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当时，红1军团驻扎在陕西三原一带，为了开赴抗日前线，我们已经在各方面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军团部的干部都意识到出征杀敌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三原改编与渡河东征
我当时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这时的红1军团其前身为长征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即中央红军第1、第3军团），林彪、聂荣臻分别担任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之后，军团司令员一职由左权代理。到改编为八路军时，红1军团的领导成员分别为：代司令员陈光、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第120、第129师。第115师由红l、红15军团和陕南红军第74师组成，师领导成员分别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师司令部是由红1军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的，我任作战科长，苏静任侦察科长张雄任通信科长，石新安任管理科长，杨初震任机要科长，孙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
三原誓师的第二天，我们便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程。当时林彪、聂荣臻因参加洛川会议不在部队，部队由周昆和罗荣桓率领。8月30日，部队从禹门渡口东渡黄河到达韩域县芝川镇。周昆派我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为了便于交涉，临时给了我个“运输司令”的头衔。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阎方代表除满足了我提出的车皮数量之外，另外还拨给了我7节豪华包厢，以示特别优待。后来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要求拨几节包厢给他们使用，阎军代表说包厢都给了八路军，让他们“去找八路军的王司令”。何柱国找我要包厢，我没有答应。后来我才知道何柱国是同情共产党的，当时要是知道的话，怎么也得给他一两节包厢。
那时我们的指挥员大多连火车都没见过，更别说组织指挥火车运输了。为了有秩序地快速实施铁路运输，我根据刘伯承写的关于部队行军注意事项的文件，起草了一份《乘车注意事项》，让一个连演示了一番，送周昆审阅后就以司令部的名义正式下达，让各部照此执行。全师一万多名官兵从侯马车站登车，沿同蒲铁路北上，经太原到五台下车。我随第344旅旅长徐海东乘最后一列车。第115师辖第343、第344旅，这两个旅是分别由红1、红15军团为基础改编的，改编前徐海东是红15军团的司令员。我和徐海东同志虽然改编前不属于一个军团，但彼此很熟悉。
我们在五台下车后，夜宿于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院里，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房东非常热情，请我们吃月饼。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月饼，是北京精益店出产的高档月饼，原料分别为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我们一看这架式觉得不对劲，徐海东说：“这是什么人家呀？不会违反统战政策吧！”我师刚过黄河时，部队还沿用红军时的习惯，号房子专挑大户人家，一到山西地界就住进了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家。师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宣布了一条纪律，以后部队宿营不准住统战对象（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的家。
徐海东让人一打听，果不其然，是晋军中地位仅次于阎锡山的将领杨爱源家。徐海东将号房子的管理员批评了一顿，晚饭都吃了，只得住下。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后就向主人辞行。房东非常客气，送给徐海东和我两盒月饼，我们推辞不脱，只好各掏出8块银元作为酬谢，房东不肯收钱。我们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军的纪律，你不收钱，我们就不收月饼。”房东无奈，只好收下钱。那时，我们每月只有一元钱的津贴，8元钱是我一年多的积蓄。
我们继续东行，朝平型关进发。那天下了一场大雨，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我都不知道平型关战斗的计划，于是决定留宿一夜，这样就错过了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历史照片拍摄经过
9月25日，第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一条狭长的沟道间伏击日军第5师团一部，毙伤敌17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这就是战史上有名的平型关大捷。
我是9月26日到达平型关的，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和周昆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方代表交涉车运的经过。不久，晋军一名上校参谋带着作战计划来师部，要求我们配合晋军向日军出击。这名参谋是由我接待的。第二天我们按计划向敌进击，却发现晋军并没有按计划出击，我们不便单独行动，林、聂便下令撤出战斗。师首长命令我带一个营和两个迫击炮连在后面掩护。我发现两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晋军留下的迫击炮炮弹，便下令用这些炮弹向日军阵地射击。当时两个炮连各6门迫击炮，我让他们分成两班轮番射击，每连各以3门炮同时开火，半小时轮换一次。我们的炮兵从来没有一次打过这么多炮弹，整整打了两个多小时，炮弹还没打完。我看完成了掩护任务，就下令退出战斗，去追赶部队。
平型关大捷指的是9月25日的战斗，我没有参加那天的战斗，可是人们都认为我参加了，原因是有几张平型关战斗的历史照片上都有我在内。这些照片作为宣传平型关大捷的珍贵史料，早就家喻户晓。过去宣传说那些照片是战斗时现场实拍的，既然这样宣传了，我不好说什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将那些照片拍摄的经过详细讲一下。
大约在9月28日或29日，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带着电影摄影机要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聂荣臻说：“现在搞统战，与过去不一样了，宣传我们打胜仗是好事嘛！”林、聂因我与国民党交涉过车运，有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就派我去接待那几位记者。
我向周昆参谋长和几位参谋了解了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我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了，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到战斗时师指挥所的位置，按战时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记者们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拍了几张照片。聂荣臻在照相时，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隐藏在附近的一名日本兵突然开枪，子弹从聂荣臻身边擦过，差点伤了他。
那时候照相的机会并不多，我也趁此机会照了几张，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
这部电影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他们公开宣传八路军。那套相片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只有几幅保存下来了。解放后，有关方面征集史料，这几幅相片就被当成当时战斗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了，恰好这几张相片都有我在内。
日军攻占茹越口后，阎锡山决定从平型关撤退。我师开始向五台转移。
第115师的重大人事变化
我师到达五台后，中央决定第115师一分为二，林彪率主力南下正太线，支援娘子关方面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由聂荣臻率部分人马（大约为全师的四分之一）留在五台山，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兵时，聂荣臻找我谈话，说：“部队要分开，要组建新的司令部，你留下来。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有意见。”不久，周昆问我：“你要求留下来吗？”我说：“我并没有提任何要求，我服从组织安排。”周昆说：“既然如此，你还是跟主力走吧，不要留下。”我还是说：“服从组织分配。”这样我就随主力南下了。
聂荣臻对外称副师长，对内称政委，他留在五台之后，第115师有一年时间没有政委。此时政训处已改为政治部，第115师的政治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1938年底，罗荣桓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八年抗战中，聂荣臻、罗荣桓先后行使第115师政委的职权。
娘子关失守之后，日军沿正太线直扑太原。1937年11月7日，第115师在广阳再次设伏，歼敌川岸师团一部近千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次伏击与平型关战斗一样，打的是敌军的辎重队。当时的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军阻截、滞迟川岸师团向太原推进，为忻口至太原一线的部队向晋西南转移赢得时间。日军的战斗力很强，如果我们迎头阻击会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我们先将敌人的主力放过去，打敌人尾部战斗力薄弱的辎重队。这一招是非常凑效的，曹操打败袁绍，关键在火烧鸟巢的粮草，敌人失去了辎重，力量立即受到削弱，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打通补给线，这样自然就达到了滞迟敌人的目的，而且我们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较大的战果。
太原沦陷后，第115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
1938年2月间，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我，我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了。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什么会突然潜逃一直是个谜，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当时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调查之后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
周昆潜逃后，第115师参谋长一职长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我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由我负责，行使参谋长的权责。1940年9月，我在鲁南桃峪会议上提出到战斗部队工作，会上确定调我到教3旅（第343旅）任副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第115师又恢复了参谋长的职务，陈士榘为参谋长，参谋处长一职随之取消了。后来，陈士榘调任滨海军区司令员，参谋长一职再次空缺，后由李作鹏任参谋处长。
1938年3月2日清晨，师指经过隰县以北的千客庄，我们都骑着马，林彪走在最前面，我在第二。林彪穿着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呢大衣，骑着在罗曲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战马（战史上把罗曲战斗写成是3月16日林彪受伤之后打的，实际上是林受伤之前打的，我现在指出这个问题，请研究战史的同志核实一下）。那一带是晋军的防区，晋军哨兵误以为我们是日军骑兵，开枪打伤了林彪。林中弹从马上摔了下来，我连忙下马将他抱起，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伤势很重。我连忙派人将师卫生部长谷广善叫来，进行紧急救护，随后回到师部抢救，不久延安也派医疗专家前来会诊。大约在3月5日前后，林彪被送回了延安。打伤林彪的是晋军王靖国的部队，事后王靖国派参谋长前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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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林彪就离开了第115师，直到抗战结束时师长一职仍由他挂着。林彪受伤回延安后，师部接到第18集团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朱、彭任命第343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第686团团长李天佑为第343旅代旅长，杨勇为第686团团长兼政委。陈光就开始行使师长的职权。1943年8月，陈光到延安学习，代师长一职由罗荣桓兼任。
罗荣桓任政委之后，仍兼任政治部主任之职，很长一段时期，他仍住在政治部。那时候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为了扩军、建政的需要，司、政机关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与政治部往往不住在一个村子里，罗荣桓没有随司令部一起行动，下面的人还叫他罗主任，其实他早就是政委了。直到陆房战斗之后，我与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师部机关的大部分人员向津浦线以东转移，师部留下来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此时，陈、罗才住在了一起。1940年9月，桃峪会议之后，罗荣桓不再兼任主任，由萧华接任政治部主任之职。
转战晋西
日军占领太原之后，沿同蒲路南下，占领了晋西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日军第108师团一部西进，伺窥陕甘宁。中央令我师协同河西的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卫陕甘宁根据地。1938年3月中旬，陈光、罗荣桓指挥师直和第343旅在午城、井沟一带利用有利地形连续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歼日军1000余人，毁敌汽车79辆，取得了重大战果。这时的师直属队和第343旅可谓兵强马壮，战斗部队的骨干都是老红军，兵员充实，战斗力非常强，当时第685团扩至3700余人，第686团扩至3800余人，另新组建了一个补充团。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司令部被日军追到我们的防区来了，师部令第686团派兵掩护卫立煌脱险。第686团团长杨勇只派了1个连到自尔里去阻击，日军800多人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连续猛攻，硬是攻不下我军阵地。卫立煌以为参战的八路军有几个团，十分惋惜地说：“这个部队可惨了！”这个连完成掩护任务之后从阵地上撤下来，卫立煌一看果真只有一个连，而且只伤亡了十几个人，对八路军的战斗力如此之强感到很惊讶。
粉碎日军进攻陕甘宁的图谋之后，我们开始以建立晋西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工作。这年9月，日军第108师团一部再次进逼陕甘宁根据地，并一度推进到黄河边的军渡，与边区河防部队隔河炮战。师部指挥第343旅在吕梁山脉的汾离公路两次设伏，从而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迫使日军不得不从黄河岸边回撤。日军回撤途中，我们又一次设伏。三次伏击共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29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后来战史上有名的“三战三捷”。
挺进山东
1938年春夏，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其后，第115师主力（师部与第343旅）开始陆续东进。1938年6月，曾国华率第343旅第685团第2营向冀鲁边挺进。9月下旬，萧华（时任第343旅政委）率该旅旅部一百多名干部向冀鲁边挺进。12月，第343旅第685团（团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向（微山）湖西挺进。12月下旬，师部和第343旅第686团开始东进。补充团留在晋西，与地方游击部队合编为第115师独立支队，由第343旅参谋长陈士榘任支队长。我们离开晋西的时候，朔风呼啸大雪纷飞，天气非常寒冷。1939年元旦，我们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我随陈光、罗荣桓一同去总部向朱、彭首长汇报工作。当时，第18集团军名义上受阎锡山的第2战区节制。山东最初属第5战区，1939年1月，国民党成立了苏鲁战区，由东北军的于学忠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各部。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同意第115师主力到山东去的，因此，我们对外不用第115师的番号，而使用“八路军东进支队”的名义。恰于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冀南袭击八路军，并强行取消我抗日民主政权。彭德怀要前往冀南处理此事，我们就以护送彭德怀的名义东进。
东进途中彭总给师部打了个招呼就直接下到基层作调查，连续三天，他把所有的连队都摸了一遍，与连长、指导员都谈了话，最后才到司令部问我有关部队训练方面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交谈。他首先问我：“你对全师的连长、指导员都了解吗？”我说：“343旅连以上干部都是红1军团的，我比较熟。344旅的干部以前是红15军团的，过去没接触过，到山西后，他们很少与师部一起行动，接触少，尤其是基层干部接触更少，一般不大了解。”自平型关大捷之后，第344旅就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随后彭总询问我如何组织部队进行射击、投弹和战术训练，我一一作了回答。他的工作作风可谓细致入微，有一次，部队正在行军，他发现有一名战士背的枪很特别，问我：“那是什么枪？’我告诉他那是不久前缴获的日本制造的马步枪。他将那位战士叫来，拿着枪看了很久，他见那种枪不是通过准星和缺口瞄准，在枪管上有一个圆环，于是问我：“这种枪的标尺怎么用？”这一下把我问住了，我说：“我不知道这种枪标尺怎么定。不过，我们的战术原则是近战敌人走近了才开枪，不必修正定偏，只要将目标圈在圆环里就行了。”
在太行山的时候，我们路过第129师师部，刘伯承师长看到我们有上百匹驮着军用物资的骡马，说：“你们这么浩浩荡荡怎么得了哟！到了平原，遇到敌人怎么办！”陈光听了刘师长的意见，决定将大部分弹药分发给战士，减少了部分辎重。
我们下了太行山，越过平汉路，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跨过黄河。那时黄河没有水，1938年6月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进攻武汉，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导致下游改道，使这段黄河干涸了。1939年3月1日东进支队从鄄城进入鲁西，正式踏上了山东的大地。
陆房战斗
1939年3月4日，杨勇率第686团进攻郓城县樊坝的伪军刘玉胜团。当日夜杨勇率部冒雨疾进，连夜发起攻击，于次日全歼驻扎在樊坝的伪军600余人，生擒刘玉胜。其后陈、罗决定将第686团的第3营、教导队和师直两个连留下，新组建一个团（当时称东进支队第1团，后改为独立旅），由杨勇任团长。此前，杨勇任第686团团长兼政委，杨勇留在郓城后，由张仁初、刘西元分别接任第686团团长和政委。
3月中旬，师部和第686团（欠第3营）在东平县与中共泰西地委（地委书记段君毅）和山纵第6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政委张北华）会合。师部先驻夏谢，后驻常庄。不久，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也来到这里与我们会合。为了统一领导鲁西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共北方局指示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由陈光、罗荣桓、王秉璋、黄励（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张霖之、赵博（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朱则民（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七名委员组成，罗荣桓为书记。我们在这个地方立下脚来开始仿效在山西的做法，准备建立和扩大由我党独立领导下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最初，军事斗争主要以打伪军为主，消灭了伪军，就打掉了日军的耳目，使他们孤立在据点内，成为聋子和瞎子。陈、罗指挥师直和第686团，在山纵第6支队的配合下，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扫除了汶河上伪军的所有据点，歼伪军大约一二千人。我们的行动对日军震动很大，日军最初并不知道我军的实力，向我们连续进行了三次进攻。第一次敌人出动600多人．进至鲁西区党委驻地附近，那个地方离师部驻地常庄大约六七里路，我们接到张霖之的告急电之后，即派特务营的两个连前去掩护区党委转移。这两个连和区党委的警卫分队一起将敌人击退了。第二次日伪军出动上千人，进至第6支队第2团驻地附近，这个团是该支队战斗力最强的，曾有过消灭敌人几百人的战例，团长是个老红军，叫曹洪胜，我记得他当时已经结了婚，他的夫人穿着军装，跟男战士一样剃个光头。陈光为了锻炼这个团，令其在正面防御，敌人进攻的时候不准撤退，同时令第686团和师特务营各抽两个连保护该团两翼。地方部队打惯了游击，战术比较灵活，但是一般不打正规战。当时主力部队少，为了迅速使第6支队上升为主力，陈光很注意帮助他们搞军事训练。这次战斗以该团为主，将敌人打退了。经此一战，该团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第三次敌人出动两千多人，在东平、汶上一带进攻第686团，又被我们打退了。这三次进攻均以日军为主，伪军较少。这三次进攻均被打退后，日军才确信老百姓所说的“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来了”并非虚言，于是就来了个九路围攻，这就发生了陆房战斗。
陆房战斗是第115师挺进山东初期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至今争议颇大。1939年5月9日，我们在常庄得知日军在东平、东阿等处增兵，判断敌人要向我们发起进攻。当时，罗荣桓到东汶宁支队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去了。当日夜，师部越山向东转移，走了二三十里到山的东面的一个村子，又发现日军在泰安一线也在集结兵力，东、西两个方向敌人都在增兵，判断日军可能想东西夹击我军。10日夜师部转移到王庄，师部在这里开会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准备到汶河两岸活动。为了解汶河两岸的情况，将段君毅请来列席会议。段君毅建议向西南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会上决定师部向西南转移。会后，师部和第686团准备行动，此时汶河南岸也发现敌情。陈光考虑到师部有上百匹骡马的辎重队，目标太大，汶河南岸是平原水网地带，不便于活动，于是决定向北面的大峰山区转移。当时考虑到北面也可能会与敌人发生战斗，决定第686团扼守肥猪山制高点。向北行动时，我带特务营走在师部的前面，11日拂晓，走到凤凰山与黄土岭之间的山口，正好与敌人遭遇，我立即向陈光报告。陈光令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抢占凤凰山，第686团据守肥猪山和岈山，师部特务营抢占凤凰山与肥猪山之间的山岭。大约七八点钟的时候几处阵地战斗同时打响。陈光派骑兵连向东侦察，不久，骑兵连在东面也与敌人遭遇。这样我们意识到已经处于敌人的包围圈中，情况异常严峻，陈光决定死守各阵地，待夜间再突围。上午10时左右，陈光离开师部到第686团督战，我留在师部指挥。那一带地形是以陆房村为中心的纵横仅六七公里的小盆地，周围山岭均不高，制高点肥猪山海拔570米，只要一处让敌人突破，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包围圈中的部队有师直属队、第686团（欠第3营）、津浦支队、冀鲁边第7团、山纵第6支队一部，除此之外，还有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等地方党政机关的大量非战斗人员。第115师师部还从来没有处此危险境地，我令通信科将电话线通到第686团团部，以便陈师长亲自指挥全局。可是电话线接通后，陈光不在团部，他直接下到营里指挥作战去了。这样我不得不负起全盘指挥之责。这期间发生了两次师部直接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第一次，有一股七八十人的日军，从津浦支队和师部特务营的阵地接合部突了进来，进到距师部只有五六百米的地方，当时师部附近有大量没有武装的非战斗人员，我派李作鹏（侦察科长）带警卫连的两个排迎击该敌。这股敌人一打就退回去了。第二次，又突进来一股二三十人的日军，这次我派一个排去迎击敌人，这次是李作鹏率领的还是周乐亭（作战参谋）率领的记不清了。敌人也是一打就退回去了。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似乎不像是日军的战斗风格。日军一般是比较顽强的，不经过激烈战斗不可能轻易撤退。事后才想到，除肥猪山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战斗异常激烈之外，其他均为日军的堵截方面，只要将我军堵住就行，所以进到师部附近的两股日军是来进行侦察活动的，发现我军仍在他们的包围圈里就放心了。下午3时左右，接到罗荣桓政委从东汶宁支队发来的电报，他说那个方向没有敌情，建议我们向他所在的方位突围。4点多钟，陈光回到师部，派人到政治部把黄励叫来，我们三人开始商量夜间突围方案。我把罗政委的电报拿出来，陈光决定照电报中的建议突围。制定突围的具体计划之后，陈光派黄励到津浦支队去组织该支队的突围。当日深夜，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第二天拂晓，敌军向肥猪山等地猛烈炮击，随后发起攻击，却扑了个空。
这次战斗，敌军参战兵力大约在5000人以上，具体数目不清楚有说八千的，有说一万的，也有说五千的，其中大部为日军，伪军很少。据说日军在山东的最高指挥官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不过至今尚未找到确切的史料证实此事。至于我军被围人数也有不同说法，有说三千的，有说五千的，有说八千的。我估计在六七千人左右，当时师部及直属队大约一千，第686团将近二千，津浦支队一千多，冀鲁边第7团一千，还有第6支队一部及鲁西区党委和泰西地委等党政机关人员。另外还有国民党肥城县长率领的田家滨旅几百人也在包围圈里。我军伤亡人数战后统计为360人。至于敌军的伤亡人数，说法不一，当时根据各部队的战斗报告统计为1300人。陆房战斗之后，山东伪军出的报纸宣称以伤亡1200人的代价，消灭八路军一万多人。这也证实，我们当时统计的歼敌数目大抵上是准确的。不过，现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对此说法不一，有的说歼敌数目夸大了，根据目击焚烧日军尸体的老百姓回忆，大约二三百具。我要强调一点，作战伤亡的比例通常是3：1，即亡1人，伤3人，在无法准确统计时，通常按此规律推算。如果焚尸二三百具那么歼敌数目也基本与我们当时统计的差不多。还有的夸大了歼敌数目，说敌军遗尸上千具，那么歼敌数目就达四五千人，这显然太夸张了。这次战斗日军没有动用飞机和坦克参战。还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人说在部队突围之前，陈光、王秉璋就跑到包围圈之外去了，包围圈里剩下的最高领导人是黄励，这显然违背历史事实，目前亲历战斗的人仍有不少人健在。还有的人说罗荣桓事先就料到了敌人即将举行大举围攻，并在临行前授陈光锦囊妙计上、中、下三条，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依罗帅的责任心，明知敌人有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抛下部队不管而能放心去东汶宁支队呢？
对陆房战斗的战略战术也有褒有贬，众说纷纭，在陈光未平反之前，对此战的评价也有欠公正的地方。我对此战的评价是：这是一次胜利的，同时也是被动的和风险很大的一次战斗。
转战鲁南
陆房突围之后，师部在无盐村与罗荣桓相遇，在这里总结了战斗的经验教训。罗政委在总结大会上认为这是一个胜仗。我们在突围的时候，翻山越岭不得不丢掉了辎重队的骡马挑子，损失了不少“家当”，其中有部分东西是从江西苏区经万里长征带出来的，是“传家宝”，这次也丢掉了，因此部队有人发了些牢骚，有埋怨情绪。还有的人认为如果按原定计划向汶河南岸转移，有可能像第6支队主力那样避开敌人的合击。此时我们发现从外地调到附近城镇的日军并未撤回，判断敌人仍然有再次围攻我们的可能，于是决定分散行动，令津浦支队向铁路以东转移。不久，陈、罗决定由我和黄励率师部机关大部过津浦线，统一指挥第115师在路东的部队，预定5月20日出发。临行前，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对我说：“你先结了婚再走吧！”在罗政委夫妇的促成下，我与才认识三个月的史导同志于5月19日举行了婚礼。次日即率部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出发了。我们走后，师部只剩下一个精干的指挥机关，加上警卫部队只有二三百人。
到路东不久，我接到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的一份电报，徐、朱任命我为东进支队司令员，后来又接到朱瑞的亲笔信。八路军第一纵队是5月初组建的，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和冀鲁边的八路军部队，第115师和山纵受其领导。徐、朱越过师部直接任命我为东进支队司令员，我将此电及信的内容电告师部，师
部没有回电，在以后的电报中，师部没有提及此事。我们于5月底进抵蒙山西北部的马家峪，在马家峪附近主要从事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
6月初，日伪军出动一万多人向沂蒙山区扫荡，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中共山东分局和山纵指挥机关。我和黄励率部朝敌侧后转进，顺利避开了敌人，未受损失。当时，我部大部为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只有两个战斗连队，是没有力量与敌人打硬仗的，如果出现像陆房战斗那样的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敌人的这次扫荡大概搞了一个多月。我得知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处境不好，联想到陆房战斗中罗荣桓从东汶宁支队发去的那封电报所起的作用，于是致电徐向前、朱瑞，告诉他们我这里没有敌情，建议他们向蒙山西北部转移。不久，徐、朱就率第一纵队机关、山东分局、省委党校和第115师教导大队等部过来了。当时，我的妻子史导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也随徐、朱来了。她告诉我这次她们在沂蒙山区反“扫荡”搞得很狼狈，她除了一床毛毯之外，所有的东西全部跑丢了。这床毛毯是结婚时我送给她的惟一的礼物，她舍不得丢，才保住了。
反“扫荡”结束后，鲁南地委奉山东分局之命派靳怀刚到马家峪向我们介绍情况。8月下旬我们从马家峪出发，于9月1日到达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大炉村。我们开始与地委一起发动群众，准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到10月下旬，陈光、罗荣桓也到了大炉与我们会合了。至此，第115师师部全部抵达鲁南。
郯码战斗
11月上旬，临（沂）郯（城）邳（县）工委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要求第115师派部队去增援他们。工委的活动区域最初在沂河两岸，后被压迫到沂河以西。郯域的码头镇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兴盛的镇子，比县城还要繁华。那一带是苏鲁边界最富庶的地方，是一个小平原。当时工委有一个200多人的独立营，战斗力比较弱。顽军有一个团，1500人左右，七八百条枪，其骨干是台儿庄战役中与主力失散的国民党军下级军官和老兵，有一定的战斗力。顽固派头子叫阎立天，是郯城县长。工委的工作是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为农民减租减息，为工人增加工资这些工作受到阎立天的阻挠，无法开展。独立营也经常受到顽军的进攻。陈、罗刚到鲁南不久，决定派我率特务营的两个连前往郯码。临行前，陈、罗交给我一项任务，设法筹集一笔款项。那时候冬天到了，师直属队和第686团没有解决冬装，陈、罗为此很着急。自从1938年初周昆从集总那里领了最后一笔经费，第115师再也没有得到过经费，那3万块钱早就用光了。我们到达山东后，曾向山东分局要求给我们3万块钱，分局也有困难，拿不出这笔钱。
我们仍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东南方向挺进，大约于11月中旬抵达码头镇附近，与工委会合。工委书记叫许言语，我听了他的情况介绍之后，建议先礼后兵，先做统战工作。工委的同志认为没有用，说阎立天是国民党内最顽固最反动的蓝衣社分子。我坚持先做工作，不能一来就打他，何况我只带来两个连，加上电台和参谋人员一共才300多人，得寻找有利战机才能下手。我以调停工委与阎立天的矛盾的名义，给阎去了两次信，要求他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阎立天没有回信，根本不把我这两个连放在眼里。当时我们驻在王庄，工委的独立营进至离沂河五六里路的南哨村。11月18日，独立营在南哨活动，阎立天驻在码头镇内的一个营出来向南哨进攻。我派一个排带两挺机枪前往南哨。顽军进攻南哨，独立营按我事先交待的战法，先放他们进村，顽军十分骄狂，以为独立营不敢打他们，待敌人全部进入村子．我们突然发起反击，一下子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连忙掉头向码头镇溃逃。当日夜，我带两个连在地方党组织的引导下悄悄趟过结着薄冰的沂河，摸进镇子。敌人的那个营住在一个围子里，我们包围那个围子后，架上机枪．搭好梯子，敌人仍然没有察觉。我们悄悄摸进去，敌人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反抗，营长以下400多人全部当了俘虏。我军无一伤亡。
阎立天驻在归昌，离码头镇50里路。他不知道在码头镇的那个营已经被我们消灭了，第二天派来一个营增援。地方党组织立即将这个情报告诉我，我怕敌人知道我们已经占领码头镇，消灭了他们的那个营，会不战而逃，于是带部队前出到距码头镇五六里路的地方去截击。又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个营被消灭了一半，其余的逃回去了。这次战斗我们只伤亡了二三个人。
两次战斗消灭敌人600多人，缴获机枪13挺。从此，阎立天元气大伤，再也不敢与我们作对了。我们秉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没有乘胜进攻阎部。此后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对我们战斗力如此之强，当地老百姓说：“老八路真是神兵天降！”
随后，我们在码头镇筹集了十几万元钱，并利用当地的工商业赶制了三四千套棉衣。工委的工作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减了租减了息。这期间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当时陈诚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的抗日演剧第6大队从苏北来了，他们主要是由我党的人组织的，剧团经费困难，连饭都没有吃的，要求我们支援。我同意给他们半年的经费，大约五六千元。另外给了工委一些钱，具体数目记不清了，可能是一万多元。12月上旬梁兴初支队来了，我就率部返回了大炉。临行前接到集总朱、彭的电报，说国民党军政部指责王秉璋部打郯城阎立天部，并说阎部伤亡不小，朱、彭询问是怎么回事。我回电将事情经过向来、彭作了汇报。
桃峪会议前后
师部到鲁南后，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消灭了不少土匪和地主武装，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1940年4月，日军出动4000多人以抱犊崮山区为目标进行‘春季扫荡”。这次反‘‘扫荡”斗争进行了一个多月，其后，我们开始向北面的天宝山区发展。7月，师部北移至天宝山区的桃峪村。
9月中旬到10月上旬，第115师在桃峪召开为期三周的高级干部会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第115师挺进山东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由罗荣桓主持，萧华、杨勇和我分别作冀鲁边、鲁西和鲁南工作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第115师扩编为6个教导旅。大约在1940年初，毛主席曾发来一份密级最高的电报，我记得有这么几句：“陈、罗亲译不下达，不外传，阅后焚烧。”陈、罗在焚烧前将这份电报让我看过，毛主席指示第115师必须在山东迅速发展，然后主要经营苏北，再转至大别山区，第—批去苏北由彭明治、吴法宪率领不少于12000人，第二批由黄克诚率领不少于15000人，第三批由师部率领不少于30000人。
第115师要迅速扩兵，当时把鲁南地委书记宋子成急病了。这个事情也使我们与地方部队关系协调不够好。
我在会上提出不再当参谋处长了，要求到战斗部队去锻炼，我从1932年开始搞参谋工作，已经干了整整八年，从未到战斗部队工作过。杨勇（教导第3旅旅长）建议我到教3旅工作。陈、罗答应了我的要求，报经集总批准，任命我为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3旅（第343旅）副旅长。同时任命陈士榘为第115师参谋长。
1940年底我正式离开工作了3年多的第115师师部，告别了陈、罗和司令部的战友。由此结束了长达8年的参谋工作，开始走上战斗部队指挥员的岗位。
口 述：王秉璋，整理编辑：魏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