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时礼同志和我都是文登老乡，他的家和我的家相距仅二三十里路，但我们相识却是1947年在烟台，他和我的好友巴枫结婚之后。这以后，国民党进攻胶东时，我们各自在解放军不同番号的部队随军作战，再没有见面。直到1979年他得知我去了济南，拄着拐杖在巴枫同志陪同下，到军区招待所看望我时，我们才在分别30多年后又相聚了。看到当年英俊健康的他，变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伤残军人，我心中百感交集。巴枫简单地告诉我：赛时礼是在胶东保卫战中负了重伤，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却留下了从头到脚的斑斑伤疤。在惋惜之余，我心中燃起了对这位英雄的敬慕之情。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他的敬仰逐步加深。
在军队首长的关怀下，在巴枫同志年年月月、日日夜夜的精心陪护下，赛时礼驱走了死亡的恶魔，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笔耕不懈，用左手“捅”出了《三进山城》等许多优秀作品。小说《三进山城》后来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它是以我的家乡为背景的战争题材影片，加之是老战友的作品，我带着孩子看了好几遍，为的是让他们在幼小的心灵中了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但那时我在东北工作，和赛时礼、巴枫他们失去了联系，并不知道他在身体严重伤残的情况下，寻找到了有价值的生命之路。1987年夏天，我同女儿回家乡去探望87岁高龄的老婆婆。行前，带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成都军区政治部写给济南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一封是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刘汉馆长写给时任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同志的信。这信怎么呈交呢？我犯了难。赛时礼得知后，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使我的胶东之行得到了迟浩田政委的关心和帮助，并参加了迟浩田政委对几位胶东老同志的宴请。赛时礼同志还主动给文登市政府办公室的毕主任写了信，解决了我回乡的落脚之处，并圆了我多年的夙愿——参观了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纪念地。
1997年，他送给我一本《赛时礼作品选》。我翻阅着他写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革命回忆录等40多万字的作品，真是难以想象他是怎样拖着残肢病躯完成的！他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克服多少困难啊！我的眼前闪动着他那坚韧不拔的形象，人们称他为“中国的保尔”，真是当之无愧！
赛时礼对老战友一往情深。他一直很关心我，经常给我打电话，特别是我爱人去世以后，他常来电话安慰我：“在失去老伴后，要坚强地活下去，要保重身体……”在他最后一次住院期间，还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临终前几天，他在电话中对我说：“老于啊，你好吗？我这一次是不行了！人生终有这一天，我坦然处之。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了……以后再也不能帮助你了……”听到他最后的声音，我的眼泪流了下来。过了几天，我接到巴枫的电话，告诉我他真的走了！而且遵照他的遗愿，一切从简。“从简”二字，竞使得我未能发出唁电，不禁愧疚万分！
这篇短文，虽不能完全表达我对赛时礼的怀念之情，但它总归稍稍弥补了我未能发出唁电的遗憾！表达了我对赛时礼的无比崇敬、哀悼之情！英雄的生命虽然终止了，但他的精神与日月同辉，永放光芒！
2002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