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革命世家 立志抗日救国
孙子秀于1921 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家乡莱芜方下镇柳行沟村是早期中共地方组织活动的重要地点。从1931 年起，就有地下党员在柳行沟村活动。1932 年，孙子秀的父亲孙启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中共莱芜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干事长，以这个公开身份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使农民协会成为中共莱芜县委的活动中心。1933 年，莱芜十区区农会在柳行沟村成立，孙子秀的祖父孙立英为干事长，后被叛徒杀害。在这个家庭中，孙子秀自幼就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先进革命思想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 年夏天，我父亲孙启明按照上级指示，在本村联络组织青年人起来抗日救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天晚上，父亲和家里人一块谈论抗战的事，我提出要参加抗战。父亲对我说：‘一个女孩子上战场能行吗？再说人家也不要。’听父亲这么说，我当时就哭了起来。父亲的心软了，‘你真想跟着去，就得女扮男装，就像古时的花木兰一样。你要能行，就跟着我去。’我坚决地回答说：‘我行！’于是，我找了个破大褂子穿上，把辫子剪去，戴上了个帽垫子，收拾了行装， 就准备去参军。但是后来请示上级，被告知目前不要女性参加起义，并且让父亲说服我先不要去。为此，我哭了好几天。那一年，我16 岁。”孙子秀说。
十八岁女区长 难忘抗日军大岁月
不能参军，孙子秀就在家乡参加宣传发动群众的活动，很快成为骨干。1938 年春， 孙子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担任了莱芜七区( 雪野) 区妇救会会长、副区长等职务。“那时我年轻，胆子大，办事很果断，雷厉风行。记得有一次，在几个村聚集起来召开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革命工作的群众大会上，当着几千人，我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 一点都不怯场。下面的妇女不时给我掌声鼓励，这次大会在周围一带产生了较大影响。我那时体力、精力都好，常常几顿饭不吃，到各个村子里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回来休息。到这个时候才感觉到又饿又困，顾不上吃饭，连衣服也不脱，倒头便睡。第二天就又四处奔波了。当年的《前进报》(中共莱芜县委机关报)曾以《十八岁的女区长》为题报道过我，可惜报纸没有保留。”她眼里闪烁着光彩。
1940年春，孙子秀被选送到临沂的沂南，到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孙子秀回忆：“开学典礼上，校长作了动员报告，校长是谁，具体讲话内容都忘了，只是记得要我们好好学习，要团结，要有吃苦和应对危急形势的准备等等。我们的学员队长是孙陶林。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政治理论，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还有形势教育，如何做群众工作等。当时，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女生很少，我们几个女生住在一起，就在老乡家里住。还能记得的女同学有刘峰。建国后有一次在济南迎接老队长孙陶林时同学聚会，才知道有很多熟悉的人都是当年的同学。比如我们住在同一个干休所的杨慕陶主任，就是我在抗大一分校的同学。抗大有很多同学在学习期间遭遇鬼子的‘扫荡’，牺牲了不少学员。我们那一期还算比较平静，感觉不像在家乡工作，整天东躲西藏地那么紧张。伙食差、住宿差对我们这些基层工作干部根本算不上什么，能睡个安稳觉便已经非常知足了。只要天气好，我们就在村外河滩上上课，活动。我们进校后学唱校歌，就是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每当开大会，我们就在河滩上一遍一遍地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真是唱得热血沸腾，非常鼓舞人心。说起来真是巧合，我女儿魏胜利于1965年考入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寒假回家时给我们唱她学的校歌，我一听，这不是我们抗大的校歌吗？我也与她一起唱起来。女儿十分惊讶，问我怎么会唱呢，我自豪地说，我也是抗大的学员呢。时隔20多年，唱起这首歌，依然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当年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脑海里，这些经历我终生难忘。”
发动群众反“扫荡” 有惊无险渡难关
1941年，日本鬼子在莱芜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扫荡”，孙子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应对鬼子的“扫荡”。越是形势紧张，她就越要往外跑，随时掌握鬼子的行踪，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在此期间孙子秀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惊险。当时她走到一个村庄，正准备进村休息一下，喝口水。仔细观察了一下，看看没有什么异常，就信步向村里走去。快到村口时遇到一个熟悉的老乡，他是一个多次帮助过她的群众。他看到孙子秀，马上变了脸色，一把拉住她就向村外走，一边走一边小声说： “你怎么还敢进村啊，鬼子和汉奸已经到了，马上就要把村子包围起来，你快走！” 孙子秀举目望去，周围除了一个小山包，几乎是一马平川，哪里有隐蔽的地方！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那个老乡拉着孙子秀来到小山包下，在一行石头砌的地沿下让她坐下， 抱过来一抱秫秸，摊开，斜着靠在地沿上，把孙子秀遮住，他自己到附近就地躺下， 在自己身上薄薄地盖了一层秫秸。远远地听着有零星的枪声和人员活动的动静，孙子秀在秫秸后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村子外面的情形，只见鬼子和汉奸四处游荡，寻找逃散的群众。不时有逃难的村民从地头小路上跑过，也有人在附近活动。孙子秀怀里揣着一个包袱，里面是一叠文件和一支手枪，她紧紧握着枪，心中十分忐忑，要是让鬼子抓住怎么办？孙子秀摸了摸头上的假髻，那是为了不暴露身份挽的，只要一被抓，必然暴露。“我还想到曾经有一个妇女干部挽了假髻被鬼子发现而遭杀害。此时心里‘砰砰’直跳。正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身后不远好像有人在说话，我很奇怪，也担心，离鬼子这么近，怎么还敢在这里大声说话呢？有几次我想去提醒他们，但是忍住了。过了很久，我看到对面远处的敌人开始摇旗吹号集合，随后我身后说话的人也走了。待鬼子汉奸走远之后，那个老乡跑过来帮我搬开秫秸，他说：‘刚才可吓死我了，你的身后不远就有两个汉奸守着，我就怕你动弹，一动就完了。’这时候我才知道那是两个汉奸在说话，不禁感到后怕。”孙子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到心有余悸。在那个年代，孙子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的，随时都有被俘、牺牲的可能。
革命伉俪见真情 唯愿世界永和平
“1941 年认识了我的爱人魏继周，他和我一样，也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哥哥都是共产党员。他的父亲，曾经带领数百家乡子弟参加了徂徕山起义， 其中也有魏继周。我们结婚以后，我就参军到了部队，限于条件，我只能在后方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在被服厂、留守处等单位辗转工作多年，直到抗战胜利。”孙子秀继续回忆。
采访结束时，老人说：“转眼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回想当年的艰苦战斗生活，无怨无悔。我们是凭着一腔热血，带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参加革命的，我是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我一直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尽力为党的事业多作贡献。我常常想，没有千千万万烈士的牺牲，哪里有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呢！我给女儿取名胜利，就是想让孩子们记住这一段惨烈历史，记住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场正义战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绝对不能再让自己的祖国遭受侵略践踏，不能再让人民遭到屠杀蹂躏。我们衷心希望历史悲剧不要重演，希望世界永远和平！”
（采访 撰稿：刘 静 李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