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大西南的贵州干部队(文/方士新)

15992 发表于2019-08-08 19:29:45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滚滚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和我国东南地区。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解放,中国大陆的全部解放,已经指日可待。

    为了给即将解放的华南,西南地区配备干部,党中央在东北地区抽调华南和西南地区籍贯的干部回原籍工作。这批干部于1949年8月在长春集中,有广东、广西省籍的,有云南,四川,西康(今四川西部)省籍的,有贵州省籍的。云贵川康省籍的干部,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大队。

    调回贵州的这批贵州籍干部,有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参加红军的,有在湖南、江西等地参加红军的,有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到八路军,新四军去的,有的是贵州地下党输送出去的。这批干部共十几个人,有伍嘉谟、黄颖,吴之平、穆家安,张绍清,罗永昌,陆汉卿,薛德明、张秀英和方士新等,由伍嘉谟带队。

    在长春,我们学习了新解放区的形势、任务、方针,政策。东北局的负责同志作了报告,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同志说,你们南下,也可以叫做帮翻队,是帮助南方新解放区人民翻身解放的。

    我们西南大队从长春乘火车,经过沈阳、天津,济南、徐州等地,到了南京。

    在南京,我们到人民解放军第=野战军报到,在玄武湖附近住了下来。这时,二野正在积极进行进军大西南的准备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物质上作了各种准备。二野西南服务团也整装待发。中央组织部从北平调到贵州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一批干部,已经编到西南服务团学习了一段时间。他们一行10人,即汪行远、李骥,达昭,刘光帜、胡一民、蓝骏、杜枚、穆颖等同志。他们原来多是从西南地区出去的,在华北大学工作。在北平,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蒋南翔同志接见了他们,交待了新解放区开展团的工作的方针、任务等。二野决定这些干部调出来和东北南下的贵州籍干部编在一起去贵州。这样,我们就汇合在一起了。这些同志中,汪行远、李骥是贵州人,达昭、刘光帜、胡一民、蓝骏和杜枚是四川人,穆颖是北方人。他们多数是大学生,李骥是浙江大学的,达昭是四川大学的,刘光帜是清华大学的,胡一民是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蓝骏是东北大学的,杜枚是北京大学的,穆颖是朝阳学院的。

    9月20日,二野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作报告,我作了详细记录,至今还保存下来。邓小平同志说:二野奉命解放西南——云贵川康,是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进军西南是4千里路的小长征,干部要同解放各地区的部队会师,一进入指定地点就开始工作。邓小平同志讲了西南地区的情况,讲了农业、工业,重工业等,指出大西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途远大。邓小平同志讲了好的,有利的一方面,也讲了不好的,困难的一方面,讲了敌情,讲了封建阶级,讲了对敌斗争。邓小平同志说,到西南要过的第一关是吃饭关,要抓财政经济,战斗队要变成工作队。邓小平同志详细讲了发动,组织,教育和依靠群众的问题,讲了党,讲了干部问题,四川要分为四个区党委,还有云南,贵州、西康三个省。邓小平同志强调了团结问题,讲要和地下党,游击队会好师。邓小平同志还讲了统一战线工作,西南局,区党委,省委要成立统战部。邓小平同志最后讲要好好学习,向党中央学习,向同志学习,向人民学习。

    二野还决定,将西南服务团的贵州籍学员调到我们队里回贵州工作。伍嘉谟同志要我到西南服务团调入,我到了挹江门附近西南服务团查阅学员名册,凡是贵州籍的,即由我和西南服务团的领导同志对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动员回贵州。这些同志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很高,组织纪律性很强,有献身精神,他们没有不同意见,愿意回家乡工作。这批青年同志也多数是大学生,是江浙和上海解放后参军到西南服务团的。他们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刘君桓、熊镇燕、朱民一、王文阁、安瑞琮,吴清融,杨帮选同志,来自中央大学的沈锐、陈开定、肖万霖同志,来自暨南大学的杨德政同志,来自复旦大学的沈斐宇,张人隽,来自政治大学的陈中平和其他大学、其他方面的丁西奎、陈守铭、洪嘉荣、陈含,雍泽,杨永、蔡之诚,邱闵,邱素行、应雪樵等,其中,蔡之诚、刘君桓、熊镇燕、吴清融、丁西奎、杨德政等是地下党员和上海一解放就入党的共产党员。此外,还有新华日报社,新华社南京分社合办的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同志,先到了西南服务团,后到我们队里一道去贵州工作,他们是:叶瑞兆,章德新,石佩华,叶苓,党铮,杨浩清、夏岚等,其中,叶瑞兆,章德新,夏岚、叶苓、杨浩清等是河南大学、政治大学、国立艺专等校的大学生。

    在南京,这几部分同志共60几人,于9月25日前陆续到虎踞关6号集中,9月26日组成贵州干部队,除队部外,下分5个组。共产党员编在一个党支部,支委会由伍嘉谟,黄颖,汪行远、吴之平、方士新组成。我们都身穿解放军军服,分别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胸章,作好了进军大西南、进军贵州的准备。

   二野宋任穷同志,要贵州干部队到湖南湘潭五兵团报到。伍嘉谟同志叫蔡之诚、张绍清同志打前站,先到武汉联系,蔡、张二同志先到了武汉,找到原赣东北区党委的负责人申云浦同志,汇报了情况,并准备好了食宿等事宜。

    由于长江航运尚未恢复,我们全队于9月27日乘火车离开南京赴武汉。全队同志分乘两节闷罐子车厢,每节安排30多人,睡大通铺,挤在一起,女同志则用文件箱隔开睡在一头。上车时带了一大批大饼作干粮,后因发霉不能吃了,因而发菜金,各人买饭吃。铁路路况不好,火车运行不正常,有些桥梁是被炸毁后临时架的木桥,通车不畅,中途还遇到空袭,一路开开停停,摇摇晃晃。我们经徐州,过郑州,于10月1日午夜到达武汉,大家步行到江汉关中南局招待所住宿。

    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武汉全市热烈庆祝开国大典。连续几天,大街小巷悬挂着五星红旗,人们要龙灯、舞狮子,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打腰鼓,锣鼓齐鸣,万众欢腾。街上到处是慰问解放军的标语牌和茶水站,我们全队和全市人民一起共享成立新中国的欢乐。

 10月3日,全队渡江到武昌,驻在胡林翼路兰州实业银行(已停业),进行了为期9天的休整。为了加强队部的领导,达昭同志等一批原在小组里的骨干被抽调到队部工作,一部分小组的负责人也作了调整。被服等装备尚未领齐的,在这里进行补发,进一步作好了长途行军的准备。

  10月6日是中秋佳节,各组排练了一批节目,晚饭后全队集合到黄鹤楼举行中秋晚会。开始时伍嘉谟同志讲话,他指出晚会很有意义,他说,我们队里有不少贵州同志,在近期内就要回到老家去了。我们在这里过中秋节,准备回家乡过年。晚会上,汪行远同志用俄文唱了国际歌,各组都表演了节目,大家欢声笑语,尽兴而返。

    伍嘉谟同志要我先到湘潭,找五兵团杨勇、苏振华同志。我和通讯员傅万才同志乘小火轮经洞庭湖到了长沙,再改乘汽车到湘潭,找到了五兵团政治委员苏振华。我汇报了贵州干部队的人员组成等情况,苏振华同志留我吃中饭,见到了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同志。杨勇同志是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说在延安看到过我,我说我那时在中央党校三部。苏振华同志要我去找徐运北同志,我又向徐运北同志汇报了情况。

在武汉,伍嘉谟同志找到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陈沂同志派5部军用卡车送贵州干部队南下。全队同志于10月12日午后上车,离开武昌向湘潭进发。汽车行进速度也快,途经浏阳,平江等地,于14日抵达湘潭湘江边上,次日渡江进驻县城。伍嘉谟同志和苏振华、杨勇、徐运北、郭超等同志见了面,商讨了工作。10月17日晨,全队开大会,伍嘉谟同志宣布贵州干部队的西进任务已经完成,全队同志分别编入西进支队各个大队继续西进,解放贵州。此后两天内,全队同志互相告别,编到西进支队。

我们随五兵团到了邵阳,在邵阳,新组成的贵州省委和五兵团召开了联席会,伍嘉谟、黄颖、汪行远,方士新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党中央任命陈曾固同志为省委副书记。杨勇、徐运北同志讲了话,苏振华同志作了总结。这次会议布置了解放和接管贵州的任务以及一系列的工作,极为重要。

    邵阳会议后,人民解放军五兵团经过湘西进军贵州,大批干部向贵州迸发。我们离开邵阳,年青的同志背上背包,许多同志背上食盐、大米,有些同志背着银元,晓行夜宿,每天步行七、八十里,翻过海拔1900米的雪峰山,到达芷江,再过晃县,进到黔东门户玉屏。湘黔路上,西进干部浩浩荡荡,络绎不绝。我们再走镇远,过施秉,走黄平,到达重安江。重安江公路大桥已被国民党军队败退时炸毁。这时,五兵团部队早在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我们过了重安江,由于接管工作紧迫,有些领导干部由五兵团派车接走。大批干部继续步行,再走炉山(今属凯里),过贵定,又有一部分同志乘车先行,其他一些同志再走龙里,到达贵阳山城。

    原贵州干部队的干部,进入贵州后就沿途留下一些同志,洪嘉荣留在玉屏工作,陈中平留在镇远地区,丁西奎留在炉山,陆汉卿,方士新到独山地区。在贵阳,伍嘉谟到省委机关,黄颖,刘君桓到贵阳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穆家安、张绍清、熊镇燕、安瑞琮、朱民一等到建设接管部,大批同志去做接管工作,原新闻训练班的叶瑞兆、章德新、叶苓、党铮等到新闻出版系统;汪行远、达昭、胡一民、刘光帜、蓝骏等先在贵阳市开展青年工作和团干部的工作。杨德政、沈斐宇等到贵阳地委。肖万霖、陈含去金沙,雍泽到遵义,吴清融去毕节。

    解放初期,给我们进军大西南的同志发了纪念章,纪念章正面铸有“解放西南胜利纪念”背面铸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1949-11-1-12-27”的字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们贵州干部队从南京出发,只是进军大西南的一支很小的队伍。我们干部队的多数同志是贵州人,但离开贵州多年,到贵州以后,原来贵州干部队的同志,长期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本地干部同外来干部的团结,维护干部队伍的团结,勤勤恳恳工作了这么多年。这期间,黄颖,吴之平,李骥,刘君桓,穆颖,王文阁、邱素行等同志先后调离贵州,伍嘉谟,汪行远,张绍清,陆汉卿,蓝骏,陈守铭、王少蓉等同志先后逝世。时至今日,多数同志已经离休,或退居二线。少数同志还在第一线工作。 38年过去,原来这支干部队的同志,对党,对人民,对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贵州,是做了有益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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