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全国展开大规模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阮途作为辽西省镇反领导小组组长，身感责任重大。由于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派遣的特务分子沉积在辽西地区，给当地镇反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他一再强调，镇反工作搞群众性运动，必须要立场坚定，态度要积极，头脑要冷静。
辽西省公检法三机关抽调部分干部全力以赴审理反革命案件，阮途一方面亲自组织指挥一些重大活动，一方面身体力行，带领干警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摸底，挖掘隐藏最深的、危害性很大的、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在侦察环节上，不搞大轰大嗡，防止先定性后侦察；在批捕环节上，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搞逼供信。对报到省里的重大疑难案件，阮途亲自阅卷后再决定提交到会上讨论决策。
一次，在讨论重大反革命案件时，阮途发高烧39度，大家劝他休息。为了加快办案速度，保证办案质量，他一直坚持到翌日天亮，直到案件按期移送法院后才回家休息。阮途在镇反运动中，由于坚持依法办案，严格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保证了案件质量，减少了许多隐患。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同年3月，阮途带队从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抽调干部6270人，组成628个办案组。他们携卷下乡，认真调查取证。阮途与大家一起深入农村，他坚持证据可靠，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罪该捕办的反革命分子。他在全省提出办理反革命案件必须做到“三要”：一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参加同级审核委员会，严格把住案件质量关；二要严格审批手续，遇有公检法三家意见不一致的必须提交省、市委书记批准；三要各级检察长必须深入反革命案件多、难以定性的案件多的地区，防止错捕、错定案件的发生。这个期间纠正错案168件。
1951年春，我抗美援朝志愿军展开第四次战役。为保卫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保证锦州地区的运输咽喉要道畅通，阮途组织各基层公安干警和民兵沿途设防，连续破获了特务分子对铁路、公路的破坏案件。4月，辽西省公安厅侦察处接到国民党“中委会二组”驻锦州联络员田柏电报：近期由“中委会二组”派遣特务从海上在葫芦岛登陆潜入（田柏是被我抓获后逆用人员）。获取情报后，阮途分析当时有一列装载援朝的军用物资列车从锦州市转运朝鲜，根据敌人活动规律，阮途判断敌特机关这次袭击的目标很可能是这列军用货车。他组织侦察人员经过周密分析，根据敌人惯用的声东击西、丢车保帅伎俩，由辽西省公安厅与锦州市公安局分别在葫芦岛和锦州市设卡。凌晨3时许，果然在葫芦岛抓获两名偷渡的特务。同时又在锦州市笔架山抓获“中委会二组”派遣辽西联络专员蔺占鳌，他携带定时炸弹2枚、美制手雷2颗、无声手枪一把，其任务是组织爆破军用物资列车和发展“中委会二组”在锦州的联络站人员。
1951年初，辽西省公安厅接东北局社会部指示，为适应朝鲜战局的变化，以防不测，决定在锦州设立秘密据点。一旦美军攻占东北，将在锦州的咽喉要道建立地下工作站，对外的公开门面是“鸿宾饭店”，店内一切工作人员不能用北方当地人员。阮途根据上级指示经过严格筛选，决定聘他在南京时结识的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后代齐任水夫妻，办起一幢从不对外开放的“鸿宾饭店”。这项工作由阮途的爱人苏风直接主持。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鸿宾饭店”的工作据点被撤销，阮途又把它作为向南方地区招聘东北建设人才的集散地。
1953年1月，阮途被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委员、政法委员会任秘书长。这个时期，由于共和国建立不久，国家治理极度缺少法律的依据，政法工作只能依靠各个时期的政策，执法工作存在许多困难。为解决执法工作中的缺憾，阮途作为省政法委秘书长，担负着全省判罪量刑指导和协调工作。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搜集案例分类编撰，来指导全省的执法工作。一次，为了解决反革命破坏活动与生产工作中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生产设备或生产工具损坏的界限，他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搜集判例，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与办案第一线的同志广泛讨论研究，编辑成册，报请上级批准，下发后对全省各地执法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阮途在工作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政法委的一切文字材料工作,大多数由他自己起草或认真把关，从不敷衍。由于他工作上认真负责的精神，对下面具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起到了示范作用。
阮途在机关管理上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他任公安厅长期间，上级给他配备了专车，为了给国家节省经费，他常常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他的妻子苏风是1926年9月参加革命，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两个大孩子是烈士的遗孤，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阮途都不准家人乘他的专车。国家规定他们设小灶，苏风作为老干部，身体又不好，理所当然可以进小灶吃饭，行政后勤人员向他提出，被他婉言拒绝。孩子生病去医院从未用过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