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直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闽东党不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因而对战局的变化没有准备，直到敌人一切部署就绪，大举逼进时，我们方才发觉。这时，敌人八十七师已经进驻连江，派舰艇封锁了东冲海面，切断了罗源、连江地区和特委的联系，使连、罗地区陷于孤立境地。敌又以两个旅和一个多团的兵力，包围了霞浦苏区。寿宁苏区也遭到敌刘珍年师的进攻。独立师在闽东苏区中心福安陷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情况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闽东特委在福安洋面山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这是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重要会议。
闽东特委紧急会议由我主持，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政治部主任叶藩等出席了会议。我们当时都缺乏经验，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大举进攻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上，主要的意见分歧有两种。一种意见是詹如柏等地方同志，主张无论如何要保卫苏区，提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另外一种，主要是独立师同志的意见，他们说：“在敌人这样大举进攻的面前，和敌人硬拼一定会失败。”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不赞成提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我懂得一条，只有保存了有生力量，保存了独立师，才能坚持斗争；如果独立师被消灭了，闽东苏区就会垮台。如果不懂这一条，那时会采取什么方针，会作出什么决定，那就很难说了。当时我这个观点是从实际中产生的。从一九三二年我到闽东参加游击战争，至一九三五年初，已有三年的实践了，闽东地区在建立苏区以前，就有游击队，就有游击区。一个县只要有一支游击队，有那么几十个、百把个人，很纯洁、很坚决，听党的领导，纪律好，就可以坚持一个县的斗争。即使有个别地区暂时垮了，还可以恢复。这是农民运动时期武装斗争的经验。农民运动如果没有武装就难于坚持，取得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
特委会议开了一夜，还未取得一致意见。我知道地方同志的意见不对，独立师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但他们的理由说得不充分，说服不了地方同志。争论是有好处的，道理越争越明。当时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很清楚，和敌人决一死战正好中敌人计谋，不可能保卫苏区。这是明明白白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问题是怎样对付敌人？怎样坚持斗争？怎样保卫苏区？这时我考虑得比较明确，看得比较清楚的是：应该承认苏区要立即变为游击区这个事实，必须下决心把苏区变为游击区，独立师应当转入游击战争，脱离敌人的包围，转移到苏区外围，不能在苏区跟知人进行决战。只要独立师不被敌人消灭，苏区就是一时被敌人占领，甚至暂时垮了，这都不可怕，总有一天可以恢复。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暂时的退却，保存武装力量，这是最重要的。争论到最后，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我们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说：“苏区当然要保卫，但跟苏区共存亡、决一死战是不对的，这样保卫不了苏区。我们应该主动把苏区变成游击区，用游击战争对付敌人，才能不被敌人消灭。地方被敌人占领，我们上山嘛。把苏区变成游击区，无非是回到我们以前那个局面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斗争，敌人拿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都有经验。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围住了，死拼，和苏区共存亡，那不是正好被敌人一网打尽？独立师要不要和敌人打一下呢？要和敌人打一下，不打就跑掉不好，群众会有意见。但要好好研究打的方法，我们不能硬拼，要保存自己，给敌人一个打击就行。”对这个意见，地方同志同意了，独立师同志也同意了，分歧的意见取得一致，当即作出决定：独立师给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之后，即转移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支持和配合苏区坚持斗争。苏区被敌人占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县独立营、区中队）在原地坚持，上山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这时天快亮了。
特委紧争会议结束之后，特委负责同志詹如柏、马立峰等即分赴各地传达、部署。
第二天，独立师即在福安东区洋面后面的彭家山同敌新十师展开作战。由彭家山一直打到堵平，激战终日，敌人伤亡很大，但我军伤亡也不小。这是独立师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一次战斗，是一个消耗战，没有什么缴获。但这一仗给深入苏区的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对于以后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有意义、有作用的。
独立师打了这一仗以后，当晚，即由堵平经福安上白石附近（福安和浙江泰顺交界处）转移到寿宁地区。到达寿宁的三岔岭，正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太阳已经西斜。突然队伍前后枪声大作，原来是中了敌人的埋伏。副师长赖金标同志立即指挥部队占领背侧小山头抗击。不幸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当即光荣牺牲。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晚突破包围，退到政和，又转到周墩，最后转移到宁德的杨梅岔。这时，独立师只剩下五百多人了。但是主力保存了下来，跳到苏区外围宁（德）屏（南）古（田）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师一突围，敌人就像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整个根据地。敌人采取“分兵清剿”的战术，较大的村庄都筑起碉堡，驻七部队，封锁大小路口，由地方反动分子作向导，搜山“清剿”。对根据地人民则采取毒辣的“五光”政策，烧杀抢掠、移民并村。我们地方工作同志没有做好准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时，剩下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为三块：宁屏古，福安、寿宁地区和霞浦、福鼎地区。在敌人残酷的“清剿”、疯狂的镇压下，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有的脱离革命逃到外地去了，有些人作了可耻的叛徒。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在敌人“清剿”开始时就悲观失望，唉声叹气，以后竟发展到阴谋叛变投敌。他鼓动参谋长投敌时，被参谋长揭发，经特委决定，将其处决。
这时，闽东遭受了一次痛心的损失，那就是苏维埃主席马立峰、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和特委委员杨而菖等同志牺牲。独立师突围的第二天，马立峰同志在福安独立营营长游裕康叛变时被出卖而遭杀害；詹如柏同志在化装成和尚去宁德找我和独立师的途中，被敌人发觉，在寿宁武曲的寺庙内被捕，于福安赛歧英勇就义；杨而菖同志在马鼻战斗中壮烈牺牲；另外，特委委员施霖同志在霞浦被捕就义；安德县委书记王四弟同志也惨遭杀害……主要领导干部的牺牲，加上敌人的破坏，闽东苏区全部陷入敌手，各县的游击武装与上级的联系都中断了。这是闽东斗争形势最危急最困难的时期。可是尽管少数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但大多数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低头，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不少特委、县、区的负责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在坚持斗争。独立师仍然存在，干部群众抱有希望，许多人直至饿死在山上，也不向敌人投降。
重建闽东特委
一九三五年三四月间，敌人占领了闽东苏区的广大村镇，杀害了一批知名的群众领袖，收罗一伙叛徒，扶植了一批反动民团，编好了保甲，地主豪绅还乡又作威作福欺压劳苦人民。他们以为革命力量已经消灭，“清剿”任务已经完成，敌军主力遂逐渐撤出苏区。其实，我们红军的骨干力量在闽东人民的支持下，宁屏古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展起来了，独立师也逐渐扩大。我们不断派人与苏区联系，得知苏区也在逐步恢复。于是，独立师抓住这个时机，返回苏区进行反攻。
闽东独立师首先同在福安、宁德边区坚持斗争的阮英平同志会合。听他报告了苏区情况后，得知各个县、区都有人在坚持斗争。闽东独立师即留下一个纵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主力向苏区挺进。首先到达福安、寿宁地区与在福寿边区坚持斗争的范式人同志会合，进一步摸清了根据地的情况，得知许旺同志在霞浦、福鼎边区坚持斗争。独立师主力返回苏区的消息传开后，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纷纷下山，摧毁敌人据点，恢复工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重建闽东特委。我担任书记，组织部长是阮英平同志，宣传部长是范式人同志，委员有许旺、郑宗玉、陈挺等同志。根据当时各个地区被分割的情况，特委决定下设四个办事处（相当于地委），统一领导各个地区的斗争。宁屏古地区办事处由阮英平同志负责，福安、寿宁地区办事处由范式人同志负责，霞鼎地区办事处由许旺同志负责，鼎平地区办事处由郑宗玉同志负责。决定把独立师分为三个纵队，以纵队为单位在各个地区活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第二纵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由阮英平同志指挥；第三纵队在福安、寿宁地区活动，由范式人同志指挥；我率领独立师主力第一纵队在各地机动。苏区时期的根据地大都在平原地区，这时候的根据地则大都是在山上，在两县或数县边区、两省交界的地区。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敌情，我们把地方部队分成几十人、百把人不等的许多小的作战单位，经常到敌军驻地去骚扰敌人，同志做群众工作；待敌人疲惫并被迫分散后，独立师就迅速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由于我们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并得到群众的支持，因而常常出奇制胜。
特委会议后，我带着一纵队去霞鼎地区与许旺同志会合。敌浙江保安旅自恃武器精良，加之没有发现我主力部队前去，以一个加强连妄图袭击许旺同志的游击武装。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敌人出发的时间、人数、路线都弄得一清二楚，遂决定在敌人必经的模模岔设伏歼灭该敌。模模岔是两座相连的大山，中间有一条狭窄的公路。我们在拂晓前悄悄运动到棋模岔埋伏起来。天亮以后，敌人果然从东南方向过来了。等他们进入我埋伏地带，发出攻击信号，两侧山上所有武器都开了火。敌人顿时大乱，倒下了一片，活着的乱打着枪朝来路逃跑。我们截断了敌人退路，迎头痛击。不到一个钟头，敌人便全部被歼，缴获百余枝枪。这一胜利，对鼓舞群众信心，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我独立师主力在霞鼎地区大捷之后，乘胜扩大战果。我和陈挺同志又率独立师特务排四十余人，化装成划船的、挑柴的，奇袭了福鼎港口重镇沙埕，全部消灭了该地警察局守敌，占领了沙埕一天，给敌人很大震动。郑宗玉同志率领鼎平独立团在闽浙边的福鼎、泰顺、平阳地区积极发展，建立了鼎平地区新的游击根据地。
从此，闽东各块根据地的武，都开始积极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伏击和偷袭敌人，是当时我军经常采用的战术。例如许旺同志曾以“假敌攻敌”的办法，派了起义过来的六名战士，乔装保安队，假造了一张调防公函，拿下水门坑区白苑洋村一个坚固炮楼，消灭敌人一个班。七月，陈挺同志率领第一纵队三百多人，在福寿地区的岗垅伏击陈式正匪军数百人，击毙四十多人，缴枪七十多枝。八月，阮英平同志率领第二纵队二百余人在宁屏古地区的菖家岭，伏击敌保安三团三百余人，击毙四十余人。福鼎独立团在龟子山诱击富洋敌军，不到两小时，活捉敌营长以下四十余人，缴轻机枪两挺，步枪八十多枝。像这些出色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部队，并且恢复和巩固了游击根据地。
政策和策略的胜利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派斗争策略，对付敌人的保甲政策。敌人在根据在编保、甲，实行法西斯统治，是很毒辣的。保甲一经编成，我军和地方干部就很难进行活动。我们最初提出破坏敌人的“保甲锁链”，发动群众拒绝户口登记或杀掉伪保长，这对鼓舞群众，震慑敌人，是有较大影响的。但是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对于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属于作恶多端，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另一部分人，只是应付敌人，则采取争取政策，使其中立；还有一部分人，出身较为贫苦，带有被迫性质，对人民群众接近，对我们靠拢，这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根据这个分析，虽然保甲制度是反动的，但是保甲长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我们对保甲长、联保主任采取的政策是，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我们公开对中间立场的保甲长讲，你们可以做两面派，保护群众并供给我们情报。我部队驻你这里，你要保密；我们走后，你可以去报告敌人。采取这种对策，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效果很好，多数保甲长为我所用。我们通过这些人购买禁运物资，探听敌情，安置伤病员。古田县大甲珠洋的联保主任和程际村伪保长，为我们购买弹药和医药用品，还经常到古田、福州了解敌情报告我们。我们还指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充当保甲长、联保主任，公开对付敌人，暗地进行革命活动。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来掩护革命工作，我们把这叫做“白皮红心”的政策，这个经验后来对抗日战争时期反“清乡”斗争很有用处。有了这个政策，紧张对立的局势便大大扭转过来。我们在敌占区的工作开展起来了，这很有利于坚持斗争。
敌人除了政治上加紧对群众的统治，企图割断我们与人民的联系，还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把粮食藏在竹筒中、灰粪里，把日用品装在双层底的煤油箱内，瞒过敌人岗哨的检查，送上山来。有的群众上山砍柴时，宁愿自己挨饿，把午饭留给游击队员吃。闽东地区红白对立不尖锐，我们还采取了“买卖公平，不伤害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商业政策，得到商人的拥护。他们不但供给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枪弹药品等，还供给我们情报，回到白区又替我们宣传。此外，我们还在经济战线上对敌人展开了反击。我们提出不给国民党交粮交税，不给地主送租还债，粮食不准运到白区。在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就有武力镇压催粮、索税、逼租、讨债的反动派；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就发动群众“推、拖、避”。党还领导群众开展了“五抗”斗争，当青黄不接时，有些地区还进行了分粮斗争，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口粮困难。
我们对待土豪的政策也作了改变，一般都是到白区抓土豪，根据地内则采取“借款”的办法。各县还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福安规定向土豪派款，一般按其动产的百分之二十为标准。这就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容易筹集到款项。
正由于闽东党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领导根据地群众和强大的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顽强而又机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和严密封锁，不但在这块孤立的滨海根据地内站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一些发展，重建了十二个县的政权，闽东独立师还分别到屏南、古田、政和和浙江的泰顺、景宁、庆元等地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到各个重要村庄，各新区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周墩和鼎平地区）以及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的斗争方针也更加明确，坚持老区斗争，必须开辟新的游击区，部队才能生龙活虎，老区才有掩护。闽东的革命形势又活跃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