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瀛革命自传(32、退休以后)整理/王风芝

王风芝 发表于2019-06-26 00:53:01

退休在家

      由于战争年代我身体多处受伤,加之解放后拼命工作,我的身体逐渐垮了下来, 两手和双臂严重震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及大部分自理生活的能力,经医生诊断说是得的帕金森氏病;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及肺气肿又加重了;下肢浮肿,腹水、胸水、肝功能减退,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性浮肿,Ⅱ°肝硬化,肺原性心脏病,我不能坚持工作了。1958年7月21,领导照顾我的身体健康,让我退休,并考虑到我干公安工作认真负责,得罪了不少人,让我带枪在家养病,用以防身。我从繁忙的工作中退下来,感到很不适应,就给时任济宁军分区司令员,我的老首长岳舜卿写了封信,他很快给我回信了:

月瀛同志:

来信收到,知你因病下放到乡村,这样对你的病是有好处的,希你安心在乡村修养,不要急躁。年龄大了的人总是增添毛病,与青年时代不同了,我现在也有此感觉,我的饭量你是知道的,现仍未减。但开会久了不如从前精神好,走路不如从前轻快,这都证明年老了,强也强不上去了,到不了年龄这些问题总体会不到的。在大跃进中,大有赶不上的趋势。好在我现在很好,请勿念。   此致

敬礼

                                                                     岳舜卿

                                                                                          7.25 

      岳司令的开导,使我心情好多了。我一方面治病,一方面锻炼身体,做些拾粪、割草、养猪等农事劳动,以使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为党多做些事情。

      1959年3月,我的病比较轻一点,就到九都杨村看望了杨耕心烈士的家人,又到曹庄看望了曹万年烈士的家人,之前来时,看到曹万年的孙子拿着曹万年在法国带回来的背搭子装土玩哩,经过他家人的同意,我把那个背搭子带回家,后存入博物馆。又到后李庄西北地里李贯一的坟前,忽然,远方吹来阵阵清风,摇拂起坟丘上的草,又缓缓地打起几个漩涡,发出轻轻地呜呜声,随即又轻轻地飘去。我把一把柏树枝端放在坟前,静静地伫立着,久久地注视着,注视着这沉寂的坟丘,唉,16年了……,我幸存下来,你却永远地别去了,别去了……,一阵微风拂面吹来,使我在沉思中醒悟。后我又到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看望了徐翼及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傍晚我还到了冯子肃家,和冯子肃说了一阵子话。闲下来了看看老战友,说说知心话,也减少了许多思念之苦。我从邯郸回来后,安镇区委书记王正光非叫我任梨园大队林业大队支书。我家梨园村,老辈子留下来很多梨树,村子四周都是大梨树,有的梨树大的,树身子两人用双臂都搂不过来,因为疏于管理,结的梨不但质量差,产量还低。我就联系果树技术人员到我村教大伙管理梨树的技术,我亲自带领群众给梨树剪枝、施肥、喷药。过麦后,林业大队就解散了。这年,梨树果实累累,梨收得很好,当年获得大丰收,光梨钱就换了五万四千多元(当时鸡蛋2分钱一个)。经县委书记批准,扩大园益,1959年古历10月间,我带领本村几个群众到聊城的付家坟、靖堤口、田庄购买苹果树苗,连夜用地排车拉到后梨园,我又和大伙当夜挖沟把苹果树苗的根埋到沟里,以保障苹果树苗的成活率。之后,我又发动附近各校学生,以我为主,为后梨园村的两个生产队,在村的东北地里栽了2000棵苹果树。

      1959年大队的收益不分配,光分的粮食柴款,分了一千伍佰元。有的群众问我:“收益款不分怎么办?”我说:不满,你们可以找他们。在这个时期,他们大肆贪污、浪费、镇压及剥削群众。我往区委反映情况,区委不听,这我就不问了。

      1959年底,我又得了旧病,浮水下去又转上干瘦病,每天拾粪,除此之外,啥事都不管。有时群众向我提出要求:“对党对群众有利益的事你就办。” 

      1960年之后大饥荒,群众吃树枝条的嫩芽、地瓜干、榆树皮碾面掺和着糠菜吃,还有的到小河沟里抓鱼,几乎能吃的都吃了,还是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此期间,我村群众到我家借钱的也多了起来(我心里明白实际是跟我要钱,多的打个借条,少的连借条都不打,事后没有一个还的)。为此,我家里家属和孩子净吃菜窝窝也几乎要断顿。我想:就是我这一家人不吃不喝也满足不了庄乡的需求,解决不了大问题。之后,我就到贵州找我的老战友,给村上的群众要吃的。我到贵州后拜访了我的老战友和老首长,他们帮忙给我在贵州弄的甜菜疙瘩榨出糖后剩下来的渣,又用汽车运到后梨园村北打谷场里。乡亲们马上把这救命的甜菜渣分了,给群众解决了一定的困难。到了小梨能煮着吃的时候,乡亲们就煮给梨树疏果时剪下来的小梨吃。秋后,我又尽力协助生产队种好麦子。

      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发展、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经济开始好转。阳谷县开始兴修水利,水利部门决定接着阳谷城城南的明堤东干渠,从阳谷城南到阳谷城东,一直往北沿着聊阳公路东侧,挖一条聊阳公路沟,也有的人称聊阳河。开始水利局规划这条河要经过后梨园村西和村北,沿公路到郭店屯,在郭店屯南边往东归赵王河。聊阳河在我们村西头走,我村有户人家碍着挖河的事了,得拆她家的院墙及堂屋西头那一间,她就坚决反对,要求河改道,找的当时在中央水利部当监察室副主任的王筱湖,王筱湖又通过关系叫聊城地区水利局给阳谷县水利局下了个文件,意思是:这条河从陶楼往东归赵王河,陶楼往北不能动。陶楼在我后梨园村南六、七里地,往北不能动,就是不叫这条河从后梨园村西头过了。之后阳谷水利局就要改变这条河的设计方案。如果改变了设计方案,这条河要少经过四五个村庄,受益的群众也就相应的少了。村上的群众意见很大,反复地找我,一致要求按原规划挖。我就义不容辞地和本村村干部多次给本村的这位村民做思想工作,阳谷县的领导人也来给她做工作说:“你是共产党员就要听党的话”,她说:“上级有文叫改道”,做工作的说:“你先听咱阳谷的”等等。做通思想工作后,该同志领取了一定的拆迁补助。最后,河还是照原规划挖成。

      河挖成后,虽然给本村群众带来了不少好处,但也给群众下地干活造成了不便,村西的砖木桥,由水利部门出钱修。可村北没桥,群众出行也不方便,于是我就发动村里的群众在村北修上比较窄的土木桥。

      1963年,我的病稍好些。3月,全县开展面上的四清工作,在那个时期,抗战前我有的三间房,在1939年9月被日本鬼子烧光,在1963年县领导救济我一部分款,正在盖房子时期,安镇区委书记张瑞信,副书记王守申通知我几次开会,我不参加,最后派通讯员把我叫去,有县委催书记、县委高华山部长、区委正副书记同时动员我参加四清,当时确定公社书记王新民领导梨园搞四清,叫我协助,开始搞了两个月,结果搞出他五个人大队干部贪污两万多元,挂起来两万多元,从成分上看,大队支书谢xx是漏网富农,杨桂荣知道详细。大队主任王xx是富农子弟,当时清出来两千多元现金兑现三辆洋车,一头驴,全大队用到生产上去了。上述情况由大队贫农主任杨学会还有当时贫农委员作证。两个月的四清未得彻底处理就停止了。

      1963年春季,我因盖房子木料不够,问了大小队干部,允许我伐了两棵杨树当梁,最后听说因此树打起架来了,我认为是多占群众东西,当年我用七根檩条顶一棵杨树都归还了小队,共归还了14根檩条。王月清、王福安都可作证。王云生知道。

      1963年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一代一代地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一文中指出: 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项严重任务……。老工人、老农民应该把自己身受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告诉给青年一代,老党员、老干部和老战士,应该把自己经历的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告诉给青年一代……。对照了旧社会的痛苦,才能知道新社会的幸福,对照了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才能知道保卫革命果实的重要。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革命前辈,都要用革命传统来教育下一代,形成一种人人都关心下一代的思想成长的社会风气,从而使我们的革命传统万代流传。

      1963年下半年,县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阳谷县委宣传部领导同志跟我谈,要我把革命的历史写一下,到阳谷县各中、小学给三年级以上学生做革命传统报告。

      这对我来说,倒是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任务。原因有二:

      其一,过去的革命岁月和革命斗争虽然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我认为这些革命的事情是我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距党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没啥可讲的。有时我的孩子非要我讲故事,我又没别的故事可讲,就把我的经历当成一个个的小故事讲给孩子听。

      其二,我的历史王筱湖在1956年给我做了不真实的证明。但我认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历史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我坚信总有一天历史会还我清白的。

      这么多年来,我跟随共产党,在每次战斗中都是冲锋在最前头,屡建战功,九死一生,为国家、为民众、为子孙战死沙场无怨无愧。有人曾经对我说:“你敢于直言,不虚张声势,不吹牛,不拍马屁,顶天立地。但是你觉得有的人喜欢你这样的人吗?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啊。还有,你知道什么叫功高震主吗?”当时因为我很忙,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也没过多地想,照样忙工作……,似乎根本没有那一回事一样,有人说我肚量大,有人说我乐观。其实,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为党为革命尽心尽力多做些工作,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对党问心无愧,对人民问心无愧就行了。

      历史就像过眼的云烟,不想再提那些腥风血雨的事了,我向领导提出来,我讲不了,请另选别人。领导反复考虑后又找到我,态度很坚决,非叫我讲。

      我从小受尽苦难,后又跟随共产党舍生忘死的革命一生。我艰苦奋斗几十年,对于革命事业,对于所从事的各项工作,总是忠心耿耿,不论是枪林弹雨,还是在任何困难面前,我从不后退,从不悲观,总是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如果我的革命经历对革命后代有所教育,给学生做革命传统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虽然不是军令,但教育后代的任务也非同小可。于是,我接受了这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首先我要把我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经历简单地写出来,至于我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11月跟着徐翼干革命一年的经历掐了,不写、不讲。就这样,我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但必须压缩到一个学校只讲一天。否则,阳谷县中小学这么多,我的身体受不了。

      之后,我把我的经历说给王庆瑞(王长瑞烈士的弟弟),他再给我整理。1963年7月14日我的《革命史自传》就简单地写成了,我做报告时再把当时的情况扼要地讲给同学们听,就这样每个学校只讲一天。为了教育革命后代,使革命的红旗代代传下去,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我甘愿受累。同学们听了报告后知道了过去革命的不易和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都一致表示,要牢记过去革命史,永远跟党走,好好学习,接过革命的红旗,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国家,不受外国欺负。

      1964年那些四不清干部开始反攻,对这些领导四清的骨干讽刺、打击、谩骂。长期这样下去,领导四清的干部受不下去,几次找我问:“怎么办?”我说:“暂时忍耐吧!”

      1965年春季,有地委工作组住薛寨,群众向我提出意见,叫我去找工作组。这天我去薛寨找工作组组长吕科长,我把详细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说:“你写写吧,把材料写好交给我一份。”他看过后说:“尽管斗争,去地委秘书室,找张秘书长。”我到地委找到张秘书长,向他详细汇报后,交给他一份材料,张秘书长说:“你回去等着吧。”工作组来了,搞了几个月工作,问题搞清了,是非界限已划清了,1965年又未得到处理,工作组人反映此问题,他们说:“北京有大干部,看区处理吧” ,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未得到处理。上述情况有本村杨学会、杨贵荣、王道生作证。

      1966年,身得肝硬化、胃喷门癌,还有肺气肿等多种不易治之病症。1966年9月10日去北京看病,住在国务院招待所,11日到北京协和医院挂号看病,约我到9月12日下午4点到该院外科,大夫要给我动手术,我考虑到我全身都是病,再者,家中孩子还小也没人在京伺候我,就没同意,他要给我开一瓶子食母生,我没要,家中要多些都有。后又到北京其他两家大医院看病都说不好治,几家医院转下来就到9月底了。突然接到招待所的通知,叫我参加国庆。 10月1日,正值中国国庆日17周年,我被安排在观礼台上,观礼台上有党、国家、解放军、少数民族、红卫兵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刚坐下一会,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就来到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观礼台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我们就举起双手不停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整个观礼台一片欢腾。在观礼台上,感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近在咫尺,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革命一生,终于见到毛主席啦!那一刻,激动得我流下了幸福的眼泪,说实话,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流泪,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材和慈祥的笑容使我终生难忘。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游行,同时也是毛主席第4次检阅红卫兵,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多,这是国庆节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庆祝。我从北京回来后就住进了聊城专区干部疗养院。后来,我给老首长岳舜卿去信时谈了谈我的病情,他回信说:

月瀛同志:

正在闷念,接到来信,知你已从北京回来,知你的病不易治疗,按主席说的大意是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不能全听。我说:没有不治之病,什么病都可以治。医生说的不能治“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开头,总得有起头的。教条主义者,任何事是不能创造的,打不破框框,思想不开阔,光依靠人家什么也办不好。俗话说的好,尽信书,不如无书。保守思想的人,只有墨守成规,人家说不行,他也跟着说没法。我以为你下定决心向疾病作斗争是好的,既然北京三大医院都检查了,你也不必再想到别处去了。别处去的回答依然会说,没有好办法。你在聊城也可以找中医看看。得了病,只有自己斗,吃药是次要的,精神是主要的,不要怕,你还记得抗日战争时期吧,头一天行军作战好好的,第二天有人说他是肺病,马上卧床不能动了,主要是精神作用。上海彭加木同志医生说也是不治之症,至少撑三个月,他不怕,已经四、五年了,也没事。你许多病都斗过了,这个病也一定能斗得过,万万不要怕,精神压力顶不住就不好办了,我感觉你一定顶得住,你在疗养院安心住一个时期,找找经验,摸摸规律,也是好的。你现在能吃了,有决心斗争,我看信后非常高兴,我近来逐渐好转,亦请勿念!

过去退役没有正式手续,团以上的证明文件就行,有的县,叫找原单位证明,现在上那里找原单位呢?找着原单位的负责人,不记得、不认识也是不行的。就象秦继胜同志一样,他直接来找我就不好办,我不认识他,负伤的地点、时间也就无从谈起,类似这类的事,不在少数,是否可以给县提个意见,叫他了解了解,从群众中证明,这类事群众会知道的。免的叫这些人到处跑,有找着证明了的还好,找不着就不好了。

在休养中,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在学字上很下工夫,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彻底改造世界观。我们要对前半辈子有个正确的估价,对后半辈子要有很好地规划,永保革命青春。保持晚节,一要相信主席,二要相信群众,三要正确对待自己。相信群众就是相信主席。对自己要一分为二,即要把自己当革命的动力,又要当革命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跟得上。看问题看主流,即看正面又要看反面,无论如何不要片面,自己不通的问题,学毛主席著作求得同,再就请别人帮助。

      此致

      祝新年快乐! 

                                        岳舜卿

                                                   12月30日(阴历1966年11月19日)

      老首长的一席话,更增加了我与疾病抗争的决心,我拿出与敌人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与疾病斗争。从1966年入医院,干部疗养院,干部疗养所等治疗单位。三年多现未治好,但时好时坏的也一直坚持下来了。

      从1966年7月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的思想及经过略述一下:在1966年7月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在干部疗养院治病,有人动员我参加群众组织,我自觉不行,病重耳聋,别人说话有时听不清,在那时我没有参加,两个月后,起来一帮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子弟,向贫下中农子弟工人大肆进攻,把红卫兵组织都整垮了,在这时有些老同志很不满意,都参加了贫下中农这边。那时我也参加了红色赤卫队。参加后一个月,我身病严重,在这个时期,疗养院病员解散,轻病员回家休养,重病员转干部疗养所,从转到疗养所,什么组织没参加。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只可以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有时回家与本大队前梨园村的孙义勤 谈过,对他说:“你一定按十六条办事,千万掌握大方向。你要对的起你父亲,刺刀挑肚子。无论哪些群众,都是好的,都是革命的,只有一小撮坏人在内挑动。”6037部队在我村活动时,我和此部队负责人共同教育他,因他是烈士子弟,贫农出身,他发动起来群众,是搞领导四清的骨干,说他几次,不听就算啦。

      有时回家,有人找我谈,我就给他谈。跟前梨园周登芝也谈过。他问我:“我们这组织是否反动组织?”我说:“我认为都是革命的,是否反动尽可以拿毛主席最高指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对照,看你执行如何,可以知道你是革命的或反动的。”王慎明也这样问我,我同样答复。最后都给他们说:“我记得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坐下来谈,要大联合,谁武斗,谁就是反动组织。”

      我记得1968年春季,有邵家楼村我的老战友宋英同志的儿子宋丕庆到我家去问我:“我听说有给写你大字报的,要打你,到那天我找七八十人来给他辩论一下好吗?”当时我用严厉的态度给他讲:“我自己的问题由我自己处理,用不着你们管我,无论参加哪派都是革命的,翻来复去,都是捉坏人的问题,无论任何时间不准你参加武斗。毛主席教导要大联合,不要武斗,武斗就反动。”我对王秀臣谈的也很多:“要团结多数,不要独我革命,不要武斗,要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有一次我来县问住院烤火问题,见了刘文汉一次。向他谈了谈四不清的问题,他问孙义勤怎样?我说:他就是有点错误也是好人,犯错误问题坐下来谈,联合起来就完了。

      上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记忆的就是这些。但在这几年当中,由于自己的文化所限,跟毛主席不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也未免有所错误的思想、看法和言论。请各位领导核实,给以批平和处分。

      再事:我感谢党、感谢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培养了我、教导了我、使我由一个贫农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战士。我所做的工作是平凡的,微不足道的,距离党对我的要求还差得远。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几十年以来,由于跟毛主席跟得不紧,在工作当中犯了很多错误,请领导查对核实,给以严重处分。但在工作中有了点点滴滴的成绩,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

      最后让我们高呼: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王月灜

                                                                                                  196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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