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担任一营副营长兼二连连长。张学良将军指示我师控制石家庄交通要道，如果打起仗来，即控制太行山区。黄师长命令我六五四团第一营第二连占领石家庄车站，对向南开的军车一律不许通过。
就在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宋哲元的部队从北平开来一列军车，满载武装官兵，我们指令军列停在指定的道岔，不准其下车，问他们要开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说是换防，并说明不是支持蒋介石打张学良将军的，我们看其态度诚恳，即请示上级，应允他们通过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许多官兵本来以为要让蒋介石上断头台的，却没有料到最终竟送他回了南京，都在心里想，蒋介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愿抗战，受他指挥，又打不回东北去，心里就凉了半截。特别是我所在的六五四团，抗战坚决，国民党以为我们团里共产党人多，给了我们个称号“红团”，不信任我们，有的官兵们说：那就红下去吧，这是光荣。
当然，我们团那时候共产党员虽然不多，也确实是有的，一九三七年二月间，我们师教导队(我任副队长，队长由师参谋处长兼)就和正太路地下党朱廉等同志取得了联系，组织大家在一个星期六与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联欢活动，在会上大讲抗战形势，大唱抗日歌曲，慷慨激昂，非常热烈。
据我所知，我们六五四团在一九三六年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党员的活动自然是很秘密的，开会多是利用到团部诊断看病的时间，因为东北军部队营卫生所医疗设备简单，有病的人都到团部去诊断。共产党员虽不暴露身份，大家心里也有点数，对他们采取的是尊敬保护的态度。
一九三七年六月间，东北军搞整编，一一九师与一一六师合并，师长为周福成。国民党就利用这个机会，对六五四团下了手，把团长韩子乾调离，命令吕正操带六四七团第三营与六五四团合编为六九一团，并任命吕正操为团长，他们不知道韩团长仅是思想激进，并不是共产党员，而吕正操同志却是个真正的地下共产党员，这样一整编，“红团”就更加红了。
不久，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我们开赴抗日前线，到永清以北曹家务、孟各庄一线，沿永定河南岸构筑工事，抗击日军，我团指挥所就设在曹家务。
敌人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正午十二时许向永定河南岸实行攻击，左面从孟各庄起，右面至小良庄，以激烈的炮火向我阵地与六九二团阵地轰击，六九二团随即失守，敌继续以强大的炮火向我团阵地轰击，我团官兵英勇还击，坚守阵地，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激烈战斗中，我团三营张营长、王副营长均壮烈牺牲。此时沿平汉线之敌已突破防线南进，我团虽又坚守一昼夜，但处境已很困难，几乎是腹背受敌了。
在这种情况下，吕正操团长召集干部开会，讨论一线防御久守必败，是否到敌后打游击的问题，多数军官则表示不同意，提出坚持到与师里会合。吕团长当然是想去敌后作战的，但看时机尚不成熟，也无可奈何地尊重多数人意见，遂令部队向南开进，至雄县与师部主力会合在一起后，通过白洋淀、十二联桥到饶阳大尹村，继续向深县和束鹿撤退。
此时师部命令我团至藁城梅花镇执行掩护全军总退却的任务，吕团长令一营(当时我任一营副营长)于十月十一日下午五时进驻梅花镇，团部驻于四德，准备迎击敌军，我营一到梅花镇，立即勘察地形，镇子有土寨墙，高两丈余，还比较坚固，我令紧闭南、北、西三个寨门，只留东寨门以便与团部联系。
敌同我军骑兵师交战后，即转向梅花镇，于十一日晚十时许，敌已到达西门外，开始向我们进攻，我即组织火力，规定待敌接近寨子到四百米以内才开火，以便给予有效杀伤，日寇非常疯狂，以密集队形连续向我实施冲击，记得那晚正是阴历八月十五的晚上，明月当空，对我们打防御战很有利，易于掌握情况采取对策，敌人多次冲锋均被我军强大火力杀伤而不能得逞，敌连续受挫，伤一千二百余，亡八百余，锐气倍减，天明前被逼停止了攻击。据战后了解，这部分敌人自入侵中国以来，还没有遭受过如此惨重的伤亡，而且这么大的兵力，彻夜攻击，却连一个小寨子也未打开，敌酋亦深感震惊。
到第二天七点来钟，我们已胜利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全军总退却的任务，此战斗我亡连长战士各一人，伤十余人。
吕团长考虑到为免遭敌重兵在白天把我们包围，即派三营一个连在南面掩护我们一营向四德寨转移，我们撤出后不久，敌人就进了梅花镇。敌人因为遭受重大伤亡，恼羞成怒，进入梅花镇后，发了疯似的残害群众，几乎是见人就杀，一时间尸横街巷，血溅门墙，那天被日寇屠杀的群众共有五百三十一人，连八十多岁的老人、三岁的小孩也未得幸免，死者皆系刀砍、枪杀、刺死等，有的一家死五六口人，被杀绝了的有四十七户。这是驻石家庄日寇土肥源师团一个联队干下的惨绝人寰的暴行，每当我回想这段往事，就激起心中无比仇恨。
我们从梅花镇转移到四德寨团部驻地后，白天隐蔽了一天。吕正操团长于当晚召集干部会，讨论下一步如何进行的问题。大家都估计到敌人很可能还会前来追击我军，因此对是北上抗日还是继续南撤的问题分成两种不同意见，但因听说日寇血洗梅花镇，官兵义贲填膺，北上抗日的情绪大大压过南撤情绪。讨论到晚上十点多钟，我带人在四德寨墙上观察了敌人有无来袭动向，并听了一些官兵对坚决抗日的激昂表态，回来就向团长讲：“大家说，要为死难烈士复仇，宁往北走一千，也不愿往南走一天。”我还讲：“请团长下决心吧，敌人没完没了地追，我们南撤何时才了?冀南洪水一片，再南撤士气也撤没了。”
当时会还没有散，团长就坚定地说：“情况如此，还是北上抗日有利，也不应该再撤了。这样，赵东寰为后卫、赵承金为前卫，向晋县小樵镇前进。”
大家表示赞同，立即行动，于十三日拂晓到达小樵。小樵是个大镇子，附近是产棉区，比较富，我们都住进街上的让铺时，从小樵向东北十四公里就是深泽县城。我们已知晋县县城里有了敌军。深泽县城有无敌人，还不清楚，为了保守军事行动秘密，我们一进小樵镇就把通往各县城的电话切断了，为防敌人袭击，吕正操团长令我带人去深泽县城侦察，我看小房东(棉花店里的小掌柜)个头和体形都与我差不多，就换穿了他的衣服，带了两个侦察员，从中山码头渡过了滹沱河，冒着细雨进了深泽县城。这天正是赶集的日子，但却冷冷清清，赶集的人很少，有两家卖鱼的，却无人买，那阴雨天气，也更使人感到凄凉，我们转了几条街，并未见到鬼子兵，看来日本鬼子还未到深泽县城。
情况已搞清楚了，此时雨下得更大，我们就往回返，到中山码头过滹沱河时，那个撑船的好像看出我们不是老百姓，就故意刁难，要两块白洋才给摆渡，我觉得真有点《水浒传》里宋公明过江遇劫的样子，心里好气，但因执行侦察任务，不便发作，摸了摸腰里藏的手枪，想想也还是忍耐住性子，想起身上正好还带有白洋，就掏给他两元，才得以过河返回小樵镇，向吕团长汇报了情况，吕团长说，好!把情况摸清楚就好了。吕团长和其他党员同志抓紧时机在小樵镇耐心细致地做了一天的思想发动工作，主要是启发大家的抗日热情，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这样，全团官兵的思想基本上趋于一致，认为不能再盲目地听命于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不能再向南撤逃了，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独立自主地打日本，救中国，大家就议论，既然脱离国民党军队，独树一帜，仍用东北军六九一团的番号就不方便了，应改个抗日的名字，有的提议叫抗战支队，有的说叫抗日人民军，有的说叫抗日游击军……军民们在一起最后商定为叫人民自卫军，推举吕正操团长为自卫军司令，吕云起为副司令，王树章为参谋长，我任司令部参谋处长，第一营改为第一总队，三营为三总队。
就在十月十三日那天，在小樵镇小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抗日誓师大会，正式启用了人民自卫军番号。吕正操司令员在大会上发表了激/情豪壮的讲话，赢得了十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会场上洋溢着此起彼伏的歌声，《打回老家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声激荡着人心，群众对我们都投以热情期待的目光，使我们更感到抗战官兵责任的重大，也为能离开国民党军队、理直气壮地打曰寇而无比自豪。在小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的当晚，部队即斗志昂扬地开往深泽县城，并迅速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深泽住了几天，于十月十六日又转移到安国县城。
在安国住了十多天，于十月二十四日即向高阳开进，我们部队停于城外，让伪治安军大队长殷嵩山出来与我们谈判，殷嵩山听了我们关于抗日救国的主张，当时也表示了合作抗日，弃暗投明的态度，可是他回到城里又改变了态度，说是日军力量强大，不相信抗日有出路，实际上是与我军对抗，我们就组织部队，对高阳城实施攻击，高阳伪军的战斗力并不强，虽然城墙高，城门牢固，但因我军火力猛烈，官兵踊跃向前，不到两个小时即攻入城内，伪治安军大乱，五百余人被我军全歼，缴获了他们的各种枪支、弹药及其他战利品，殷嵩山也被捉住，因为他在地方上恶行累累，应群众的要求，我们按军法判决其死刑，立即处决。
高阳的解放，令人心大快，地方党趁势发动群众，动员农村青年和城乡知识分子参军，在抗战的旗帜下，青年都以参加抗日军队为光荣，地方党的组织工作做得也好，将这些参军青年编成一个个新兵营交给我们，人民自卫军在高阳也就迅猛地扩充起来。吕司令和其他干部研究后，把部队扩编为三个团加一个警卫营，一团团长是赵承金，我任副团长，二团团长是于权申，特种兵团团长是沙克。自卫军机关也扩建了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和卫生部。
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我们下乡宣传，进一步发动青年参军，在端村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时，群众反应非常热烈，不少青年当即报名参加自卫军，端村维持会的头头也邀请我去吃饭，我虽然对他们存有戒心，但为宣传抗日，也还是去了，吃过晚饭后，他们让我住在维持会比邻的后院。
到了晚上，就寝之前，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悄悄进屋来对我说：“维持会不安好心，他们已准备把你抓起来送到天津，献给日军司令部去，可能是晚上十一点半动手。”我急忙问：“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出去?”他说：“我们给你找了条小船，你快点从后门上船走吧。”我立即随他走出后门上了小船，撑船人熟练地撑篙在芦荡内穿行，送我脱险到同口后，我向他深深表示感谢，他说：“自己同志，不用谢。”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也是地下党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我们人民自卫军从高阳出发向西，过平汉路经曲阳到阜平，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等晋察冀领导同志亲切接见，这是我们自卫军官兵久已盼望的幸福时刻。聂老总那时还年轻，穿着朴素的棉军服，扎着皮带，略瘦而刚毅的面容上带着欢欣的表情，他给我们讲了红军、八路军的光荣传统，讲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自卫军的称赞和期望，然后组织我们参观了老红军连队和军政干校。这对我们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使干部战士大开眼界，思想觉悟均有很大提高，是一次最实际的整训，我也就是在这时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即为正式党员。
聂司令员要我们自卫军就在冀中活动，开辟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即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底返回冀中区，吕正操司令员命令我们一团在滹沱河以南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一带开展工作，密切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冀中群众，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建农会等群众团体，并积极筹建县区抗日武装。我团官兵即分批到广大农村去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在冀中平原上，点燃起抗日的烽火，树起了杀敌保国的战旗。我们人民自卫军在冀中不仅攻克了一座座县城和重镇，收编了伪军及地方杂色武装，消灭了土匪，惩治了汉奸，协助地方党组建了县、区、乡、村政权和群众团体，还开展了对日寇据点和交通的袭击，抗击了日伪军的“扫荡”。
到了一九三八年春天，共开辟了三十多个县的广大区域，自卫军也在斗争中迅猛扩大。秋天，根据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将我们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组成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同志担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孙毅同志为参谋长，部队分别编为七、八、九、十支队，我任七支队二十一大队的大队长。
十一月间，又调任北上挺进支队司令员，我们在冀中的抗日斗争也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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