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至1946年10月，我就读于当时的济南第一模范小学（即现在的济南市制锦市小学），可说是老济南人了。小学毕业后考入正谊中学，一个学期后又转学到惠鲁商业职业学校。一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实在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回家了。1947年10月，经好心人介绍，我来到大观园市场拜师经商学习卖布。
在布店里干事十分辛苦，这里仅管吃饭而不给工钱，而干起活来却不分“份内份外”，如挑水劈柴、铺床叠被什么都干。当时自己才14岁，身体因营养不足体质较差，干了不到半年就因超负荷劳动而病倒了。病好后原先的差使也被砸了，总的找个吃饭的地方吧。由于当时自己年龄小，不辩事非，哪里管饭就到哪里去，经朋友介绍，我来到国民党第四兵站直属汽车连当了个小勤务兵，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了残酷的欺侮和压迫。
1948年8月，解放军攻打济南的战役隆隆打响，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在济南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济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加入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去。济南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来到长清，经过短暂的整训，我们又奉命挥师南下去攻打徐州。攻打徐州较为顺利，时间不长就被攻克。战争年代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十分紧凑的，就在战斗的硝烟还未散尽时，我们又接到上级的命令，乘火车北上去接受北平傅作义的投诚部队。到了临清接收完国民党投诚起义部队后，我们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鼓舞下，挥师掉头南下，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我们是从江苏的枞阳镇过江的，这时的敌军已成惊弓之鸟，双方刚一交火，他们就丢盔卸甲狼狈而逃。渡江战役结束后，上级发下一张大西南的地图，不久，我们又开始了进军大西南的行动。
1951年5月左右，我们进入四川，当时我任四川忠县警卫营文化干事。我们进川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国民党的残兵游勇和当地的土匪恶霸。
我们驻地附近有股土匪，经常欺压百姓，掳夺百姓的财物，我们决心消灭这股害群之马。有一天，根据确切情报，我们悄悄埋伏在一座古庙里，当这股土匪出现时，我们突然开火，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说起来可笑，这帮土匪不知信的哪门教，声言自己刀枪不入，在稍微清醒后，挥舞大刀嗷嗷扑了上来，我们一顿机枪、手榴弹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阵前立刻丢下几十具尸体，几个残匪一看不妙，灰溜溜地逃跑了。
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对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是非常重视的，在战斗的间隙还组织官兵学习文化知识。那时我仅是初中文化，在部队就成了宝贝，当上了文化教员，那时西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分到部队也是文化教员。当时我们部队根据每个人的文化程度，分成初中班、高小班、初小班，我负责讲授初中班的语文和物理。由于自己文化知识也是有限，讲起课来比较吃力，领导上就派我到全军的文化教员培训基地——成都宝光寺去学习培训。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执教水平显著增长，我教的班参加全军文化大会考，取得平均三分（满分为五分）的好成绩。
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革命军人的天职。1957年12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阔别近十年的泉城济南。回到济南后，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咱公司的汽车二队，干电工。这时候，全国都在搞大跃进，各种宣传标语口号要经常书写更换，当时我的文化水平还算比较高的，还会写几手美术字，就干了工会干事。当时二队的书记是高明章，队长是王焕章。后来赵育健担任队长时，我又调到队部干文书。随后赵育键调到汽车一队任书记，我也调到一队干工会工作，当时的工会主席是张新海。当时我们俩个人的关系特别好，工作中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为车队月月完成任务做出了贡献，连当时的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宫润栋都夸奖我们干得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又调到济南汽车站工作，先后干过站务员、班长、副站长等。那时自己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做到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我当时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即一不徇私情，二不贪污受贿，三不腐化。
现在我离休已六年，党和各级领导没忘记我们这些老同志，公司老干处的夏处长等也经常慰问、看望我们，使我们的心里始终暖洋洋的。衷心祝愿总公司兴旺发达、再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