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我从路西学习回到冀中后，被分配到八分区妇救会任副主任，主任是弓彤轩。不久，我同妇救会组织部长张敬宽、宣传部长黎烈炎到安平县羽林参加冀中妇救会召开的全区县以上妇女干部扩大会议。由于冀中妇救会主任韩朝新牺牲了，改善部长郭茂桐等负了伤，会议选举了新的冀中妇救会领导班子，我被选为改善部长。八分区的同志们再三要求我回去，我自己也愿在基层多经受些锻炼。最后，区党委就答应我回八分区了，继续担任妇救会副主任，后任主任兼党组书记。
那时我已经23岁了，个人的婚姻问题还没有考虑，许多领导同志非常关心，要给我搭桥牵线找对象。
一次，地委书记金城把我找去，亲切地说：“大韩，抗日是持久战，不能非坚持打走日本鬼子再结婚，婚姻大事该考虑了。”
我说：“我的确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金城笑了：“那好，过去没有考虑过，现在应当考虑了，这也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一项任务。”当时还有几个人在场，民运部长王风斋说：“我看郭陆顺不错。”
陆顺的名字我听说过，他是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政治委员，是参加长征的一位老干部，很有声望。金城说：“陆顺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只是身体差些，身上负伤14处。你们结合了，你的身体好，还可以照顾他一下。”
我说：“我谁也不照顾，女同志还有女同志的工作，干么照顾别人。”
金城哈哈地笑了：“好、好，不要你照顾，不要你照顾，那些事都属于个人家庭事了，我这个地委书记不干涉内政。”
几个人被金城的话逗笑了。
不几天，由金城亲自安排，我和陆顺见面了。他瘦瘦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陆J顷当时29岁，是湖南人，说话还能听懂。他待人亲切诚恳，生活艰苦朴素，是一位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干部。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但是非常有份量。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了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任过班长、排长、连长、党总支书记、政治指导员、教导员。“七·七”事变后，红军部队实行整编，他被分到-二O师三五九旅某团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随贺龙经晋绥、晋察冀，转战千里来到冀中，同年9月任回民支队政治委员。他有勇有谋，战功赫赫，在长征途中，曾一个人俘虏敌人一个整班，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但他从不表功。
从接触中，感到非常合得来。一次，陆顺对我说：“如果你觉得可以，我们就把事情办了吧，斗争形势使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谈情说爱。”
我觉得陆顺的话有道理，就点头同意了。我这一点头，不料陆顺的话就多了起来，他笑着说：“平时同志们都问我，政委你都快30岁的人了，还不结婚，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还告诉他们，战争年代，年岁虽大了一些，也不能着急结婚。待打走了日本鬼子，我们每个人找一个老婆不成问题。看来，我也自食其言了，没赶走日本鬼子，我就成了你的‘俘虏’。”
我深深地感到，和陆顺在一起是那样和谐随便，1943年3月底，我们就结婚了，从介绍见面到结婚，只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八分区机关驻在武强县的堤南村，陆顺住在一个离堤南村30里路的村子里。结婚那天，是八地委常委、民运部长王凤斋和妇救会刘云、黎烈炎骑马把我送去的。路上王风斋还和我开玩笑说：“娘家太穷，出嫁‘闺女’没嫁妆，你可别不高兴。”逗得我们大笑起来。
婚礼举行得非常简单，只司政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吃了顿粉条牛肉杂烩菜，我和大家见了个面，说了几句话。马本斋、郭陆顺和陪我去的同志一块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
新婚之夜，陆顺和我长谈起来，讲他的家世，讲长征路上的故事。他谈得最激动的地方，是他讲到毛主席的时候，陆顺说，他在长征路上，因战斗曾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他赶到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留他在招待所多休息几天，但是他急于要回部队，多次找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去磨，有一次，他又去中央组织部，见一位他不认识的同志在场。这位同志对陆顺说：长征一个整年了，战斗行军比较紧张艰苦，因战斗与部队失掉了联系，急于找部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急躁，更不要不耐烦和发脾气。说话之后，组织部的负责同志问陆顺，你知道刚才与你说话的是谁，是毛主席！
“是毛主席！”陆顺非常地惊讶。
陆顺感到很不安，特意向中央组织部作了检讨。陆顺给我说完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在任何情况下，遇见任何事情都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要讲修养，这也是对人的一种锻炼和考验。”
我和陆顺结婚的第二天，马本斋宴请我和陆顺，他的夫人孙淑芳等作陪。其实，那餐饭也是极其简单的。马本斋说：“很对不起，今天宴请的既是韩主任，又是政委的夫人，没有一个像样的菜，等战争结束后，我再好好地请请你们。”
陆顺在旁边一言不发，马本斋的一番话把我说得很不好意思。席间，他还开玩笑说：“韩主任找郭政委算找准了，经过长征，作战有功，指挥有方，体贴战士，反正他老郭对我马本斋帮助不小。”从他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对陆顺是非常尊重的。他还说：“军区能把老郭派来当政委，说明共产党把我们这支部队当成和红军、老八路一样的看待了！政委就是党代表，有了党的直接领导，有老红军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就能建成打不败、拖不垮的铁军。”
这时，陆顺在一边插话了：“本斋，你怎么又吹了起来。”
马本斋说：“好好，你不叫我在你夫人面前说，我就不说了。”然后笑笑，又给我往碗里夹菜。从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我看到马本斋和陆顺的关系非常融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感情很深。由于两个领导人的带头作用，部队团结一致，打了许多漂亮仗。
自从1939年9月陆顺来到回民支队任政治委员后，就一直和马本斋在一起，而且配合得很好。大家都一致称赞他把红军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回民支队。
在陆顺未到回民支队以前，马本斋看到兄弟部队都有政治委员，便渴望上级能给他派一位来，当他知道冀中军区将派陆顺来任政治委员的消息后，立刻指示政治部为未来的政委挑选通信员、警卫员，并让司令部为未来的政委准备枪支马匹。马本斋还把自己心爱的大洋马给了陆顺，隆重欢迎陆顺的到来。
结婚后的第三天，当我要赶回机关时，马本斋和夫人还有陆顺把我送了老远老远，马本斋还说了一些开玩笑的话，我就向他们告别了。
和陆顺结婚仅仅两天，我就又回到了堤南村。大约七八天之后，回民支队转移到离堤南村只有四里路的一个村庄。王风斋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妇救会的同志，并嘱咐：“让大韩去看看郭政委。”黎烈炎、刘云说：“赶快吃晚饭，吃了饭咱们一块去。”
我说：“刚回来，别去了。”
黎烈炎和刘云说：“大韩，你这就不对了，你不是说向郭政委给我们每人要把小手枪吗？今天，郭政委来了，你不去开金口，反‘扫荡’开始了，让我们拿烧火棍去打鬼子呀。”
我想也是，于是我们就去了陆顺那里。烈炎说：“郭政委，你们支援我们两支手枪吧。”
陆顺答应说：“那好办，我记下了。”
第二天早晨我回来时，他把我送到村口，非要警卫员骑马把我送回来不可，我婉言谢绝了。在村口的大柳树下，我们默默无言，对视了很久。最后还是陆顺先开的口。“大‘扫荡’要开始了，你要多加小心。”
我说：“我也是这样祝愿你，你也要多加注意。”
我们久久相握，依依分手。走出很远很远了，当我回首遥望村口时，陆顺还站在那里，他举起右手再次招呼。我万万想不到，这一次分手，竟是我们的永别。
1942年春末，敌人调集了大批兵力，准备对冀中革命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和党、政、群组织，占领我根据地。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地委召开了分区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布置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会后，绝大多数干部分散到各县去传达任务。我和分区工会主任侯彻被分配到滏阳河以东的建国、献交、交河三县。我们先去献交传达，为了节省时间，把地委的指示尽快传达到各县，我和侯彻商定一人去一县，分头活动。
大约是4月30日，我来到建国的高官村。正在吃午饭时，区委书记来了，对我说：“韩主任，敌人的大‘扫荡’从我们滏阳河东开始了，来势很猛。”还说：“回民支队在陈庄战斗中损失很大，牺牲了一百多人，政委也牺牲了，现在还叫保密呢。”区委书记并不知道我和陆顺的关系。
我一听好象晴天霹雳一样，忙问：“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区委书记又说了一遍。但我还是不太相信，就对当时在场的县妇救会组织部长、代主任王炳茹说：“你们抓紧时间通知各区干部明天来高官集合，传达地委指示。我现在到交河县去一趟。；来到县委驻的村庄，我见到了县委书记陈明善。他对我说：“大韩同志：郭政委确实牺牲了。”并把牺牲的经过说了一遍。
此时，我的心都碎了，悲痛万分。泪水一滴接一滴地流了出来。但我强忍悲痛没有哭出声来，陈明善急忙劝慰我。
我强打精神，急步跑回高官。见到王炳茹，我问：“同志们都通知到了没有？”
王炳茹说；“通知是通知了，我看你还是先休息一天，晚一天传达吧。”
我说：“不！任务紧急，不能耽搁。”
晚上，王炳茹问我想吃些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想吃。”不一会，她端来一碗热面汤让我吃，可我实在吃不下。一夜也没有睡觉，王炳茹整整陪了我一夜。
第二天一早，回民支队一名同志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来到这里，说马本斋司令员让接我到他们那里去。
去后，马本斋和邸清哲专员正等我。一见面，马本斋第一句话就说：“大韩同志，你责备我吧，是我没有保护好政委。”接着，他把郭陆顺牺牲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4月27日，回民支队按照上级指示，在陈庄设伏，阻击由交河、泊镇出动‘扫荡’的敌人。一千多敌人的主力部队朝我们袭来，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从拂晓一直打到天黑，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傍晚，郭政委非要到前沿阵地去，我阻拦他，他不听，最后还是去了。在前沿阵地，他仔细询问了战斗情况，然后站在一墩荆条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方阵地，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郭政委的头部。”
马本斋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异常地沉痛，他说：“郭政委牺牲后，我们给地委发了电报，请你来，结果等了两天，你还没来到，我们就把追悼会开了。郭政委的遗体掩埋在建国的高官村。”
马本斋是个坚强的汉子，轻易不掉眼泪。但是，郭陆顺牺牲后，他痛哭了一场。埋葬陆顺时，他还取出自己心爱的围脖，给陆顺围上，以表示对陆顺的哀悼。他站在陆顺的墓前，深沉地说：“郭政委是对回民支队帮助最大的一个。”后来，他一直怀念陆顺，经常教育回民支队的指战员向郭政委学习。
马本斋和邸清哲又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我抑制着万分痛苦的心没有掉下眼泪，我说：“陆顺同志已经牺牲了，谁也没有办法，我只有一个要求，请支队派一位同志领我到陆顺的坟上看看。”马本斋说：“行。”并决定第二天上午去。
说罢，我告辞了马本斋和邸清哲，赶回高官村，这时同志们已集合起来，正等着我传达地委指示。我拿出文件和笔记本，刚要传达，大家都非常难过地望着我，低声说：“韩主任，休息一会儿吧。”我说：“不休息了，现在就开始传达。”接着我就详细地传达了地委关于做好反“扫荡”工作的指示。同志们都静静地听着，认真地记录着。
下午又进行了讨论。过去开会讨论，有说有笑，但这次大家却沉默寡言，更没有笑声。为使讨论取得好的效果，我又发表了一些鼓励性的意见，我说：“我知道，大家听说郭政委牺牲了，都非常难过，我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更能理解。但光难过不行，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记住这血泪仇，血债要用血来还，要更坚决地打击敌人，以更大的胜利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大家听我这样一说，顿时气氛活跃起来，争先恐后地发言，纷纷表示，一定搞好反“扫荡”，狠狠打击敌人，为郭政委报仇。
讨论结束后，炳茹扶我躺在老乡家东间的炕上。从得知陆顺牺牲后，我心中非常难过，但没有哭，老是强打精神，坚持再坚持，现在，再也坚持不下了，蒙上被子痛哭起来，哭了好一阵子。
晚上，我对炳茹说：“明天我去郭政委坟上为他添两锨土，回民支队来人领我去，请你帮助我找两把铁锨。”不一会，炳茹拿来两把铁锨放在了门后。
第二天早饭后，回民支队来了一位同志。炳茹说：“我也和你一道去。”说着，她出了屋，很快又拿来了一把铁锨。我们三人一出院门，见到街上站着几十个老乡，个个手持铁锨，等待和我一起去为陆顺圆坟。因我刚来高官，与乡亲们还不熟悉，除炳茹外，我一个也喊不上他们的名字来。他们都没有言语，只是默默地跟着我走。来到陆顺坟前，我刚添上两锨土，乡亲们就挥起锨来，不一会就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坟头。我说：“乡们们，别再添了，目标大了，敌人发现后会破坏的。”
我这么一说，乡亲们竟哭起来，哭声连成一片。不知是哪位乡亲哭着到我面前：“听说郭政委牺牲的消息后，我们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难过的，早想来添添坟，表达我们对郭政委的一点心意，因没上级指示，我们不敢行动，今天听说你要来，我们就跟来了。”又一位乡亲说：“韩主任，我们一定为郭政委报仇！”
“我们一定为郭政委报仇！”乡亲们齐声呼喊起来。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含着热泪向亲人们频频点头致谢。
又有一个乡亲到我跟前说：“韩主任，你放心，郭政委的坟在俺村，荒不了，逢年过节，大人、小孩都会来坟上烧把纸钱，他是为俺们死的，忘不了他，让他在这里与俺们作伴吧。”
乡亲们依依不舍地总是站在陆顺的坟前。我担心时间久了会被敌人发现，就催大家快回村。这时乡亲们又都围上我，纷纷要求我到他们的家去吃饭。一个乡亲说：“俺连口水也没敬郭政委，他就牺牲了。你到俺家吃顿饭，也好表达俺对郭政委的一点心意。”此时此刻，我难过的泪水、激动的泪水汇集在一起，止不住直流。
郭陆顺虽然离开我们已经40多个春秋了，但是几十年来，党和祖国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回民支队的干部战士更没有忘他。有些同志来石家庄总来看望我，坐坐谈谈。新中国建立后，拍了电影《回民支队》，使陆顺的形象再现。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党组织和原回民支队的同志们纷纷提出要编写郭陆顺传记，载入史册，教育后人。
原回民支队的同志们怀着深厚的敬意，缅怀自己的好政委。他们回忆说，郭陆顺刚到回民支队时，支队设有一个司令部，一个政治部，司令马本斋，政治部主任丁铁石。为使回民支队尽快转变成正规部队，并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郭陆顺积极开展工作，从组织上整顿，把司令部、政治部等各部门职责进一步划分，各负其责。他注重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郭陆顺来支队前，党员、党组织都未公开，青年党员只知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还不懂如何过组织生活，怎样开展党的工作。针对这一情况，郭陆顺积极发展党员，加强部队中党的力量，经常召集各级党组织开生活会，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组织，活跃了气氛。他把红军的传统带到了回民支队，边打仗边整军，边整军边打仗，利用饭前和战斗间隙，通过典型事件、活人活事进行教育。给部队讲形势，讲抗战三阶段，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和传统，为了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每次战斗前，他都召集党小组会，号召每个党员要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经过他的努力，回民支队的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支队迅速向正规化发展。
回民支队中，汉族战士占多数，回民居少数。能否正确处理好部队中回、汉族之间的关系，保证部队上下团结，是涉及回民支队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郭陆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郭陆顺来后，他立即派人请来两个阿訇。同时，他还主动了解回民的风俗习惯，处处注意尊重回民的习俗。凡在战斗中牺牲的回族战士，只要条件许可，都要按回民风俗进行安葬。安排回民战士过开斋节，到清真寺做礼拜。他还特别教育广大汉族干部战士尊重回民习俗，尤其是要求政工后勤人员注意。他自己身为汉族干部更是以身作则，虽然身体不好，但从不以此为由违反回民习俗。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使我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大大调动了回族民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
马本斋素以官兵一致为广大干部战士所喜爱和信赖。平时不摆司令员架子，喜欢跟战士做游戏，开玩笑。但他对如何作好部队的政治工作及政治工作的作用还不太清楚。有时，个别战士违犯了纪律，他往往犯急躁情绪，在处理方法上不太谨慎，易发火。每当这时，郭陆顺总是握着马本斋的手说：“本斋同志，你先不要着急。”于是，耐心地劝说，再三解释。随后，他则找到违犯纪律的同志，诚恳地提出批评，启发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提高遵纪的自觉性。郭陆顺和马本斋经常互相谈心，交流思想。1942年的康庄战斗中，一个小战士在刚刚下达出击命令时，不小心枪走了火，虽然没有影响到整个战斗，但马本斋却很生气。郭陆顺明白，按照马本斋的脾气，这个小战士肯定要吃苦。为避免马本斋发火，郭陆顺再三地做他的工作，对他说：“这个战士粗心大意是该批评，但他毕竟还小，应该区别对待，多加教育。”后来马本斋找到那个小战士，以玩笑的口吻说：“好，你这枪打得好，正好让你开枪就响了，如果再早响两分钟，回来就枪毙了你。”没有对这个战士发火，使这个战士很受感动，从此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郭陆顺以温和的性情，极高的涵养，出色的政治工作方法和经验，赢得了回民支队的团结。
郭陆顺早在红军时代就以作战勇敢而闻名，他把这种传统带到了回民支队。他不但勇于作战，而且善于作战。他来回民支队时，正是最残酷的时期，日军对冀中实行集中“扫荡”，由点到线，企图全部占领冀中抗日根据地。石友三又率军队进入冀中制造摩擦，煽动叛乱。在这种形势下，郭陆顺一方面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一方面协同马本斋积极地同敌人作战。他在回民支队的几年间，回民支队几乎打遍了冀中的各个角落，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每次战斗都是他和马本斋共同部署，并且每次战斗他都亲临前线指挥。在他们两位领导人的密切配合下，回民支队在艰苦的环境下一天比一天壮大，成为一支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很强，深受上级赞扬和群众拥护的坚强部队。
回民支队的同志们是这样评价郭陆顺的：敬爱的郭陆顺政委，把红军的光荣传统带到回民支队。他在回民支队的几年，正是这支部队在激烈频繁的战斗中迅速成长的时期。他在帮助马本斋思想改造，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实现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官与官、官与兵、兵与兵、回与汉之间的团结，使这支民族抗日武装建设成为在我党领导下的野战军、正规军方面，在建立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方面，都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回民支队全体指点员非常尊敬的第一任政治委员，他的不幸牺牲，是回民支队的一个重大损失。
1952年，陆顺的墓迁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移灵时，高官村的人们扶灵相送，一直将陆顺的尸骨送到了石家庄。他们还不住地说着：“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怀念着郭政委。”
那时，我在石家庄专署工作，每年清明节或陆顺牺牲纪念日，我都要同张萍带着孩子到陵园陆顺墓前表示敬意。“文革”我被打倒关牛棚期间，没有去陵园。到1969年我被解放后，来石家庄检查身体，特地买了两束鲜花，由我的侄子同我一起到陆顺墓前献上，表示敬意和怀念。
陆顺在世时，曾对我说，他兄弟六个，排行第六，小名叫顺子，参军之后，就叫起郭陆顺来。陆顺离开湖南老家后，曾收到家中的+封信，信中说，母亲因为思念儿子哭瞎了眼睛。我们结婚后，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所以对陆顺的家庭情况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他家是哪个县什么村，父母叫什么，哥哥叫什么。我只是想到，待革命胜利后，我同他一道，回到湖南故乡看望老人，可万没想到，不久他就牺牲了。
后来，我又和张萍结了婚。新中国成立后，每每想到陆顺，我就有些怀念，总想陆顺牺牲了，年迈的母亲怎么样了？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实行工资制以后，我和张萍的工资都比较高，我就对张萍说：“陆顺牺牲了，母亲年迈，双目失明，我们要寻找一下老人，每年寄些钱去，以便帮助老人幸福地度过晚年。”张萍说：“对，那很好，应该这样，这是我们对革命烈士的母亲应尽的责任。”
张萍也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解放后，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他非常积极地帮助我寻找陆顺的家乡。我们同去找省军区政委王奇才，帮助查档案，结果没有查到。张萍又带着我去找了原锦州铁路管理局局长、后任铁道部副部长的赵文朴，他曾任过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赵文朴又通过多方渠道打听陆顺的家，结果也没有找到。
1958年夏季，我在北戴河疗养期间，见到了弓彤轩，她是我多年的战友。她对我说：“你不是想了解郭陆顺的家吗。最好找找贺龙元帅，郭政委是120师的，是贺老总把他带到冀中的，肯定会知道。”
我说：“贺老总现在在哪儿？”
彤轩说：“他也在北戴河疗养，我带你去找他。”
在海滩上，我们果然找到了贺龙元帅。贺老总戴着墨镜，海风吹起他的衣襟，是那样爽朗，那样热情。当弓彤轩向他说明了情况和我的意图后，他双手叉腰，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情怀。”他又严肃地说：“这样的老人不要说你要帮助，就是我贺龙都应该关怀帮助，她把儿子献给革命，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贡献给革命的老人的呢？”
贺老总的一席话，把我说得心里热乎乎的。
贺老总又说：“陆顺同志的家，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可以为你打听，如果有消息，我立即告诉你。”还说：“陆顺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有才能的指挥员，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他是一位很好同志，我也很怀念他。”
分别时，贺老总有力的大手和我紧紧相握，他说：“启民同志，不要着急，只要打听到，我会立即写信告诉你的。”
老帅出面，但是仍没有打听到陆顺的家乡在哪里。后来，我又先后通过十几位领导同志和原回民支队的一些同志了解。我想陆顺的老人可能不在世了，但革命烈士出生的故土还是应当弄清楚。因此，1986年，我又分别给吕正操、程子华、丁铁石、刘世昌、李凤炎等同志发了五封挂号信，求他们帮助寻找，提供情况，1986年6月我去湖南，希望湖南省委党史的同志帮助寻找。
1987年10月，湖南省原外办主任、现省顾委委员苏明来石家庄，我向她述说了情况，她说回去后设法帮助找。到11月，我突然接到了浏阳县革命烈士传编委会的来信，打开一看，使我很高兴，我几十年寻找陆顺家乡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没过几天，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也来信，把他们几次指示各地市党史部门帮助查找陆顺家乡的情况说了一遍，并写道：“郭陆顺，浏阳县北盛区丰裕乡郭家屋场人。六兄弟，他最小。大革命时期，父子都参加了革命，都参加了攻打长沙。郭陆顺1927年入党，1930年任浏阳二十区少共书记，后到六军团。”
来信还说，陆顺的父母早已去世，其弟兄们也均不在了，有四个侄子，其中两名是中共党员，生活都还好。
找到陆顺的家乡，我心里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但陆顺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只怨陆顺的家乡找到得太晚了，老人在世时，没有机会帮助他们了。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所有帮助寻找陆顺家乡的同志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