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阳解放至1952年，我们曾在贵阳市人民政府工作，对当年市政府工作的主要情况，作一回顾，献给贵阳市的人民，是义不容辞的。
随军西进 接管贵阳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发出向大西南进军的指示。原随二野五兵团渡江接管赣东北地区的冀鲁豫、豫皖苏的南下干部，加上部分五兵团转业的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西进支队”于9月间随军西进。 10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南局确定建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并在湖南邵阳召开了中共贵州省委和五兵团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进军贵州和接管贵州的工作。会上，确定了西进支队各大队接管的地区及省、地、市军管会和党政负责人，确定秦天真同志任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市长，杜恩训同志任到市长。接管贵阳的队伍，曾在湖南芷江开了一个会。秦天真同志向大家介绍了贵阳的情况，并说：“我是贵州人，我代表贵州人民欢迎大家到贵阳去工作。现在贵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盼望我们早日解放贵阳。”听了天真同志的动员，大家情绪高涨，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1月16日，我们在重安江得到贵阳已经解放的捷报，秦天真，汪乃贵，夏页文和杜恩训等同志先乘一辆军车于17日凌晨赶到贵阳，随即派车去接运接管队伍。
入城以后，在省委、军区和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市军管会市政接管部组织接管贵阳市的旧机构。当时执行的接管方针是：各按系统，原封不动，点滴归公，逐渐改造，接管统一。市政接管部召集接管队伍在达德中学开会，布置市级各部门和各区的接管工作。全市由24名军事代表分别率领联络员，组成16个接管组。
民政组：军事代表翟唆家。接管旧市政府的民政科、户政科，人事科，社会科、二五减租协会旧卫生局及所辖妇产，传染病医院和8个卫生所、救济院及所属安老、育幼，妇教，习艺4个所．
财政组。军事代表李文斋．接管旧市政府的财政科，主计室、出纳室，税捐稽征处及所辖9个稽征所、职员合作社。
教育组：军事代表夏页文（兼）。接管旧市政府的教育科，市立中学、高商、29所市立小学和32所私立小学。
建设组：军事代表张秉钧。接管旧市政府的工务局，水利林牧公司，鱼场、市属公园、体育场。
公安组：军事代表赵锦禄。接管旧警察局和9个分局，各派出所，分驻所和1日市参议会。
法院组：军事代表林超。接管旧地方法院、看守所。
秘书组．军事代表武彬。接管旧市政府的秘书室及所辖的庶务、监印、缮写，收发，保管、电话6个室。
派到各区接管的军事代表是：一区翟云飞，二区葛庆兰三区李冀楚、四区刘超、五区孙丹一、六区王友智（不久改为李子刚）、七区崔国棱、八区刘雨成，九区秦延海。他们分别负责接管旧市政府所辖的一至九区区公所及各区的民政、财政，户籍、警卫各股。
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并召开市属机关旧人员大会，宣布了接管命令，军事代表职责，对1日人员的政策及接交中的具体要求，责成旧市政府各单位负责人办理移交。25日，军事代表进入各单位接管。国民党的贵阳市长张致祥畏罪逃跑，由旧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徐泽庶办理移交。到12月底全市的接管工作基本结束。计包下来的原市属各机关人员2253人，接收档案3l，783宗，各类物资折合银元50万元。但是，一些重要档案已在解放前夕被烧毁，贵重物资和金银也被运走或分散。
接管工作一经完成，市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工作机构‘最先建立的工作机构有：民政局（局长翟峻家）、财政局（局长李文斋兼，副局长杨德逊），建设局（局长张秉钧）、教育局（局长夏页文兼）、公安局（局长赵锦禄）、税务局（局长李文斋）、工商局（局长张开生、副局长翟志平）、卫生局（局长戴必正，不久由秦克夫继任，副局长徐其杰），秘书室（主任陈军）房管处（处长叶纪全）、法院（院长林超），民委（主任李儒云）01950年下半年后，又增设了调查研究室、财政经济委员会，人民检察委员会，人民检察署，失业工人救济处等机构。
维护社会治安 建立革命秩序
在进行接管的同时，我们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了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的工作。
当时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散兵游勇和游民乞丐（据统计约有17，000人以上）。这些人流浪街头滋事生非，有的甚至哄抢小商小贩的菜蔬及大米，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市人民政府认为，这是一个由旧社会多年痼疾形成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需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对旧城市进行大量的改造工作，但为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又不能不腾出手来先作必要的整顿。为此，在驻军的配合下，市人民政府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收容。到1950年8月，共收容散兵游勇，无业游民、乞丐、小偷、妓女16,528名。对其中15,000余名散兵游勇，经过教育审查，分别采取转送还乡、参军，送训，安排工作等方式，作了妥善安排，对乞丐、小偷、妓女、流浪儿童等，则由民政局的救济院和劳动大队收容起来，对他们进行教育，并给予治病，戒烟，使其恢复健康。随后又办起了编织，缝纫，印刷、砖瓦、肥料等厂和农场、煤窑等生产企业，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绝大部份人从此获得新生，掌握了一定生产技能，后来成了市政工程和环境卫生工人。一些曾沦为妓女的人，也组织了新的家庭，过上幸福生活。以后又狠抓了禁烟禁毒的工作，使大量染上烟毒的人获得新生。
建立革命秩序的另一场斗争，是广泛发动群众，肃清暗藏的匪特。我们进入贵阳后，市委曾对当时的敌情作了全面调查。全市总人口为24万余人，其中属于敌对阵营的有职业特务及特务武装1,100余人，国民党反动派溃逃前释放的惯匪、小偷800余人；散匪1,000余人。此外，还有一批反动党团骨干。1949年11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匪特，慑于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为首分子狼奔豕突，四处躲藏。敌人的指挥系统被打乱，暂时还不能组织起系统的破坏力量，贵阳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是平静的。 12月份起，敌人趁我军主力部队相继入川，入滇之机，开始蠢动。市委，市人民政府对敌情一直在严密注视着，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打击。仅1949年12月份，就捕获匪特448名，内有匪特组织的暴动案犯30人。12月17日，市军管会临时法庭判处惯匪、杀人犯刘彬死刑。
敌人是不会甘心灭亡的，潜伏的匪特有计划、有组织地猖狂反扑，到1950年3月发展到了最高峰。他们先是在贵阳附近各县纠集大批土匪进攻惠水、清镇、平坝、息烽和青岩、花溪、鸡场等地，企图切断贵阳的对外联系。3月19日，土匪竟公然袭击我公安六分局的蔡家关分驻所。继而与贵阳城内暗藏的特务勾结，预谋于3月25日炸开监狱进行暴动。在省委、省政府和军区的统一指挥下，3月24日凌晨，全市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一次大搜捕，逮捕了重要匪特分子249人。在这次大搜捕和以后的乘胜追击中，相继破获了“西南游击总队司令部”、“中国反共救国军司令部”，“中国国民党贵阳市策动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军”、“中国国民党新编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等反革命组织，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暴乱阴谋，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经过“三·二四’’这场保卫新政权的斗争和以后的清匪反霸工作，贵阳的社会秩序进一步好转，为集中全力从事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克服重重困难 恢复发展生产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贵阳，是一个畸形发展的贫穷、落后的消费城市。入城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此，我们在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上。
早在进军途中，五兵团政策研究室就印发了<贵阳概况》等资料，加上天真同志的介绍，使我们对贵阳的情况有了一个轮廓的了解。但是，到了贵阳以后，经过实地观察和深入调查研究，贵阳市破烂不堪，百业凋敝、人民贫困的状况，却是我们料想不到的。
贵阳的经济是十分脆弱的，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后方重镇和西南交通枢纽曾出现过暂时的，虚假的繁荣。从贵阳的社会经济结构看，全市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工厂只有20多个，加上小厂、手工业作坊也才有160余个，工业资金只占商业资金的50%左右。从事商业的户数多达5000余户，绝大多数是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资金在万元以上的屈指可数。国民党反动派的货币急剧贬值的祸害，加之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大多数工商业户已处于破产边缘。
贵阳先于邻近的重庆、柳州、昆明等城市获得解放，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暂时中断。继后，潜伏匪特操纵的土匪蜂起，不仅贵阳与外省的联系被切断，连城郊附近的场镇也被土匪占据，对外购销活动无法进行。工厂购不进原料，产品运不出去，商业，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受到严重影响。加上有些工商业户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有的抽逃资金，有的乘机停产，仅解放后的头两个月，宣布倒闭的工商业户就达300余户之多，大批工人、店员失业。到1950年3、4月份，全省匪患达到高峰，贵阳市的问题更加严重，失业人数达12，000余人。据当时的抽样调查，城区有十分之一、郊区有三分之一的人家已无法维持生活，他们迫切希望人民政府给予帮助。
在这些严重问题面前，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充满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当时，市委一班人有着坚强的事业心‘，有一股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有着把人民的新贵阳建设好的强烈愿望。我们认为，在困难面前，要看到有利条件：有党中央的正确政策，省委的具体领导，有贵阳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掌握了政权，一定能克服暂时的困难，迎来新的胜利。我们有能力解放贵阳，也完全有能力建设一个新的贵阳。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根据这一精神，在1950年2月召开的贵阳市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省委书记、市军管会主任苏振华同志要求全市人民共同努力，“把一个落后的，消费的、城乡对立的旧贵阳，改造成为生产的、城乡互助的、人民的新贵阳。”市人民政府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种渠道，对全市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克服暂时困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做了大量工作。
发展贸易，解决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问题，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又要先打通被阻塞的公路干线，修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桥梁，恢复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从1950年元月起，在市军管会统一安排下，组织公私车辆，成立运输队，由武装部队护运，将贵阳的土特产运销省外，再运回食盐、布匹及工业上急需的原材料。每次十几辆，几十辆汽车一齐出动，人民解放军架着机枪开路，往往经过激战，击溃土匪的拦截，才顺利通过01950年3月，建立了物资交流推动委员会，进一步有计划地组织内外交流。 4月份举办运输保险，组织了8次货运，仅香烟一项，即向重庆、柳州两地运出1000余大箱。在近郊，我们组织了320多个运销采购小组，2000多人下乡贩卖食盐及工业品，收购桐油，烟叶，猪鬃等土产。这些小组开始只能到公路沿线二，三十里的集镇活动，后来随着剿匪的胜利，运销采购活动达到300里以外。经过多方努力，城乡内外、省内外的物资逐渐畅通，敌人妄图封锁我们的阴谋彻底破产。
为了解决全市大批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市人民政府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失业工人对城市基础设施如下水道，道路，桥梁进行修整。 1950年5月到1951年5月，我们成立工程总队，组织近2000名失业工人从事上述工作，计修整了下水道19,670公尺，道路6,865公尺，市区桥梁6座。同时还组织失业工人在市郊植树10万余株。我们没有单纯地从救济出发，而是以极为有限的资金（有些还是向各界募捐来的），开展一些市政维修工程，既使失业工人有工可做，维持了生活，又迈开了市政建设的第一步。这种作法，西南地区及邻近的城市认为是条好经验，赞扬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先走了一步，曾派人来贵阳实地考察。当年的这批工人，后来都成了市政工程的骨干，当年栽下的树，现已郁郁葱葱，成片成林。
组织失业工人从事轻，手工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是市人民政府的又一项措施。经过努力，组织起被服厂，鞋厂，织布厂等中小型厂社，维持了1500余人的生活。当时，这一工作发动得比较充分，各方面都在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因陋就简，举办生产事业，度过难关。市妇联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仅她们成立的被服厂和鞋厂，就容纳了814人，占全市组织生产自救人数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政府还帮助2500余名失业工人就业或转到其他行业工作。到1950年5月，通过各种方式安排的失业工人，总数达7100余人，占失业工人总数的70%以上。1950年6月，政府对失业工人中特别困难的658户，给予了救济。同年冬季，又进行了冬令救济，9100余户贫苦市民及失业工人，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
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全力维持原有公私企业的生产。自1950年2月至1951年5月，人民政府在财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向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371亿元（旧币、下同），进出口押汇117亿元。同时还组织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各私营厂的产品，仅1950年g月至1951年8月，加工订货金额即达160亿元。经党和政府的教育帮助，工商业者在实践和学习中，逐步认识政府的政策，提高了经营积极性。以大化小，化整为零，座商转摊贩的工商业户大为减少；小户成为大店，摊贩成为座商的逐渐增加。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贵阳的工人阶级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带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艰苦奋斗，度过难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维持生产，国营工厂的工人，曾3次降低工资。私营贵阳联合烟厂在1950年3、4月份，工人每月只拿60斤米的维持费，最困难时，每天只能以吃稀饭度日。但是；他们仍然积极生产，克服各种困难，使每月产量由90大箱增至600大箱。贵阳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听党的话、为人民政府分忧的可贵精神，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充分发扬民主建设人民政权
贵阳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从此当了国家的主人。在贵阳解放80天后的1950年2月6日，贵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下简称各代会）召开了。各方面的代表广泛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密切了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作出了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等项决议，作为全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全省剿匪已取得初步胜利，贵阳社会秩序大为好转，生产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经市军管会、市政府与第一届各代会产生的协商委员会协商决定，1950年8月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调整工商业，动员全市人民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厉行生产自救，克服困难，为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而奋斗。这次会议，标志着全市政治经济形势已有好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益居于重要的地位。
1950年5月，我们将原有的9个区调整为7个区，建立了区人民政府，并先后召开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年12月，进行民主改革，取消国民党的基层政权组织旧保甲，建立了临时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并在郊区建立了5个乡人民政府。
贵阳的政权建设，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解放以后，市委十分重视建立人民团体的工作，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市的总工会筹委会，青年团工委，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学生联合会筹委会、民主青联筹委会，教育工作者联合筹委会等相继建立。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迅速地把各方面的群众组织起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对自己选举产生的代表高度信赖，每届各代会的召开都成了全市人民关心的大事，人们积极参加提出提案，向大会献旗献礼。
在政权建设中，我们充分发扬了民主。人民代表会议上，政府的工作报告和重要提案，都交给代表们充分讨论，虚心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我们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也都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这种民主作风，与会代表很受感动。贵州大学教授丁道衡代表在参加首届各代会时深有感触地说：‘哒个人民的会议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会议绝不一样，反动派的会议大家都不敢说出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但是这次各界人民的会议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怀疑、无顾虑地把人民的意见交给了政府，人民和政府紧紧靠拢在一起了。"
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二、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协商委员会和第三届各代会选举的副市长、政府委员中，都有半数左右的非党同志，其中有不少是知名人士。如刘方岳，刘薰宇，丁道衡，张彭年、肖文灿，蹇先艾，陈职民等。他们有的是与我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有的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人士和知名学者，有的是开明士绅，他们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党外朋友不仅在推销折实公债、劝募寒衣、抗美援朝捐献，社教运动，丈量市内房屋基地、评定房捐地价等级等活动中直接协助政府开展工作，而且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清理积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城乡联络等工作的委员会中，党外人士也担任一定职务。当时，政府的负责同志与党外朋友真正做到了患难与共、以诚相见地共商全市的大计，为着共同的目标，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
原载《回顾贵州解放》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