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到夏，先后打开了杨家站、天主堂、徐大犁屯等地。西北伪日敌人大为震惊，马上调集不少部队，加强了各据点的防守力量，并扬言大举讨伐抗日联军。
七月，三、六军司令部认为敌情严重，唯恐青纱帐一倒，部队更难于活动，另外，部队冬服、粮食也无法解决，于是在八道林子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队冬季活动问题，并决定西征部队一部分回到下江过冬。六军决定返回下江。八月，我们三师又进入小兴安岭，向东进发了。
鸿雁南飞，青纱帐倒。三师回到了离开半年多的汤原。一进汤原，觉得一切景物又熟悉又亲切，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和正在田里收割庄稼的老乡打招呼，和村中的男女老幼寒暄。老百姓看到自己的队伍回来了，都前簇后拥地问长问短。特别是军属们，遇到了自己的子弟或丈夫，更是喜悦非常。在汤旺河畔，接到了六军政委李兆麟同志给三师的信。信开头就说：西征部队回到下江是错误的。下江部队过多，人民负担非常沉重，同时易受敌重兵围剿。接着指出：坚持抗日，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东北的广大群众，光靠哪一个地区是不成的。所以必须开辟新区，分散敌人的兵力，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最后指示了三师仍在汤原一带活动。三师回到下江不久，便发生了轰动东北的下江农民大暴动。
“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六周年过去不几天，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满抗日爱国运动便展开了。一地起事，数县响应，不几天，佳木斯、汤原、鹤岗等县的数万农民，高举红旗、手持斧、锯、锹、镐，成群结队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的口号，日以继夜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和通话网。各地人流滚动着，电线杆子倒下了，公路挖断了，桥梁烧毁了。激动人心的群众爱国运动，影响伪满军也成营成团的反正，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下江日寇惊恐万分，摸不清农民和抗联的企图，兵力完全龟缩在县城和大镇子里严密防守，北满各地之敌，也忙着调兵遣将酝酿对策……如火如荼的农民抗日壮举一直持续进行了十几天。
这次暴动，充分显示了下江农民的抗日决心，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以有力的回击。但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下江各地的地下党的组织和农民抗日救国会的秘密机构，使敌人摸到了抗日联军的行踪，因而招致后来敌人残酷的扫荡。
入冬，下江已是一片银白世界。日寇纠集了四个师团，再加上伪满军，伪蒙古骑兵、讨伐队、警察队等不下十万兵力，开始了“三江省大扫荡”。汤原、鹤岗、佳木斯等县的广大农村遭到了浩劫。敌人到了哪里，哪里的村庄就火光冲天，哭声震地，鲜血染红了白雪。
仅葛巴套子里一地，日寇就用了上万的兵力，在一夜之间，方圆二十华里的农村，尽成废墟，男女老幼几被杀绝。日寇是灭绝人性的牲畜，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不仅用机枪和刺刀，更惨无人道地威逼成群的农民跳火；把人关在一所大房子里，堆起干柴纵火焚烧；把将会说话和不会走路的孩子们抛到火海里去；追扑到冲出火海的人，用铁丝穿起来，往井里推，然后用石磙子砸……
敌人在毁灭农村的同时，猖狂地讨伐抗日联军。在军事上推进围歼，“梳篦森林”、施放毒气；在政治上利诱招降、通缉悬赏；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断绝来源。反讨伐战斗中，失利的消息频频传到耳里：坚贞不屈的同志牺牲了；悲观的懦弱者I临阵退却了；向来就不稳定的弃械逃散了；投抗反正的又回头事敌了。部队真是伤亡惨重、减员惊人，仅我们六军：一师长马德山同志壮烈的牺牲了，我也负伤了，三师九团在佳木斯太平川上全团覆灭了；五师过江到苏联境内去了；个别高级干部不辞而别了……这样一来，部队失去主要领导，真是群龙无首，混乱如麻了。我们六军三师当时就在萝北，同苏联国土仅是一江之隔。前临大敌，背靠黑水，宿营在风雪中，伤病没法医疗，饥寒无力解决，部队已陷入危境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由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同志主持，在萝北召开了西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师师长张全福、政委张兴德(朝鲜族)，三师代师长王明贵，五师刘师长、高政委。地方党的小黄、小周(代号)也赶来参加了。在会上大家统一了认识：“七七事变”后，日寇为进攻华北先巩固满洲，调集重兵讨伐抗日联军，从南向北逼迫我军聚在三江下游的三角地带，然后“聚而歼之”，“消灭抗联”这是敌人的主要目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第二个办法是实行军事压力，把抗联推过江去，达到“肃清”的目的。为了不被敌人“消灭”、“肃清”，继续坚持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最后大家同意：挺进西大荒，开辟新游击区。并且建议其他军同时西征。六军的西征决议被李兆麟政委批准了。之后，在下江的抗联高一级领导又进一步研究了西征问题，决定扩大西征队伍，分批出发：第一批由冯志刚、张全福二同志负责；第二批由侯启刚、金策和我三个人负责；第三批由李兆麟、李景印、李辉、于天放等同志负责。六月初，第一批西征部队出发了；第二批决定在七月从萝北西进。决定西征以后，各部队分头作准备。当时，我们三师政委周云峰和七团活动在富锦县柳大林子一带，跟着我的只有八团和师部，共约一百多人。为了和政委带的七团一起出发，又在萝北县等了十几天，粮食已吃光了，但一直没见他们到来。无奈，我们只好和侯启刚同志带的三军四师百十来个人先走。
农历七月十三日，我们从萝北县老等山出发，向鹤立方向前进。这里，南有松花江，北邻黑龙江，是两条大水汇合的三角地带，地理上称之为“松黑湿地”。杜鲁河、梧桐河从北向南流入松花江。在杜鲁河以北百余里内，有许多灌木林子，大的长约一二里，地高不过数尺，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树木，小的只能生长几棵树。还有一条条狭长的大苇塘，看来犹如残垣，断断续续绵延数十里。苇塘内多水潭，其深度莫测，里边多鱼，又有芦苇作屏障，是鸿雁捕食、栖息之地。由杜鲁河向西南看去，则又是一番景象，只见黄的是草，白的是水，没有山丘树木，常年不见炊烟，野茫茫、水汪汪，万里无垠，望不到边。我们称这一片为沼泽地区。七月本是初秋时节，但是这里已是遍地草黄，满树红叶了，夜晚常出现霜冻，使人感到秋末冬初的寒意。
部队出发后，下起了“秋傻子”雨。灰沉沉的云压在头顶，雨时而如牛毛，时而淅淅沥沥。秋风吹卷起秋雨，扑洒在身上，更使人感到寒冷和烦腻。战士们的歌声和谈笑声没有了，个个默默无语，所能听到的，只有单调的“叭喳、叭喳”的脚步声，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啊!常年浸在水里的土地是松软的，但由于多草的须根纠缠伏于地皮，使表层稍硬而富有弹性，人走在上面忽闪忽闪的非常吃力。有些地段，只要一个人踏上去，就会深陷下去，周围肿起一二尺高，人好像站在一个大口径的锅底中央。每逢这样地段，部队就分成数路，拉开距离，提心吊胆地迅速通过，不敢稍许停留，否则，就有陷进泥潭的危险。这里边当然是没有通路的，我们用指北针掌握行进的方向。
部队走了一天，“秋傻子”雨跟了一天，没有防雨工具，个个淋得像落汤鸡。黄昏宿营，既没有房子，帐篷也不多几个。所谓宿营，只不过是军人惯用的术语罢了，确切说，是停下来露天过夜。可喜的是，老天还算照顾我们，雨在夜晚停下来了。虽然，雨后的清冷，依然冻得人难耐，但总比雨淋水浸强得多。部队在一个较大林子里停下后，迅速将仅有的几个帐篷支架起来，让那些有病体弱的同志睡在里边。四个女战士也得到了同志们的照顾，睡在一个帐篷里。其余的战士们只能围着篝火打盹。柴都淋湿了，生火很不容易，但战士们很有经验，他们把粗大的木头劈开，取出中心的干燥部分作引火。
湿柴在上面一层层被烘干之后，火势随着一点点地强大，天黑不久，已是篝火一片了。这时，马已经宰杀完毕，一班一班分开用洋铁盆煮马肉吃。一点盐也没有，吃不到几嘴，就感到浑浓的腥味冲撞喉咙，使人作呕。肉在嘴里倒来倒去，不想下咽，但人们为了活命，只好硬着头皮，三嚼两嚼，囫囵吞枣似的咽进肚里。夜里，人们不时地醒来，把冻得半边冰凉的身躯转向里面，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睡去后冻醒，醒来又睡去，挨到天明。战士们跋涉一天，夜晚也不能得到很好休息。第二天，东方刚发出鱼肚色的时候，天又下起雨来了，我们还是顶着雨出发。因秋雨连绵，大小河流涨水，走到中午时候，在我们面前已是一片沼泽，向远处望去，天连水，水连天，无边无沿。
下午，部队泡在过膝的水里。一直走到黄昏前，通过了杜鲁河，在河南岸找到一块高地，部队才停下来宿营。第三天，雨还在傻下，水势还在慢慢地上涨。谁能知道水还要上涨多少，要持续多久?我们心中没底。虽然感到在这样茫茫的洪水里行军是困难和危险的，但是停下来又怎么办呢?洪水若是继续涨下去，只有困死在高地上。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前进了。
刚出发时，水深及膝，行走困难，速度缓慢。我们三师是步兵，走在前面；三军四师是骑兵，走在后面，他们嫌我们走得慢，就跑到了前边。战马也跟着我们受苦，两天没吃到饱草，它们的气力已在显著地减弱，没走出多远，有的马站下不走了。无奈，人只好从马上下来，拉也拉不动，打也打不走，三军的同志，只得边走边扔，骑兵变成“水兵”了。我师在后边，捡了一些“洋落”，拉的拉，赶的赶，结果还是拖不动，没走几步还是扔掉了。
到了中午，水更深了，直到腋下。人们开始恐慌起来，我心里更是焦急，万分忧虑部队垮在水里。那些年龄大的和有病体衰的同志，感到头昏腿硬，起步困难，不能支持了。情况确实严重，我跑前跑后，要干部们组织大家互相帮助，搀扶那些难以支撑的同志走，号召部队要发扬阶级友爱，要坚持，不要掉队。并提出“走出水去就是胜利”的口号，当看到那些体力不支的战士们时，我心疼得真像刀绞一样。他们的脸色有的黄白黄白，有的紫里带青，像半成熟的茄皮，眼睛呆直失去了神采，呼吸急促，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前方，显得那样紧张、慌乱，但仍在战友的搀扶下，挣扎着继续前进。这
些可爱的战士阿，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句怨言。我清楚地了解这些战士，他们有丰富的经历，眼前的困难对他们说来，并不是罕见的和不能征服的。他们曾在零下四十多度的雪山上，个把月二十天地滚过不少次，也曾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蹲过很长时间。
他们从参加抗日联军的第一天起，就是在战斗和风霜雨雪里生活着，这些百炼成钢的战士，他们的顽强斗志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的，可今天洪水摧残着他们的身体，眼看要夺去他们的生命，这些好同志，我的可爱的战士，他们能不能活下去呢?我不敢想，心都要疼碎了。我爱每一个战士，他们是我的同志，是我的战友，是我的手足，没有他们我能有什么作为呢?胜利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功劳和荣誉是属于他们的。这些战士对祖国怀有无比的忠诚，对敌人痛恨万分，他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在敌人保甲连坐的统治下，有家不能归。
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我对他们是负有责任的，我应当爱护他们，确实也在处处爱护着他们。战斗前，为了减少伤亡，我曾多次废寝忘食地考虑作战计划；在雪山森林中活动时，为了尽可能地让他们休息好，吃的好，我曾想出了多种搭设草棚、窝铺与改善伙食的办法，在这两三天的行军中，也曾再三叮嘱过司务长，要他给有病和身体不好的同志把马肉切碎些，煮烂些，尽量让他们多吃点，在行军中，除背自己的军毯外，我长期携带着一根五尺长的大钢锯，以便宿营时采伐木料用。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指挥员和士兵，也是战友和兄弟，在战斗和革命事业中我们结成了生死相依的友谊，我想尽一切力量来照顾他们，爱护他们。可是今天，我却无能为力了!同志们互相搀扶着，没有走多久，有几个战士开始全身僵硬，嘴不能张启，话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是没希望了。可是，战友们在这些同志停止呼吸前，总合不得丢开他们。战士们眼里噙着热泪，仍然搀架起这些同志，借着水的浮力拖着他们前进。有两个战士被夺去了生命，其中一个在停止呼吸前，嘴唇启动像是要说句话，但却没发出一点声音。同志们把他拖起来，摇撼着喊：“你说呀!你说呀!”我们是多么想听到他临终前的话啊!哪怕是只有一句，也会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谁知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只见他头一歪，伏在战友的怀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同志们个个满脸热泪，低着头向烈士默哀，忍痛把这些同志进行了水葬。部队的行军距离越拖越远，我感到情况更加严重，心里更加焦急。我考虑到：如果方向掌握不好，天黑前走不出水去，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倘若走进水潭去，那就更危险了。所以我跑到队伍前面带头走。
到黄昏时分，看到一片黑糊糊的树林子，使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向部队大声喊：“前边有树林子了!坚持走啊!争取天黑前到树林里宿营去!”接着又让部队向后传：“前边看到树林子了。”看到树林子，给部队很大鼓舞，希望给了战士们力量，行进速度快了一些，天黑时，终于走到洪水边缘。
出水后整理了一下队伍，清点人数，我们三师共有七个同志牺牲在水里，拖出来的还有十五六个同志，其中又有四个已是奄奄一息。那些没有拖垮的战士们也已精疲力竭了，在陆地上带这些同志走是困难的，无奈，我们又忍痛把这四个战友先放在水边上，想等找到合适的营地就回来接他们。水边距树林约有两里路，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树林，燃起了篝火，让那些拖垮了的同志先来取暖。当战士们搀扶他们走向篝火时，这些同志急得像饿虎扑食一样，蹒跚地撞向前去，如果没有人照顾，他们真会钻进火堆里。
冷冻使得他们眼睛昏花，已经看不清周围景物的形象，距篝火还有两丈来远，大概他们蒙咙地看到了红光，误认为接近了火堆，就伸手去烤，岂不知还离得很远呢。他们坐在篝火边不停地伸缩着两臂，那种对火贪婪的样子，使人心里感到凄惨酸痛。刚安顿下来，我立刻派人去往水边，把放在水边的四个同志抬了回来。
战士们把这四个同志轻轻放在火边，拉起他们的胳臂和腿脚，帮助他们迅速地烤暧身体，又烧开水给他们喝。经过一番急救护理后，这四个同志的生命终于被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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