队到潍北泊子、蔡家栏子一带集结编队。

    之后,由于日伪对昌(邑)潍(县)增加兵力,重点布防,给我起义部队全部集结造成了意外困难,遂决定分点集结。潍北和寿东的起义武装在泊子一带集结起三百余人的部队,其他各地的起义武装,则分别在昌北和潍南各自集结起三四百人的部队。

    春节后,潍北的部队在安固一带与日寇打了一场小仗,随即由纪方华、薛绍庚等同志带到了昌北,与李福泽、陆升勋等同志组织的部队会合,继续搜集枪支,扩充部队。

    农历二月初三,陆升勋同志率队包围了昌邑夏店区李家扶宁村李华丰、李百田的地主武装,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让他们献出枪支,为抗日出力。反动地主李华丰玩弄诡计,一面要求我部撤到肖家营村暂候,答应第二天缴枪;一面勾结昌邑城日伪军,纠集数百兽兵,半夜包围了肖家营,火力凶猛地围攻我军。我军防卫无备,仓猝应战。但在纪方华、薛绍庚、陆升勋等同志的指挥下,经过一场血战,击毙了汉奸李百田,分散突出重围。

    纪方华、薛绍庚等同志突围后,先后在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和李福泽同志家里开会,共同研究了集合突围部队,继续扩大力量的具体措施,然后分头行动:纪方华同志坐镇昌(邑)潍(县)北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张智忠、李福泽、陆升勋等同志联系昌邑孙汉三、翟瑞符、翟绍先、陈龙飞等同志,在东壕、卜庄、柳瞳、瓦城、龙池、马渠、永安等处,集合昌邑部队;薛绍庚同志联系潍北牟星桥、牟龙皋等同志,在高庄一带集合潍北部队;我和魏培德、于筱辉、张玉坡等同志带领寿东和潍北的部分部队,联系潍县城南的同志,在大柳树一带收缴枪支,扩充部队;何风池、郭家瑞、高文然、田和宽等同志,则在潍县安丘交界的虾蟆屯一带,发动人民,破袭铁路,收集武器,扩大力量。就这样,同志们满怀着救国激情,艰苦战斗在各个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活动、聚集力量,一九三八年农历二月中旬,在工委书记纪方华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分别在潍北泊子、潍南虾蟆屯和昌邑西永安一带,进一步整编和扩编了七支队,设置了司、政、供、卫四大部,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支队政委由纪方华兼任,支队长王培汉,副支队长刘广汉;司令部参谋长李福泽,政治部主任王翼之,供给部主任翟绍先,卫生部主任王义亭。潍北和寿东的部队编为一大队,大队长魏培德,政委于筱辉,副大队长张玉坡;潍南和安北的部队编为二大队,大队长何风池,政委郭家瑞;昌北的部队编为三大队,大队长陈龙飞,政委翟瑞符;从昌北和潍北抽调出部分部队,编为特务大队,大队长陆升勋,政委薛绍庚;昌、潍两县的部分骑兵,编为骑兵队,队长陈介章。

    七支队在鲁东工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几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到这次扩编,已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成为鲁东东部抗日救国战线上一支兵强马壮的人民武装。

    与此同时,鲁东工委还和寿光县委领导了牛头镇起义,组建起两千多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他们打日寇,战伪军,斗土顽,在寿光一带的抗日战线上日夜转战,大显神威。

昌北会师

    七支队整编后,纪方华同志立即赶到寿光八支队驻地傅家庄,代表鲁东工委和全区人民,亲切慰问八支队指战员,祝贺他们初战三里庄、三合庄,伏击日寇,消灭伪军的重大胜利。随后,纪方华同志与正在八支队的工委委员张文通、杨涤生同志开了一次工委会议,全面分析研究了鲁东的抗战形势。鉴于当时鲁东城镇已大部沦落敌手,日伪军在昌、潍两县增兵设点,重点布防;七支队起义以来,屡遭日伪顽袭扰,斗争相当艰苦,八支队起义和发展较为顺利,但在寿光继续扩大武器装备的余地有限,不利于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决定八支队挥师东进,与七支队会师;扩大武装,协同作战;张文通同志随队东征,杨涤生同志西返临淄,继续负责李人凤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

    工委的决策,受到马保三、韩明柱等八支队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为适应东进会师的战斗需要,八支队进行了一次人员登记和整顿编组,建立健全了支队的参谋部、政治部、供给部机关,并将所辖的九个中队改编为一、三、五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农历二月下旬,经过整编的八支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从傅家庄出发,浩浩荡荡地向昌北进军。

    八支队前来会师的佳音,飞快地传到驻在昌北瓦城的七支队,全体指战员一片欢腾。支队部一面动员组织部队迎接战友,一面派人迎出县境,并在沿途村庄筹备食宿。瓦城村里人声鼎沸,一派喜庆景象:战士们喜气洋洋地收拾房屋,打扫院落;父老们争先恐后地杀猪宰羊,预备饭菜;络绎不绝的人群,涌上南围墙登高远眺,盼望亲人早日到来。

    东进的八支队,在稻田附近的刘家营村前打退了国民党土顽张景月部白朴臣营的袭扰,胜利进入昌北。此时虽已春风送暖,但指战员们都还穿着各式各样的庄户棉衣,一路上风尘仆仆,汗流浃背,即将与兄弟支队胜利会师的喜悦,沿途父老送水送饭、亲切迎送的真情挚意,鼓舞和激励着大家昂首挺胸奋勇前进。八支队进入马渠村,受到七支队代表和昌邑县各界代表的夹道欢迎,稍作休息,继续向瓦城进军。先头部队刚到瓦城南边的龙池村头,出人意料地遭到龙池盛合云地主武装的冷枪袭扰。愤怒的指战员一阵冲锋攻进村内,赶跑了这股横行乡里的地主武装,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随即整队进入瓦城,在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与七支队一、三大队胜利会师。

    为了欢庆会师,鲁东工委和两个支队举行了联欢大会。隆重而又简朴的会场上,锣鼓喧天,歌声不断,熙攘人群似潮,风展红旗如画。各方代表致词后,两个支队的宣传队联合演出了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慷慨激昂的歌声,鼓舞着人们的抗日斗志,《放下你的鞭子》凄婉悲壮的剧情,激发着人们的救国热忱。特别是八支宣传队十八岁的女队员张舜清同志演唱的《流亡三部曲》,紧紧扣住了广大军民的心弦。生动的文艺宣传,把庆祝联欢活动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庄严誓师!

    欢庆会师后,八支队队部移驻龙池,七支队队部移驻白塔。不久,两支部队密切协同,主动地向敌人进攻。柳疃战斗,就是会师后的第一次协同作战。穷凶极恶的日寇正月侵占昌邑城后,一面在城里拼凑日伪政权,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一面纠集兵力进占城北重镇柳疃,修工事,挖战壕,安设据点,重点布防,并网罗土豪劣绅、兵痞流氓,组织“维持会”,成立汉奸队,抓丁抢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两个支队在反复侦察、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共同研究决定拔除柳疃据点。农历三月初一,刘广汉和我带领七支队一、三两个大队进攻柳疃。三大队多是当地人,熟悉地形地物,担任主攻,一大队为预备队。韩明柱同志带领骑兵队和八支队的一个大队,埋伏到柳瞳南边的昌柳公路两侧,准备阻击昌邑城可能来援之敌。

    下半夜,我们从柳瞳西北陈家庄的前线指挥所率队出发,迂回包围了柳疃,拂晓发起战斗。指战员群情激愤,猛冲猛打,开始进展较为顺利,一度攻进村内,杀伤了一些敌人。但由于敌情发生了意外变化,据点里除原有的一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外,突然地增加了大批日寇,加之我军武器很差,又是第一次打这样的大仗,缺乏攻坚经验,所以遭受一些伤亡。但满怀抗日怒火的广大指战员,仍然奋不顾身,英勇顽强地坚持战斗,直到昌邑城日寇出兵增援,在柳疃南部与韩明柱同志率领的阻击部队发生激战,我们才撤出战斗。

    我们从柳疃撤向陈家庄。估计柳疃之敌可能尾随追击,正要采取防范措施时,浑身是胆的七支队三大队战士温朝博同志挺身而出,主动要求自己留下狙击敌人,掩护部队和陈家庄群众转移。他手握“大抬杆”,身背手榴弹,飞快地钻进陈家庄东南路旁的松墓田,警惕地注视着柳疃方向。

    不出所料,战斗的硝烟还未消散,柳疃据点的日寇就倾巢而出,随着凶猛的火力搜索,疯狂地朝陈家庄扑来。前面的日寇一靠近松墓田,英勇无畏的温朝博抬手一枪,“轰”的一声巨响,铁砂扇面形飞出,直打得日寇鬼哭狼嚎,趴在地下不敢抬头。过了好大一阵,日寇又嗷嗷叫着匍匐前进,温朝博瞅准时机,又是一枪。这紧要关头的两“抬杆”,为我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醒悟了的日寇恼羞成怒,小炮机枪齐向松墓田轰击扫射。温朝博腿受重伤,但仍以有我无敌的大无畏精神,坐在地上独战群敌,直到把身边的手榴弹全部甩完。这位民族英雄战士,高喊着“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壮烈牺牲!

    当天下午,阴险狡诈的日寇,又迂回到龙池村南,猛烈地炮击我指挥机关。我支队部一时无兵力抵御,在韩明柱同志所率骑兵掩护下向北撤退,转移到潍北央子一带休整。

    七、八支队首战柳疃,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锻炼了部队的实战能力,扩大了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影响,博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

    通过柳疃战斗,暴露出两个支队联合作战而没有统一指挥的弱点。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根据纪方华同志的提议,工委决定两个支队初步合编。在部队返回昌北瓦城一带时,正式组建起“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纪方华、张文通任政委,马保三任司令,张洪礼、韩明柱为副司令,统一领导和指挥两个支队,但仍保留两个支队的建制和番号,我和王云生分任七、八支队长。

    随后,为了熟悉昌北地理环境,锻炼部队的实战能力,指挥部决定率部东去潍河两岸活动。部队东移时,张文通同志西去昌(邑)潍(县)边境,与尾随而来的寿光土顽司令张景月举行统战谈判;纪方华同志留在瓦城与指挥部后方办事处主任孙汉三同志为部队筹办单衣,一时不能脱身,约定第二天去赶部队。我们指挥部到了潍河西岸潮海村的第二天,却没见纪方华同志赶来,大家不放心,派骑兵队长陈介章带一个班回去接他。陈介章他们刚刚赶到瓦城纪方华同志住处——孙膑大庙门口时,听到院内几声枪响,急忙闯进去一看,混入七支队的叛徒金焰已用手枪打死了纪方华同志,正要上马逃跑。大家悲恨交加,一拥而上,逮住金焰,押回指挥部。经初审,金焰供出是混入领导层的叛徒张洪礼唆使他下的毒手。当晚张文通同志返回后,立即与王云生、王翼之同志组成三人审查小组,连夜审讯,查明罪证,枪决了这两个叛徒,铲除了七、八支队内部的一大隐患。

    纪方华同志,原名鹿效曾,又名鹿省三,党内通信化名秋阳,一九O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山东省莱芜县西牛王泉村。一九二九年冬,他在济南正谊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先后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团委员、中共莱芜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莱芜县委书记、中共山东工委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对革命卓著勋劳。自任鲁东工委书记以来,他高举抗日救国的革命战旗,在恢复和发展鲁东地区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刨建七、八支队的革命事业中,又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一生谦虚谨慎,光明磊落,意志坚强。他的不幸牺牲,是鲁东地区革命事业,特别是七、八支队的重大损失!

东征掖(县)黄(县)

    纪方华同志的牺牲,给部队带来了巨大悲痛,并在指战员中引起了思想动荡。部队去向哪里?如何坚持战斗?在指挥部召开的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多次研讨。有些同志主张,八支队仍回寿光,七支队留在昌、潍两县活动;多数同志则坚持,两支部队团结战斗力量大,又便于工委和指挥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不能分开。尔后又讨论到,胶东日伪兵力较弱,而且地方富庶,枪支较多,正适合我们部队休整补充,扩大武装。经过多次研究协商,最后决定两个支队一起进军胶东。

    五月上旬,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辞别了昌邑父老,队伍整齐地开始东进。第二天,我们在新河一举粉碎了平度国民党土顽十六支队张金铭部的袭扰,见到了特意赶来联系的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和掖县县委书记张加洛以及从黄县赶来的仲曦东同志,随即在沙河镇举行了互通情报的联席会议。这时我们才知道,胶东已在特委书记理琪同志领导下,举行了天福山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理琪同志在雷神庙战斗牺牲后,三军部队由林一山、吕志恒、宋澄等同志带领,掖县已由郑耀南、张加洛等同志领导建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黄县已由仲曦东、陈迈千、李希孔、宋兆炼等同志领导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但被势力较大的黄县国民党土顽司令王景宋合编为“第二支队”。同时了解到,胶东各县的国民党土顽首领,如栖霞辛诚一,招远焦盛卿,黄县王景宋等,都打着抗日招牌,拉起武装,自称“司令”,实则抢占地盘,扩充实力,鱼肉乡民,专搞摩擦。整个胶东形势紧张而又复杂。联席会议商定:为遏制各地土顽势力发展,支援胶东三军扩大防区,七、八支队继续东进,首先解决黄县王景宋、招远焦盛卿等土顽势力。

    接着我部进入掖县城,三支队战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并在经济和物资上给了我部很大支援。我们一面休整部队,为继续东进做好准备,一面通知尚留潍南坚持斗争的七支队二大队随后东征。

    几天之后,指挥部派我和仲曦东同志先去黄县,探明情况,相机行事。

    我们赶到黄县城,先在二支队驻地西关,与李希孔、宋兆炼、陈文其、范心然、从鹤丹等负责同志相会,共同分析了情况,研究了对策。然后,我以八路军代表身份,与仲曦东同志一起,去城里会见了土顽司令王景宋,说明七、八支队奉命来黄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希望他们积极配合。王景宋当时搞不清我们是老八路还是新八路,只是点头哈腰,笑脸奉迎,看样子,是不知如何答复为宜:同意吧,心里存有疑惧,不同意吧,又怕阻挡不住。他闪动着狡黠的两眼,故意避开我们提的问题,只强调县城范围太小,驻不了多少部队。我们摸透了他的心理,接过他的话说:“我们的大部队,可在城外农村和山区驻防,城里只驻后方机关。希望你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他在无可推辞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我军进驻。

    达成协议后,我又和二支队战友研究好驻守西关,把住西门等等问题,立即返回掖县作了汇报。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我带领七支队一、三大队,再去黄县,配合二支队战友,相机解决黄县问题;另一路由韩明柱同志带领八支队一、三、五大队去招远,伺机攻占招远县城。指挥部机关移驻黄山馆,指挥和策应两路兵马。

    我率领先头部队行进到黄县城西北马村时,接到二支队的情报:王景宋探明了我军是新八路,立即改变原议,要派其秘书长前来阻止我军进城。不久,一辆汽车迎面驶来,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下了车,装腔作势地说:“我是王司令派来的秘书长。我们司令有指示,贵军不要进城。”我已想好对策,立即理直气壮地说:“前天我和你们司令达成协议,我军后方机关进驻城里。事隔一天,你们就撕毁协议,背弃前言。破坏团结的一切后果,均由你们承担!”随即下令将其人车全部扣留,率领部队更快速地前进。

    我们到达西关时,王景宋虽已下达了死守城门的命令,二支队战友却早已按照约定方案大开西门,把我们接进城去。王景宋听到七、八支队进了城,惊慌失措地令其部队全部退缩到原为旧县府的司令部大院,妄图负隅顽抗。我们趁此时机,迅速运动和部署兵力,将其四面包围,并将大院周围制高点全部控制起来。这时,王景宋的土顽部队惊恐万状,朝着大院四周胡乱开枪。我们紧缩包围,胜利在握,一枪不发,严阵以待。

    恰在此时,韩明柱同志带去招远的部队,因为土顽早有防备,据城坚守,一时难以攻克,所以随机应变,星夜赶来黄县助战。我向韩明柱同志汇报了情况,共同研究了歼敌措施,叫来扣留的那个秘书长,进行了一番政策教育,令其进院晓谕王景宋:

    “前日议定我部进驻,今又背信弃义,制造摩擦,破坏抗日大业。现在你们已是瓮中之鳖、釜底游鱼,唯有放下武器,争取宽宥,否则即予全部歼灭!”老奸巨猾的王景宋,既不肯投降,又不敢出击,与我军相持了一天一夜。翌日,韩明柱同志挑选出部分优秀射手,分布在各个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射击敌人,枪枪命中,弹无虚发,连续毙敌二十余名,直打得敌人呼爹喊娘,哭叫连天。王景宋这才带着近千名部下缴械投降。这场战斗,我军缴获了一千余支长短枪、十余辆汽车、几十匹战马,以及大批弹药、钱财和军需物资。

    胜利的喜讯一传开,黄县人民欢天喜地,竞相宣传;各界代表箪食壶浆,慰劳部队。黄县城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真比过年还热闹。

    我们一面与二支队战友调整兵力,部署城防,一面令杨成吉同志换上新缴获的军装,乘坐汽车,回黄山馆报告捷音,并迎接指挥部进城。不久听说,指挥部进驻黄山馆的当天晚上,就被早有预谋的栖霞国民党土顽刘万岭部包围。指挥部只有一个特务大队的战斗兵力,敌人数倍于我,情势十分危急。幸而奉命东征的七支队二大队此时赶到,何风池同志身先士卒,率领四个中队投入反击战斗。二大队战士的英勇冲杀,尤其是土炮中队的猛烈炮火,打得土顽晕头转向、伤亡惨重,扔下近百具尸体狼狈逃窜,解了指挥部之围。

    指挥部进城之前,为了展示战斗威力,扩大政治影响,专门整顿了军队风纪。但我军指战员都是穿着各色各样的农民衣裳参加起义的,一直没能换上军装,不论怎样整顿,军容也难整齐。特别是马保三同志,从领导起义就穿着一件旧棉袍,经过半年艰苦转战,早已又脏又破,实在看不过眼去。大家议论一番,硬逼着他换上特务员王纪曾一件稍好点的黑士林长衫,算是为司令整饰了仪容。指挥部列队进城时,在城外夹道欢迎的各界代表,都想瞻仰八路军马司令的威严。商会代表更想抢先把马司令接到商会,以示特别尊敬。结果,他们错把在前带路的杨吉成当成司令,簇拥着接进商会。当他们发现接错时,行装简朴、全军爱戴的马保三同志已随着部队进了城。

    指挥部一进城,立即召开了近万人的军民欢庆胜利大会。马保三和仲曦东同志先后讲话,揭露日寇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战主张,批判国民党顽固派不打日寇、专搞摩擦的反动政策,号召各党派、各阶层团结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同时动员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团结,努力奋战。马保三同志和仲曦东同志的演讲,不断博得春雷般的掌声。

    对待俘获的王景宋及其官兵,我们按照党的优待俘虏政策,不打不骂不杀,经过教育全部释放。自愿参加我军的,一律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人当场报名参了军。

    解放黄县后,我们和二支队负责同志分析当地情况时,陈迈千同志提出:他去过龙口,了解龙口公安局有支四五百人的队伍,武器装备精良。光知道局长姓李,一直没去联系过。大家研究确定,我和陈迈千同志去龙口,先看看情形,再商讨对策。

    六月二日,我俩迎着扑面而来的阵阵海风,观赏着金色的滚滚麦浪,赶到龙口公安局。一见局长,原来是我的同乡同学李梅生。略叙别情,我就把话题转到抗日救国上来。李梅生立即神色庄严地说:“我是中国人,当然赞成抗日救国。我部下有五百多人,只因多是外地人,在这里不敢贸然行事。”我向他说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主张,介绍了七、八支队起义和来黄县的经过,以及参加起义的李建梓、李杰、朱子统、李梦先等寿光老同学的近况,他越听越兴奋,当场表示率部起义,接受改编。接着他又提出,龙口海关有支水上警察部队,所属两个中队,全系英式步枪,还有两挺英式机枪。队长纪永芳,正派耿直,民族观念较强,如能做好工作,也有起义的希望。这天正好是端午节,我们便以过节为由,备好酒筵,晚上由李梅生出面,请来了纪队长夫妇。经过说服教育,晓以民族大义,纪队长也表示愿意参加我军抗日,并答应回去做好部属的工作。

    第二天,这两支部队一同宣布起义,加入七、八支队行列。我们向指挥部汇报后,指挥部决定李梅生所部编为第十三大队,委任李梅生为大队长,派李杰为政委;纪永芳所部编为机炮大队,委任纪永芳为大队长,派李梦先为政委。从此,龙口这个重要港口,成为我军北部的重要屏障。

    我军解放黄县、收编龙口的胜利喜讯,很快传遍了胶东和鲁东各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斗志。热爱子弟兵的寿(光)昌(邑)潍(县)人民,更是不胜欣慰,他们在胜利喜讯鼓舞下,掀起了支援子弟兵的热潮。青壮年们,秘密串联,相互邀约,千方百计冲破土豪劣绅的种种阻挠,越过国民党土顽的层层封锁,赶到黄县报名参军。有时一天数十人,有时一天数百人,一连持续多日,总是络绎不绝。与此同时,仲曦东等同志领导的二支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久改编为第三军第四路军。

    经过几个月的胜利转战,七、八支队迅速扩大为六千余人,五千余支钢枪。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威力,张文通、马保三、韩明柱等同志集体研究决定,进一步整编部队。一是建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军政委员会,张文通任主席,马保三、王云生和我任副主席,还有委员多人,统一领导全军。同时增设军法处,王云生和我兼任正副处长。二是充实加强指挥部机关,统一指挥全军。七、八支队部完全合并,建立健全司令部(参谋长刘广汉、副参谋长马健生)、政治部(主任王翼之、副主任李文、李建梓)、供给部(主任翟绍先、副主任侯连三)、卫生部(主任王义亭)四大部机关。

    此后不久,又根据韩明柱同志提议,在八个战斗大队之上,建立了一、三、五三个区队(团)。一区队下辖一、二、三大队(原为七支的三个大队。政委张子明,区队长李福泽,副区队长吴吉亭。吴以后叛变投敌,被我处决);三区队下辖五、七,九大队(原为八支的一、三、五大队。政委于筱辉,区队长何风池,副区队长郑德卿);五区队下辖十一、十三大队(新编和龙口收编大队。政委王永周,区队长魏培德,副区队长李梅生);指挥部直辖特务大队和机炮大队之外,又将骑兵队扩编为骑兵大队(政委赵青茹,大队长张铭三)。整编之后,指挥部机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司令部在大抓军事训练和战斗演习的同时,为部队建立健全了出操、上课、站岗、值班、请销假等规章制度,带领部队逐步向正规化迈进。政治部一面进行党员登记,建立各级党组织,发展新党员,一面出版《前进报》,编印战士教材,组织文艺宣传活动,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大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供给部为了保障供给,开展了各项活动:一是管好龙口海关税收和富绅募捐工作,保证部队的财政来源;二是建立供给制度,从司令到战士,每人每日二分钱菜金,每人每月两元钱津贴;三是收买布匹,建立被服厂,给部队换上草绿色单军装:四是征收枪支弹药,加强部队武器装备;五是征收骡马,为骑兵队扩充战马,机炮大队和各中队配备驮骡;六是从部队抽调修过枪支、打过铁的技术人员,建立兵工厂,利用征收的旧机床、废钢铁,修理枪械,制造手榴弹。同时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突击造出十余门八二迫击炮和数百发炮弹。

    随着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要不要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日渐突出地摆上了议事日程。鲁东游击队军政委员会、指挥部和黄县二支队负责同志反复做过研究。起初,许多同志对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有的说,我们起义是为抗日,不是为做官,建立政权没啥用;有的虽同意建立政权,却是单纯为了便于筹粮筹款,减少部队工作负担。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后来韩明柱同志向大家宣讲了毛主席有关建立革命政权的论述,介绍了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红色政权的组建经验,详细阐明了抗日政权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澄清了大家的糊涂认识,统一了思想,决定尽快地建立黄县革命政权。

    经过广泛宣传,积极筹备,六月上旬,指挥部代表与二支队负责同志共同召集了黄县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会议。在充分酝酿、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选举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的黄县抗日民主政府,不久又相继组织起工、农、商、妇、学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支援抗战、发展生产等项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后来胶东各地建立革命政权积累了经验。

    此后不久,胶东特委和三军主席林一山等同志率领三军一路军,从文(登)荣(成)牟(平)一带来到黄县,在城东南良集与七、八支队会合。当时,三军的二路军驻守在蓬莱,三路军征战在威海。六月九日,正在我们慰问三军战友的时候,掖县三支队张加洛同志星夜赶来,向特委和三军负责同志汇报三支队四面受敌的紧急情况,请求军事援助。

    原来,国民党顽固派看到胶东各地武装起义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七、八支队东进以来的一系列胜利,阻遏了他们在胶东称王称霸的野心,便互相勾结,密谋策划,妄图分割包围,逐个消灭我们各支抗日游击队。自恃实力雄厚的平度国民党土顽张金铭充当急先锋,捏造三支队扣留他的军火,截夺他的财粮,纠集莱阳、栖霞、招远等县土顽,六月三日四路进攻掖县。三支队四面受围,已处于危急境地。

    为援救三支队,三军林一山、宋澄、吕志恒、柳云光、曹漫之、孙端夫,三军四路仲曦东,三支队张加洛,我部马保三、韩明柱、王云生、王翼之、刘广汉和我,共同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研究了军事行动措施。为使各兄弟部队行动统一,步调一致,有力地打击胶东土顽势力,联席会议决定:三军、三支队和七、八支队共同组成“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马保三为指挥,林一山为政委,韩明柱为副指挥,宋澄为政治部主任,我为参谋长;同时成立“掖县前敌指挥部”,郑耀南、张加洛分任指挥和政委。

    会后,我和刘广汉率领三个大队,星夜赶到掖县城。这时,张金铭部已经攻占了白沙、夏丘堡等三支队防守阵地,并在调集兵力,准备进犯掖县城。因为张金铭是这次围攻掖县的军事首领,他的部队又是围攻主力,所以我们同郑耀南、张加洛同志研究决定,擒贼先擒王,首先向张部开刀。于是,我们配合三支队,立即向占据白沙的张部发起反击。战斗一打响,七、八支队主力正面冲杀,三支队侧面进攻,并派出一股部队迂回包抄,使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激战几小时,余几路土顽群龙无首,一打即溃,各自逃窜。

    七月上旬,联军指挥部派部队协助掖县三支队,一举粉碎了混入三支队的赵森堂、王文峰等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叛乱阴谋,并协助蓬莱二路军战友,一网打尽了周拥鹤等内部叛乱分子。从此,蓬(莱)黄(县)掖(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胶东三军建立了稳固的战斗基地。

挥师邹(平)长(山)

    早在七、八支队黄县整编后期,张文通同志即通过清河特委,向省委汇报情况,请示任务。七月中旬,张文通同志返回后,立即在指挥部扩大会议上,介绍了西行情况,传达了清河特委转达的省委指示。他精神振奋地说:省委制订了以创建沂蒙山中枢根据地为中心的坚持和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党中央、毛主席和北方局刘少奇同志已经回电批准执行。目前省委正在着手创建沂蒙山中枢根据地,命令我部西下清河,从邹(平)长(山)一带越过铁路,急去鲁南,协同省委直接组建和领导的第四支队,在沂蒙山根据地坚持斗争。省委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战斗任务和前进方向。到会的干部,热烈拥护省委指示,一致决定挥师邹(平)长(山)。

    经过紧急动员和组织准备,七月下旬,我们依依惜别了三军战友和黄县人民,挥师西下。

    我部进入掖县时,将旧病复发的张文通同志安排在掖县城休养,然后经由城北祝家,沿着海边西进。七月二十五日,部队行进到土山一带,击退了张宗昌余孽杜广乾策动的拦路堵截,揭穿了杜匪的欺骗宣传,争取了受骗群众。时遇倾盆大雨,平地水深没膝,部队又淌水行军四十余里,进驻到昌邑潍河两岸。

    一到昌邑,一区队长李福泽同志即与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同志取上联系。在此之前,张智忠同志已通过派进昌邑土顽胡鹤亭大队的地下党员,做好了胡部二中队一、二分队官兵的反正工作。为了支援我们,张智忠同志指示这两个分队长董京平、冯丕志,率领所部五十九人起义,带着六十一支枪参加七、八支队,编为一区队直属连。同时,一批批有志青年,也在昌邑党组织的号召下,踊跃参军。全军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但不幸的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大革命时期曾留学苏联的老共产党员王翼之同志,五区队十一大队长、参加七支队创建的共产党员李文光同志,同一天分别在潮海和下营洗澡淹死。我们重返故地瓦城时,同时为纪方华、王翼之、李文光以及柳疃、土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全军指战员心情沉重,庄严宣誓:一定继承烈士们的革命遗志,誓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对烈士的深沉悼念,化成了部队西下南征的强大动力。为了通过国民党土顽张景月的防区,马保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潍北固堤,与张景月当面交涉,迫使张逆不敢沿途袭扰。我部顺着潍北、寿北一线急速西下。八月下旬,到达清河特委驻地苇子河一带。

    刚到苇子河,恰好张文通同志病愈赶来部队。他去清河特委联系,得知山东省委已奉命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他回来传达特委的意见,让我部一面配合活动在邹(平)长(山)的清河三支队,巩固和扩大清河根据地,一面与省委联系,相机过路南征。

    为了会合清河三支队,早日投入战斗,我部又星夜西去邹(平)长(山)。行军途中,武器精良的五区队十三大队为部队前锋,行进到长山九区卫固附近时,突然与一股日伪军遭遇。新任大队长孙善卿同志满腔怒火,亲率部队冲锋陷阵,很快击退了气焰嚣张的敌人,取得了毙敌十余名的胜利战果。但在这场令人难忘的遭遇战中,勇敢顽强的孙善卿同志壮烈牺牲。我们怀着胜利与伤痛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在卫固街会合了清河三支队战友。

    会合后,三支队副司令杨国夫同志详细分析了日伪顽动态和清河地区局势。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随着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活动的日益加紧,更加明目张胆地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日寇抽调华南兵力,回击华北、山东的严重时期,蒋介石密令各地党羽,更加肆无忌惮地制造摩擦,干扰和破坏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我党我军既要时时对付日寇的“扫荡”,又要处处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袭扰。清河区地处铁路沿线,从这个阶段一开始,就南受张(店)周(村)等处日伪军的“扫荡”,北遭各个国民党土顽的袭击。为了粉碎日伪顽的南北进攻,三支队和七、八支队的领导同志共同制订了协同作战计划,决定七、八支队驻防于卫固附近的苑城一带,休整部队,寻找战机。

    九月的一天,得到可靠情报:邹(平)长(山)桓(台)一带的王尚志、李笑文、宋雨田、张景南、高竹军、周胜方、张景鲁、杨湘南八个国民党土顽司令,麇集长山北部焦家桥,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企图在我们新来、立足未稳之际,联合进攻我们。我们立即与三支队负责同志一起,全面分析了敌情,制订了战斗方案,决定抓住这一战机,由韩明柱同志率领一区队,配合三支队战友,长途奔袭焦家桥。他们轻装出发,日夜兼程,神速地出现在土顽前哨阵地裴家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然突破土顽防线,夺路越过孝妇河,好像一群下山猛虎,直向焦家桥扑去。土顽司令们听到枪声,没等摆好仓皇应战的阵势,我军已兵临焦家桥下,机枪猛扫,手榴弹齐轰,紧跟着一阵猛烈冲锋,打得土顽们弃尸遍野,抱头鼠窜,一直溃逃到小清河北。这次奔袭焦家桥,不但毙伤俘敌近二百名,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而且巩固扩大了清河革命根据地。

    焦家桥战斗后,七、八支队留下几个大队和后方人员,驻守小清河南岸韩刘二套等地,其余人马挥师南下,活动于铁路北侧各个村庄。这时候,日寇已将胶济铁路修复通车,日夜抢运战备物资;而为确保运输安全,正在铁路沿线增兵加防。我们则针锋相对,一面发动群众破袭铁路,镇压汉奸;一面四处侦察敌情,掌握日伪动态,伺机打击敌人。

    十一月上旬,我们多次派便衣潜进周村侦察,摸清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和活动规律,经指挥部研究,决定夜袭周村。

    周村的日伪军,重点驻守城里和火车站两个地方,遥相呼应,互为支援。我们挑选了部分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指战员,预先化妆潜入城里作为内应,按照预定计划行事。十一月十六日黄昏,我们先用部分兵力,把车站附近的铁路炸断、电话线掐断,并对驻守车站之敌实行佯攻牵制、迷惑敌人。佯攻车站的枪炮声一响,潜伏城里的指战员们得到行动信号,一齐动手,摸掉城门哨兵,打开城门。我主力部队迅速进城。闪电般地把日伪据点团团包围,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子弹、炮弹下雨似的直向敌阵倾泻。平日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日寇,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昏了头脑,龟缩在据点里死守,不敢出击,我军在围攻的同时,烧毁了日寇特务机关,砸烂了“维持会”,最后,带着俘获的汉奸、伪军撤出战斗。

    夜袭周村,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在铁路沿线日伪军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但在部队撤出周村时,忠勇干练的五区队副区队长李梅生同志突遭枪伤,后经邹平医院抢救无效,翌日午夜以身殉国。

    周村之敌被我夜袭后,终日紧闭城门,死守据点,好久不敢出来活动。十一月末“小雪”前后,有利于游击战的青纱帐全部砍倒,兵力大为增加的周村日伪军,开始对我邹(平)长(山)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这段时间,我在邹平城里养病。记得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韩明柱同志特意从长山西北的指挥部驻地司家庄赶来看我,亲切地询问我的病情,劝慰我安心休养,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中午,我俩正在吃饭,指挥部打来电话说,周村出动的日伪军,正在离司家庄不远的蒙家庄一带“扫荡”。韩明柱同志一听,立刻火冒三丈,扔下饭碗,策马急驰而去。万万没有想到,才过了两个多小时,就从电话里传来韩明柱同志不幸牺牲的噩耗。这次的亲切相会,竟然成为永诀!

    我心如刀绞,热泪纵横,在电话上询问了韩明柱同志牺牲的经过情形。原来,韩明柱同志一回到指挥部,立即率领部队,向蒙家庄迂回急进。他们出敌不意,风驰电掣般地冲到一股日寇阵前,一阵猛磅的机枪、手榴弹压住敌人火力,毙伤日伪数十人。一挺崭新的机枪歪倒在毙命的鬼子射手旁边,被韩明柱同志一眼看到。当时,机枪是极其珍贵而又为我军急需的武器,他立即纵马前去夺取。没料到从侧翼迂回的另一股日寇,火力凶猛地抄袭过来,把韩明柱同志和几个警卫员压在一个坟地里。残暴的日寇一面乘势进攻,一面用火力封锁他们的退路,韩明柱同志勇猛冲杀,不幸中弹牺牲。身负重伤的警卫员吴荣德、郑孝先同志,悲愤交集,舍生忘死,硬冒着枪林弹雨,把韩明柱的遗体背下阵来。

    这个不幸消息一传开,全军上下,悲痛彻骨,怒火冲天,高喊着“为韩副司令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烈冲击。经过一场激战,击退了日伪军对邹(平)长(山)两县的猖狂进攻。

    韩明柱同志,原名张正,河南省光山县人。一九三七年秋,他被中央派来山东,就投入了七、八支队起义和创建的领导工作,对于七、八支队组织建设、战斗指挥、军事训练、作风培养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贡献。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军民热烈爱戴,敌顽闻名丧胆!年仅二十三岁的原红军团长韩明柱的不幸牺牲,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前进的指挥员!

    随着天气渐冷,指挥部决定为部队加紧筹办棉衣,以免南征后增加鲁南根据地的负担。于是,在清河特委的大力支援下,我们将大部分战斗部队留在邹(平)长(山)南部,继续与铁路沿线之敌周旋;指挥部机关带着几个大队,移驻小清河南岸刘田坞、陶唐口一带,收买土布,赶制棉衣。

    就在我们分兵战斗的时候,山东敌酋暗暗纠集了大批兵马,向我清河地区和冀鲁边区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大“扫荡”,妄图扑灭这两个敌后根据地的抗日烽火。

    一天下午,张(店)周(村)之敌突然偷袭刘田坞。待我们组织反击,敌兵已快形成合围之势,炮火凶猛地向我阵地打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新任十一大队长张玉坡同志挺身而出,亲率全队冲向南来之敌,奋不顾身地顶住了即将合围的敌人,但刚刚掩护我机关和群众撤出村来,就被敌人炮火压在村南一条半截沟里。疯狂的敌人,拿出了所谓武士道精神,在机枪小炮的掩护下,嗷嗷怪叫着轮番冲锋。我十一大队勇士们,在张玉坡同志镇定而灵活的指挥下,英勇顽强,沉着应战,凭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土造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张玉坡同志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最后壮烈牺牲。就这样,他们一直浴血奋战到黄昏突围而出,彻底打破了日寇偷袭围歼我们指挥机关的美梦。

   在此前后,我们还配合三支队战友,在益都城北水曲、临淄城北岳家、长山城西司家庄等处,与敌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一直艰苦奋战到十二月,胜利地粉碎了日寇对我清河地区的第一次大“扫荡”。

    七、八支队转战清河几个月,大小战斗十余次,毙伤俘日伪顽五百余名,在粉碎日伪“扫荡”,打退顽军进攻,扭转腹背受敌局面,巩固扩大根据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令人悲痛并永远难忘的是,在这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中,也付出了伤亡战友百余名的重大代价。

    然而,敌人的凶残暴虐,吓不倒富有革命传统的抗日军民;烈士们的以身殉国,更加激发起抗日军民的爱国精神。陈竹村、傅敦五同志领导起义的博兴抗日大队,长途跋涉,历尽艰险,赶来加入七、八支队行列;从寿(光)昌(邑)潍(县)到临(淄)邹(平)长(山),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夜以继日地赶来参军。战友的汇合,人民的支援,补充了我军战斗伤亡和沿途失散的缺额,到过路南征前,部队又发展壮大为建制完整,人员充足,枪支齐全,并配有机枪、迫击炮的兵强马壮的抗日劲旅。

    十二月上旬,林浩、廖容标同志带着四支队一个团从鲁南赶来邹平。全军指战员得此喜讯,欢腾雀跃,以雷鸣般的掌声,热烈欢迎上级代表和四支队战友的到来。

    林浩同志首先告诉我们,为了加强对山东抗战的领导,党中央已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山东分局,并派张经武同志带着大批干部来到鲁中,正在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随后,他传达了分局命七、八支队火速南下,参加创建沂蒙山中枢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并详细介绍了沂蒙山区在山东抗战中的战略地位,说明了创建沂蒙山根据地对于坚持山东抗战的重大意义,要求我们同心协力,早日南下,为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而努力奋战。山东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分局对我军的信任关怀,使我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在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全军上下日夜为南下做准备:发换棉衣,修整武器,安置伤病员,检查群众纪律……在很短时间内,做好了南下的各项准备。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黑夜,虽然呼啸的北风带来了逼人的寒气,广大指战员却心潮澎湃,怀念着牺牲的战友,离开了转战数月的邹(平)长(山),从益都西、淄河东,分两路越过胶济铁路,沿着淄河急速南下。

    部队行进到朱崖、太河一带时,受到了分局书记郭洪涛等负责同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当面领受了创建沂蒙山根据地的战斗任务,随即控制了沂(山)鲁(山)山区之南麻、悦庄等战略要地。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之后,七、八支队于一九三九年春奉命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从此,这支部队在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首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转战沂蒙山,驰骋鲁中南,为人民屡立战功,成为山东抗战的主力之一,在抗日烽火中不断成长壮大。(未校对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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