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后方
因我的身体在鲁西南战役的万福河阻击战中负伤过重，内脏受重伤未恢复好，加之连续行军打仗，战斗激烈频繁。后来这40余天，因身体极度虚弱，一激烈活动就呼吸困难，咳嗽吐血，同志们就用担架抬着我。于是我就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战场上抬着我一个机炮营的主要指挥员，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看到抬担架的同志，浑身湿的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双肩压得又红又肿。我在担架上就像在针毯上一样。一天，我怎么也在担架上呆不下去了，挣扎着要走路，可是走不成，卫生员连忙跑过来问：“营长，怎么啦？不舒服吗？”说吧，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我嘴里灌了一口救急水。就这样，我仍指挥中野十一纵队三十一旅九十三团机炮营全体官兵与敌进行激烈、殊死拼搏，直到睢杞战役结束。
睢杞战役结束之后部队进入休整阶段。至此，我在担架上指挥九十三团机炮营行军、打仗40余天，部队首长见我重病实在不能支撑，纵队政委张霖之首长亲自动员我回后方养病。1948年7月间，部队把我用担架送到冀鲁豫军区卫生部。
1948年8月26日，在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由军区政治部主任郭影秋给我谈的，叫我到聊阳县任兵役局局长。我提出要求，像我这样的病人，四个已经死去两个了，我身上枪伤、炮伤、弹皮子伤共有70多处，被子弹穿透两叶肺后落下的肺病一直不好，有时还吐血，一块弹片至今还在腿里没取出来，我病得不能活了，叫我死在家里去吧。第二天郭影秋主任过来谈，批准短期退休，回家养伤。
由军区派人，牵着我那匹与我有着生死之交的小枣红马，我趴在马背上，一路风尘，把我送回家。当我们走到后梨园村西头，得知我村乡亲和孩子们都在我村村西头的聊阳公路路西家庙前说话时，我从马背上下来和乡亲们打招呼，我8岁的女儿也在那里和小孩玩，她看到我，就好像看到陌生人一样，我说：“那不是小凤语吗？过来叫爸爸看看。”她跑到我跟前，抓着我的手，昂着头对我说：“爸爸，您痩得皮包骨头，我都不敢认您了。”
当我看到乡亲们在没有剥削，没有机枪扫射，没有飞机、大炮轰炸的和平环境下生活，他们当了主人，再也不用任人宰割、东躲西藏了，我感到无比欣慰，我们出生入死为的啥？不就是为群众能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吗！
进村后，我趴在马上往东走100米路南本来就是我的家，可早就叫日本鬼子大火烧后被夷为平地了。乡亲们对我说：阳谷解放后，过年、过节，搞庆祝什么的都在这个地方。我的家属和孩子仍然住在路北胡同秋生家的那两间小西屋里。孩子把我搀扶到她娘俩住的破落不堪的院子里，我看到北屋仍然是叫鬼子给烧剩下的那个屋茬子，只有两间小西屋摇摇欲坠地立在那里。一进院子孩子就高喊：娘，俺爸爸回来了！家属喜出望外地从那两间小西屋里出来迎接，人活着回来了，很高兴，一家人又团聚了。我从血与火的战场来到家，倍感和平环境的温馨。此时此刻，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那亲如兄弟的战友，他们还在战场和敌人进行血腥拼杀，我怀念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没有他们怎么能有今天的和平环境！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没解放，我怎能安享这和平的日子？我恨不能这病马上好起来，赶快回到那血与火的战场！
在阳谷县四区
1948年9月份回到家，上边给送过来两布袋小米。家中生活困难，养不起马，就把马送给刘窑的亲戚刘润清表弟家了。我在家病情严重、甚至待死，吃么拉么，头几个月只能喝点小米汤，一个米粒也不能喝，直到1949年下半年才能喝点小米粥。我能走动时就坚持锻炼，每天头戴草帽，在本村家西地里割草，或干点轻微的农活。
在我思想上，虽然没死在战场上，在家休养，我是党的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坚定的，我要活在革命，死在革命范围内，以革命生活为终身目的，表现在家休养时，本身有病不能劳动，但我经常以劳动当作治我的病的良药。此期间，我在家休养中以自己为主的发动群众，及说服群众，在本村成立起一处小学，正式的。
在后方休养年余，病情较好一点，因部队整编，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乡亲们建议我在家给家属垒个窝，什么也没有，房子怎么盖法呀。经过联系，拆了王顶村，斗地主斗出来的一间大门，把砖和檩条拉到我家，本村乡亲们白帮忙，我连饭都管不起，各自回家吃饭。封房顶时，秫秸薄上边用孩子搂的梨树叶盖上，梨树叶上边再盖上参着碎麦秸的土。就这样，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三间小北屋，两间小东屋，房檐是秫秸匝的土坯房盖起来了。
正在盖屋子的时候，收到王伯谨同志从北京寄来的信，叫我去北京铁道部工作。家属死活不叫走，非得叫我把屋子盖起来才能走。乡亲们也这样说。我想，也是，乡亲们费这么大的劲，这屋子盖得半半拉拉的算咋着呀。盖起屋子后，家属赶快用小包袱给我包了两件换洗的旧衣服，我背起小包袱就往北京赶。因为盖屋子晚了些天，我到北京后，北京已经安排人了。
那个时候，解放战争刚刚结束，新中国刚成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恢复与重建，各个方面都需要人。1950年2月，阳谷县县委书记杨沧同志把我叫去工作，3月在县委工作担任组长。四月间，在本县四区（七级一带）任公助（即公安助理员），政治待遇吃中灶。我对于治安工作及锄奸工作不熟悉没有经验及常识。于是，我就多学习党的政策及指示，学习和钻研社会治安及锄奸工作方面的知识，如看文件、看报纸、看公安通讯、读革命读本等，以努力提高治安工作的能力，力求达到全区性治安的目的。在学习中我深感到，不学习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上就是盲目的，也不能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担任工作后，我跑遍了四区的整个村镇，四个月把全区的情况全部掌握起来。我便有计划的健全、整顿民兵组织，巩固民兵队伍，打下治安工作的基础。细心大胆地用人，耐心地教育说服下属干部，加强了下属干部的责任心，提高了下属干部的工作能力。在大会上镇压及打击了二流子懒汉，对每个小偷以以毒治毒的办法整治，有计划地改造地痞、二流子懒汉，指出他们的生产方向，使其走上生产道路。
1950年的6月底大旱，上级指示：打井、点种、抗旱。此工作是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时间性很强。在这次，打井、点种、抗旱的重要工作中，我不怕炎热的天气，不怕流汗，不顾生与死要把白地消灭，叫群众多点一棵苗，多收一部分粮。我下去两天召开两个片村，四个行政村的各村干部党员会议，一个自然村的群众会议，带动起韩庄村全体群众起来点种。
正在我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忙于点种时，由干校来了一位沈老师，来到重点村，不谈点种工作如何办，先强调住处，吃饭怎样……，我当时看不贯他那种作风，思想上有些不团结似的。还有表现对张栋廷同志，在商讨工作上讲过怪话，影响到团结，思想根源主要是看不惯他的工作作风，按老干部来检讨这次闹不团结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因为我从小受苦受难，参加革命后又腥风血雨地与敌作战。我总认为，没有了共产党自己就不能活命及存在，有了这样的思想，在工作中一贯的是革命加拼命，只要为党工作，再苦再难我都不怕。我这次出来工作也是带病出来的，病没有恢复好，就出来工作了。在思想上，我一贯地为工作着想，能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我这一生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是永久不会变的。工作作风上一直是雷厉风行，但也有些粗枝大叶。生活作风上我一贯是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吃苦耐劳，上下级的团结好，工作深入，组织观念强，遵守纪律好。同志们对我的评价是，带病工作精神好。但是，我就看不惯那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苗头和享乐主义思想的苗头，看不惯贪图享受、工作马虎、作风漂浮、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的人。一看到这，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就想说两句。我喜欢那种泼泼辣辣拼命干工作的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团结，这是我在以后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人各有不同吗。另外，我还有家庭观念，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有时请假回家看看，这也是我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注意的。
我一面抓春耕、植棉，一面抓镇压反革命工作，把反革命分子管制起来。在三大生产战役中的打堤、修河、护麦、护场中，强制被管制人员及坏人在各种运动当中积极劳动。搞了几个月的治安工作，搞了一个模范治安区。
此期间，我在七级镇京杭大运河的东岸租了三间屋，让家属住。因为区部就安在大运河东岸不远的家庙里，这里离区部比较近，往北不远再往东一拐就是区部。这三间屋是个很破旧的腰屋，所谓腰屋，就是三间屋的中间那一间前后通着，东面、西面都有门，说它是东屋也行，说它是西屋也中。其他两边的两间都是单独的屋，两间屋的门对着开，也就是说中间这间屋有四个门。冬天在两边屋里住，夏天就在中间腰屋里住，在腰屋里家属放两个大榆木板凳，一头一根板凳，中间放上破木板子就算是床。
1951年7月间的一天夜里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雨水灌进了屋子里，家属就叫仅有11岁的大女儿凤语，用洗脸盆往屋外刮水。屋子因年久失修，一下大雨，东边的墙往外扇过去了。墙一倒过去，房顶的那一半就塌下来了。大女儿正刮着水哩，就觉着地猛一震，呼咚一下子就好像一个大闷雷朝头上劈下来了，她回头一看那边咋这么亮哎，屋子的墙没有了，她拿着洗脸盆就往外跑，跑到外边一看，大运河里的水咆哮奔腾，她娘还没跑出来，害怕啦，边哭边喊：“娘，快子里出来吧，屋子歪了！”此时她娘也听见孩子喊了，但她没有往外跑，她正在倒塌的屋子里到处摸二女儿里。这个二孩子是1950年11月底出生的，我给她起了个名叫凤芝，可同志们给她起了个名叫“抗战尾巴”，因为她是刚打完仗出生的，长的黑胖，都好逗她，就这样就叫起来了。家属怎么摸也摸不着了，上哪去来，也听不见孩子的哭声，听见的只是风声、雨声、雷声和大运河里水的咆哮声，后来终于在大榆木板凳底下摸着啦。原来房子一塌，把用来支撑床的一根大榆木板凳震歪了，“床”也就散了，孩子从“床”上掉到板凳底下去了。她赶快把孩子揣到怀里（她穿的是大襟褂子），跑出来，就跟大孩子跑到大孩子的同学秦玉玲家里去了。到了人家，家属解开怀一看，孩子的头朝下里。当时从板凳底下摸着就往怀里揣，一慌慌抱倒了，幸好没闷死。她们在秦玉玲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听到信后就回到七级，把她们接到区部里（家庙），在家庙里找了一间屋把她们安顿下来，几个月的二孩子看到屋顶梁上绘着的彩色蟠龙图案和屋内几蹲面目狰狞的各路神仙，吓得哇哇直哭，大女儿也紧抱住她娘的胳膊不放。没办法，只能暂时委屈她们。我把家属孩子安顿好后，又走了。当时，正在抢险救灾，顾不上家。那个时候的那种工作作风，那种革命干劲，那种革命精神，至今想起来，仍是很值得回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