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3年秋认识白备伍同志的，那是在新四军陈毅军长指派正在新四军卫生部工作的国际友人、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大夫，带了一个医疗小组来山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治疗肾脏病的时候，我是医疗小组成员之一，受到了当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白备伍同志的亲切会见和热烈欢迎，以后一起工作好几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济南解放之初，他任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兼山东医学院院长，我也在山东医学院工作，又在一起相处多年。
在为罗荣桓同志治病期间，白备伍同志和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每当给罗司令员治疗时，都是一起共同商量，互相帮助，密切配合。他有时还陪罗生特大夫步行两里多路，到卫生部直属所去诊治外科、妇产科的疑难病症，或是他们两人密切配合给病人做手术，以及看望伤病员，尽可能地使伤病员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早日康复，重返前线。他们两位愉快地完成救死扶伤任务后，返回卫生部时，同翻译、警卫员等几人一起沿着崎岖的丘陵山坡，谈笑风生，非常开心。当日寇进行残酷扫荡时，为保障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的安全，领导上总让罗生特随司令部转移行动，反扫荡胜利后，白备伍同志及时来看望罗大夫，他对罗大夫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问寒问暖，畅谈胜利的喜悦，使国际友人罗大夫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温暖，更加安心在山东解放区，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贡献。
白备伍同志无论在创建山东纵队卫生工作时期，还是在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卫生部长兼山东省卫生厅厅长，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淮海战役前方卫生部部长的时候，都是忠诚于党的人民卫生事业，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不辞一切辛勤劳累，日夜操劳。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他大力提倡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用简单的工具和材料，克服重重困难，研制了不少用于战伤和常见病、多发病需要的医药用品。在战伤救护方面，从前方抢救下来的伤病员，直接送到后方医院的几个所里治疗。当时处在游击环境，医院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缺医少药，新培训的卫生人员还没有完全掌握扩创手术技术和战伤处理的知识，他当时就到医院的所里去亲自做手术。在进行扩创手术过程中，～边对医护人员讲局部解剖，一边讲如何识别正常的神经、血管、肌肉等组织，用手术除去伤员创口中部分坏死的软组织和骨头等异物。凡经这样简单的扩创手术处理后，伤口很快愈合，保证了伤员身体健康重返前线。
1941年至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时期，山东解放区反复遭受日寇的残酷扫荡，伪顽军的不断骚扰抢劫，战斗频繁，士：上自然灾害，解放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部队供应无着，老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疾病流行，医药奇缺，白备伍同志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想方设法，各方求援，克服一切困难，既要解决好部队卫生工作的医药人员和器材的需要，又要妥善地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好医药方面的急需，1943年秋，他就亲自带领医疗小组到临胸县灾区，对当地200多名患恶性疟疾和流行脑脊髓膜炎等病的患者，进行了有效的防治，控制了疾病的扩散传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北上进驻山东。当时，白备伍同志是山东军区卫生部长，兼任解放区救济总署卫生组长，负责分配医药器材等方面救济品。在接受与分配这批救济物资时，按照联合国救济总署规定救济物资只能用于地方，不允许分配给部队。可是革命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了减少人民子弟兵的流血牺牲，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一切服从前线的号召下，白部长想方设法对这种不合理的限制采取了对策，为部队解决药材器械方面奇缺的困难。这批救济物资主要是由胶东烟台、滨海区石臼所运来，救济物资中有奶粉、蛋粉、药用棉花、纱布、绷带、手术巾、衣服、被服、毛线、毛毯、换药碗盘、担架、磺胺类药、防疟疾药物、破伤风抗素和血清及部分手术器械等，当时华东卫生部宫乃泉副部长派我接运这批救济物资，从日照石臼所运往临沂李家河北山沟里村庄农户家保存，然后再分给部队。那时国民党妄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白天敌人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侦察，汽车无法在白天运输，只好在夜间迅速地运给部队，为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证。
1948年，他在担任淮海战役前方卫生部长时，战争规模大，时间长，伤亡也大。他费尽心血，统筹策划，组织了8个医院，无论是伤员救护、后送、医疗方面，还是药材供应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各医院在距前线十几华里处开展收容伤病员，他提出要求“快收、快治、快转”，并提倡鼓励多收治伤病员，口号是“住下、吃上、治好”。但随着战局发展迅速，特别是前线部队多方面、多路军展开对敌追击围歼时，驻地不稳定，有时医院刚住下来，尚未来得及收容伤病员，又要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追赶部队，当时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因而，提出各医院以收容各自主攻作战方向的伤员，并兼顾其他部队，实行统一救护、收治和运输。在围歼战斗中，一天就有几百名伤员需要收容和后送，后来统计总共收容了2.4万余名伤病员。白部长当时想方设法，竭力为这大批伤病员解决衣食住行和治疗的问题。当时伤病员运转站与前线救护所和后方医院距离很远，伤病员转运极为困难，白部长运用了运筹学的原理，积极建议由每次往前线运输弹药的几百辆汽车，空车返回时，每辆汽车上带运回数名伤病员，可解决长途后运伤病员的困难，从而可使伤病员得到及早治疗，减少伤病残。这一方法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也被普遍采用，大大有利于伤病员的后运和救治。
1949年，济南解放不久，他担任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兼山东医学院院长时，仍然不忘农村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了消灭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最严重的疟疾、黑热病、丝虫病、麻风病、结核病等地方病和传染病。他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卫生防疫的宣传教育，并从上海等地聘请专家和从山东医学院抽调一些流行病与传染病学、寄生虫学和内科专家、教授和大批高年级医科学生到疫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进行疾病普查，对很多患者进行了诊治抢救，送医送药上门，使他们很快恢复了身体健康。
白备伍同志不论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还是在建国以后，他都非常重视医学教育，力求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医药卫生人员。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初到山东感到医务人员奇缺，首先抓医务人员的培训，在非常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办起了多期卫生员培训班和卫生学校，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医药卫生人员。济南解放之初，他兼任山东医学院院长时，为适应全国胜利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把每年招生的数字从以往的数十名，扩大到400多人，并及时帮助扩大临床教学场所，处理好医教矛盾，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这一大批毕业学生中有100多人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救死扶伤工作，另一部分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军医，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充实了地方卫生医疗单位，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锻炼成长为领导骨干。白备伍同志当时为了办好山东医学院和山东卫生事业，还于1950年专程去上海向当时华东卫生部请求支援山东高级人才，当时经华东卫生部同意，留美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专家，就有生化专家陈叔琪，外科专家计苏华、苏应衡、郭荣懋、李兆亭，妇产科专家苏应宽，耳鼻喉科专家骆兆平，黑热病专家王兆俊，结核病专家王德理等，他们支援山东分别担任或兼任了山东医学院教研室和山东省人民医院的有关科主任或副主任，加强了医疗、教学、科研的领导力量，提高了医疗、教学和科研的水平，后来他们都在治疗、教学、科研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白备伍同志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接受组织派遣，1938年4月来到敌后山东沂蒙山区根据地，开展革命部队的卫生工作的。从此以后，他与山东军民心连心，同呼吸，共患难，呕心沥血，历尽艰难，为创建和发展山东八路军革命部队和山东省的卫生事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的一生是为革命艰苦创业的一生，是为革命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铭刻在山东军民的心中，在他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深切怀念他。
（作者为原山东医学院副院长）
1996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