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南抗日自卫军是八路军冀中军区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独立第二旅是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的军队纷纷向南溃退、敌后处于无政府状态，东光县李习庄一带的地主为了保卫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组织起来的一支民团性质的武装，一九三八年七月接受津南抗日自卫军的改编，驻在东光县城东灯明寺一带，人枪各两千余。
我和被任命为独二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外号叫王棒槌的同志(名字忘记了)，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骑自行车从冀中的深县到了灯明寺，先见到了比我们先到达独二旅的参谋长傅继泽同志。傅继泽、我和王科长是津南抗日自卫军派往独二旅的三个人，算是外来干部。
傅继泽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独二旅的情况：“独二旅是八路军永兴支队帮助改编的，设一个旅部和一个政治部，旅部下设参谋处、供给处、军医处、军械处、副官处等。旅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连，每个团辖两个营。”接着介绍到干部情况：“独二旅的干部很复杂，旅长李文成三十多岁，东北军出身，当过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明的随从副官，是李习庄人。当地地主给他撑腰，所以当了旅长；一团团长刘鼎臣，在国民党东光县政府当过区长、公安分局长；二团团长周均先，国民党员，在旧军队任过营长；一、二团的四个营长宫振江、郭自友、王炳章、王振卿等有的当过旧政府的伪警长，有的当过旧军队的连、排长；参谋处长赵百祥，在旧军队任过营长；供给处长李风琴、副处长钱桂令、副官处长孙铭慈和旅部秘书王汶图、宫馥清等人，有的是地主分子，有的是破落的地主，有的是国民党县党部执委。这些人不仅出身复杂，而且都在四五十岁以上，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是很难对付的。
独二旅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如班排长等多系农民出身，是容易接受教育的。”听了傅继泽同志的介绍。我感到很“憷头”，但既然已经来到独二旅，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抗日，也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随后，傅继泽同志又领着我和王科长到了旅长李文成那里。对于我们的到来，李文成表示欢迎，并向我们介绍了独二旅的情况，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做好独二旅的工作。几天后，李文成又召集全旅连以上干部会议欢迎我们，我在会上讲了部队的政治工作等问题。
大约在九月问，津南抗日自卫军又派来了张一三同志任团政治处主任。在这之前，宣传科王科长回冀中汇报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张一三同志没有分配到团里工作以前，傅继泽、我和张一三都认为，要搞好独二旅的工作，光靠我们三个人，人单势孤，是不行的，必须做好基层干部的工作。因此，我们打算在当地招收一部分知识青年，给以必要的军事和政治训练，然后派到连队去当政治指导员，开展连队里的政治工作。我们把这个设想告诉了李文成，李表示赞同。于是，便由张一三同志负责，在当地招收了四五十名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成立了一个训练队，开始了军政训练，教员主要由傅继泽、我和张一三担任。
约经半年的训练后，就派到连队去工作，也有任营教导员的。为了加强党的力量，我和傅继泽同志还在训练中发展了两名共产党员。我到达独二旅后，与冀鲁边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取得了联系，将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张仲瀚的信件转交给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萧华司令员，并多次与旅长李文成去萧华司令员处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一九三八年秋，国民党高树勋的十军团到达了冀鲁边区，其第四师驻在宁津县内。一天，第四师通知独二旅旅长李文成去开会，李急急忙忙找到了傅继泽同志和我，问怎么办?去还是不去?不去是不行的，但李又不敢一个人去，便要求我陪他一同去。我陪他一起去了。会议内容很简单，参加会议的人也不多，只有十余人。会议开始由十军团第四师师长讲话，大意是高树勋让他负责津南、鲁北的东光、宁津的吴桥、德州、德平一带的抗日，这一带的部队应该统一由他指挥，以便统一行动，以利抗战，等等。保安第五旅和二路军系国民党军队，可由高树勋部统一指挥，可我们是津南抗日自卫军，属八路军系统，凭什么由第四师统一指挥呢?其中必然包藏着祸心。会议只是第四师师长讲了话，其他人没有发言，会后吃了顿午餐我们便回来了。
开会回来后，我和傅继泽同志对十军团第四师召开的会议进行了分析。认为，十军团很可能向独二旅下毒手，想吃掉独二旅。因为独二旅虽属八路军系统，归冀中军区领导，但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无直接领导关系，且独二旅佩戴的是津南抗日自卫军的袖章，而不是八路军的袖章。敌人估计，他们借故解决掉独二旅，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是不会干涉的。李文成开会回来后，也感到事情不妙，希望我们想好应变对策，对付十军团，以免遇到不测。我们决定将十军团第四师召开会议的情况报告给萧华司令员，听取他的指示。
不几天，我带着几个骑兵到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部，向萧华司令员汇报了情况，请示怎么办，萧华司令员热情地要我坐下，让他的警卫人员给我倒好了茶，然后不慌不忙而又坚定地对我说：“你们不要担心，估计他们现在还不敢把你们怎么样。但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今后十军团再召开什么会议，你们不要去参加，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听了萧司令员的指示，我心里有了数，回旅部后，我便把萧司令员的指示向李文成和傅继泽同志作了传达，但李仍然忧心如焚，害怕被十军团吃掉。傅继泽同志和我，也有些担心。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奉命到独二旅工作的，当然不甘心把这支两千多人的武装白白地送给国民党。国民党是不讲信义的，如果十军团真的对独二旅下毒手，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十军团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武器精良，而独二旅却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民团性质的武装，缺乏严格的军事与政治训练，可以说不堪一击。因此，我和傅继泽同志再三密商，决定说服李文成把独二旅所戴的津南抗日自卫军的袖章取下，换上八路军的袖章，使独二旅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这样也许可避免被鲸吞的危险。但几次向李文成建议，李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李文成深深懂得：如果换上八路军臂章，高树勋部要消灭独二旅，就要冒与八路军摩擦的风险，可李文成又怕戴上八路军袖章后，受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挟制”而失去独立性，因而十分矛盾、委决不下。经我和傅继泽同志再三再四地说明和劝导、申明利害，李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同意独二旅换上八路军袖章。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亲自向萧华司令员汇报了如何动员李文成换戴八路军袖章的事。萧司令员同意了我和傅继泽同志的意见，派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董秋农同志带着八路军袖章来到独：二旅。那时独二旅活动到肖家桥一带。董秋农同志先见到了我和傅继泽同志，我们向他汇报了动员李文成换戴八路军袖章的详细情况，然后带他见了李文成。他向李着重解释了换戴八路军袖章的好处，然后向李申明，独二旅仍是冀中军区领导的部队，仍在东光、南皮一带活动，坚持抗日斗争。李文成这才放下心来，命令部队戴上了八路军袖章，从而使独二旅正式成为八路军。
独二旅虽然是一支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中诞生的抗日武装，但抗日积卡及J陛并不高，总想保存实力，没有主动地袭击过敌人，没有主动破坏过敌人的交通线。有一次东光县的敌人出动到六合村一带，二团的一个营和敌人接触，打了一下，撤出战斗后，一团团长刘鼎臣公然向旅长李文成抱怨道：“不应该和日本人交火，这样会得罪日本人的。”李当时没有吭声，但从此再也没有同日、伪打过仗了。敌人两次出动占领二旅驻地灯明寺，人数并不多，独二旅都是毫不抵抗地撤了出来。
一九三九年，日寇开始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独二旅再也不能长期盘踞在灯明寺，而开始了游击活动。当时，部队还可以白天行军，也可以在一个地方驻上较久的时间。即使这样，独二旅营以上干部就已感到生活艰苦了，很不习惯，加上遇到敌人的几次袭击，使他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开始动摇了。有的离开部队回了家，有的甚至跑到敌人据点去了。在敌人没有出动扫荡以前，独二旅就有一些上层人物不来部队，他们好像只有名誉职务，如参谋处长赵百祥、供给处长李风琴等便是这样；有的则白天来部队看看，晚上便回家去了。
敌人扫荡后，这些人就根本不来部队了，但他们对部队仍起着重要作用。从种种迹象中，可以断定这支部队是不可靠的。若形势进一步严重，他们很有可能投敌。因此，我和傅继泽同志曾多次研究，想通过某种手段，尽快整编这支军队，以免这支军队投敌，给革命造成损失。无独有偶，独二旅旅长李文成这时正想解决特务营，因想不出办法，来同我和傅继泽同志商议。我和傅继泽同志密商后，一致同意借这个机会，整编独二旅。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独二旅改编的特务营，均系南皮县人，改编后一直随独二旅活动。特务营营长王奎选很早就向李文成要求回南皮一带去看看，李一直拖延不让走，怕特务营回南皮县后不回来。敌人扫荡后，特务营的人因思念家乡情况，更加迫切地要求回南皮，甚至发生了战士逃跑回家的现象。营长王奎选，据了解是土匪出身，性情暴躁，他对李文成说，如果再不让他们回南皮一带活动，特务营将难以维持，他就自己把部队带走。李文成听了王营长的话，慌了神，让特务营走吧，怕他们不回来，白白丢掉一个营；不让他们走吧，王营长是土匪出身，天不怕地不怕，真要把部队拉走，自己也毫无办法。
李文成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便来找我。这时傅继泽同志因病在六合村一带一个关系户家里休养，部队里只有我在。李文成见到我后，紧锁双眉，用祈求和期待的眼光看着我，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康主任，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一下，你看怎么办好?”我让座后，很客气地对李文成说：“旅长，什么事，你说吧!”“是这样的，你大概也知道，特务营老想回南皮一带去日军在冀中修活动，如果让他们回去，恐怕他们就不会回来了；不让他们回去，王营长公开对我说，让去也得去，不让去也得去。王营长的出身你是知道的，他要是把部队硬拉去，我们是不大好办的……”我想了一下说：“特务营回南皮后，不可能再回来了。不让他们回去，他们就要拉走，确实不好办。旅长，你打算怎样?”“我想……我想解决掉特务营，但是光靠二旅本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康主任，你是不是……去纵队……”
他迟疑地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卜子就猜透了李文成的心理活动，他是想借助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力量解决特务营。因为独二旅确实打不过特务营，于是反问道：“旅长，你是不是想让我报告萧华司令员，请他派部队来解决特务营。”“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但需要康主任亲自出面向肖司令员报告。”李文成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知道，萧华司令员是不会相信他一个人说的话，所以要求我亲自出面。这时，我已决定，要借此机会解决整个独二旅，不然今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为了消除李文成的怀疑，我装着考虑的样子，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对李说：“旅长，我们可以共同向萧司令员报告，就说特务营不听指挥，请纵队帮助解决。但不知道萧华司令员能否同意。”“请你好好向萧司令员说明情况，问题可能不大。”李的态度很恳切。“好吧!我一定向萧司令员好好汇报，请纵队帮忙。”
接着，我俩反复研究解决特务营的方案，一致认为：硬打是不行的。因为特务营一直和旅部住在一起，而解决特务营又是绝对秘密的事，只能李和我俩人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人。如果纵队以武力解决特务营，势必引起别人的极大误会，造成混乱。想来想去，我们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当萧华司令员的部队靠近我们驻地时，我和李先去萧司令员那里汇报解决特务营的问题，征得萧的同意后，请他召集独二旅营以上干部去纵队开会，然后将参加会议的人统统扣留下来，责令特务营营长王奎选把特务营集合。这样，纵队的部队便很容易将特务营包围缴械，二旅的其他部分也不会受到影响和惊恐。这样做是唯一安全保险、不费一枪一弹便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二旅活动到六合村附近时，我深夜到了傅继泽同志处，将我和李研究解决特务营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介绍，并将我个人的想法告诉了他：即乘纵队召集独二旅营以上干部开会的机会，强令李文成命令整个二旅集合，以全部整编独二旅，以免留下后患。傅继泽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完全赞同。
一九三九年六月份的一天，独二旅驻在六合村一带时，纵队参谋长邓克明同志带部队驻在离六合村十来里的河沟李一带。李文成知道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来找我，说：“康主任，听说萧司令员带部队到东光来了，离我们不远，我们是否去看看，把特务营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对他说：“好吧，那我们就去一趟吧。”“此事康主任要先开口，详细汇报特务营的情况，我后讲，作补充。”“可以，我可以先讲，但你也要讲。”因怕引起李文成的怀疑，我还是装着满不在乎。
商定后，我和李文成便带着一个骑兵班出发了。到了河沟李纵队司令部，才知道萧华司令员不在此地，只有邓克明参谋长在。我到了邓参谋长那里，邓参谋长平易近人，对人很热情。他让我们坐下，警卫员给我们倒好了茶后，邓参谋长关心地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这时李文成一直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并向我努嘴，意思是要我先讲。于是我借向邓汇报工作的机会，把解决特务营的事讲了出来，希望纵队帮助解决。我刚谈完解决特务营的事，李便插话：“如果让特务营回南皮一带活动，特务营很可能投敌，给南皮县的抗日斗争增加困难。因此，恳切地要求纵队大力帮助。”我们并讲了如何解决特务营的一些想法。邓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我明天带部队北移，向你们靠拢。”
事有凑巧，我们刚刚谈完，李文成便去厕所。当时只剩下邓参谋长和我，我便趁这个机会悄悄地把我和傅继泽同志密商的解决整个独二旅的想法向邓参谋长作了汇报。邓参谋长当即表示同意，但他又说：“我带的部队不多，怕不行。”我问他萧司令员住在哪里，是否可以连夜调部队来。邓说：“萧司令员住在耿家圈一带，路途不远，可把部队连夜调来。”
问题刚刚决定好，李文成从厕所出来了。如果李不去厕所，我还真发愁，不知如何把解决独二旅的计划向邓克明参谋长汇报。在邓参谋长处又坐了一会儿，我和李文成便回二旅了。在旅部研究了一下谁参加会议，谁留队值班的问题后，我便回住处了。
当夜，我又秘密地到了傅继泽同志处，把情况向傅作了详细介绍。两人想到愿望就要实现了，压在心上的石头就要落地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第二天，邓克明参谋长带着部队移驻到二旅附近一带的村庄。老奸巨猾的一团团长刘鼎臣很警惕，他到旅部找到李文成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纵队靠我们这样近?”由于李文成心中有底，态度坦然，刘便消除了顾虑。第三天，邓参谋长邀集二旅营以上干部去纵队开会。我们在旅部集合，刘鼎臣神色惊慌地偷偷问李文成开什么会，意思是会不会发生问题。李文成微笑着向他嘀咕了几句，才使他放心，坦然地到了纵队。
到纵队后，邓参谋长笑着迎接了我们，很客气地把我们让到北上房。北上房共三间，一明两暗，中间摆着两张方桌，周围摆好了方凳，已沏好了茶，碗里还冒着热气，散发着茶叶的香味。因为是六月份，天气已经热起来了，我们又走了一段路，有的人正擦着脸上的汗水。我们刚刚坐下，从院子里冲进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驳壳枪，严厉地命令我们不准动，说谁动就打死谁，还当当打了两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乖乖地站了起来，举起双手。这时，从门外又进来几个人，拿着绳索，把每个人都紧紧地捆了起来，然后，邓参谋长才慢慢地走进北上房。他坐下后，声色俱厉地对李文成说：“你们独二旅纪律很坏，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告你们的状，你马上下令把部队集合起来，我要讲话。否则，对你将严厉惩处。”李听了邓参谋长的话，紧锁双眉，用探询的眼光望着我，嗫嚅地问道：“康主任，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装着惊奇的样子反问他：“是呀，这是怎么回事?”其他人如丧考妣似的哭丧着脸，呆呆地站着，没有说一句话。
在邓参谋长几次严厉催逼下，李文成终于写了一纸命令，命令值班军官集合全旅。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整编了独二旅。事后了解，除少数干部逃跑外，独二旅全部被整编。当晚，邓参谋长带着部队与萧华司令员在耿家圈一带会师。第二天一早，萧司令员便把我叫去，研究独二旅整编后的善后事宜。从此，我便跟随纵队一起活动。
大约过了十余日，萧华司令员把我叫去，对我说：“准备组建一支运河支队，沿津浦路和运河一带活动。纵队决定你任政治部主任，傅继泽同志任参谋长，你有什么意见吗?”就这样，我便调往运河支队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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