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战地记者

源泉西高庄 发表于2019-08-11 17:54:59

战地宣传队

    确定参军后,父亲满心欢喜,可是母亲却舍不得。她对我说:“兄弟三人就你一个在家了,你年纪又小,还得打仗,你受不了那个累。”母亲一面说,一面心疼地望着我。我想到父母在家无人照顾,心里也难过。可是,一想到抗日人人有责,心里又动了。我向母亲央求说:“我能受得了苦,老人家放心吧!为国尽忠,也是为老人家尽孝。‘

    经过我这一讲,母亲笑着说:“叫你这孩子一叨叨,我心里也开窍了,你愿意走就走吧。”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八路军四支队后方宣传队。不到两天,便换上了土制的草绿色军装,我成为八路军的小宣传队员了。第一天晚上睡觉,我分在小兵三分队。因为一天多长途跋涉疲劳极了,这一宿睡得很沉很香,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了。吃的是小米饭、萝卜咸菜。刷牙缸半面掉了瓷,生了锈,没有牙粉是用炒糊了的盐代替,一刷牙龈刺疼。住了两天,敌情有变化,部队行军转移,一夜走了八十多里。行军路上,渴了趴到水沟里喝点水,当中休息,躺到地上不觉进入梦乡了,拉起来又走。

    第二天一早到达了新的驻地莱芜。当上兵第一次长行军,脚上打起了血泡,腿胀得不能打弯,浑身酸疼,像散了骨头架子。当兵后驻防的一夜,虽然极端艰苦,但自己还是挺住了,对我而言,这是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

    驻地是在章丘县的观音村,坐落在一个深山沟里,那里树木丛生,流水潺潺,好似一幅秀丽的风景画。那时,大的镇子多驻着日伪军,并安了据点。这里的祥和气氛让我心生疑惑,过了几天才知道,原来这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我所在的宣传队编了三个分队,我分在第三分队,是歌舞队,都是些男小兵和女小兵。我离开家乡,来到了八路军队伍里,要与女兵混编,感觉战斗、生活在一起很不习惯。

    我们第三分队男女宣传队员十人,住在一间铺了干草的房子里,头枕石头(垫上鞋),和衣而眠,一件破旧的大衣两个人盖。开始几夜怎么也睡不浓,醒来觉得被窝冰凉,困倦了,翻过身又睡了,慢慢地也就适应了“草是褥、地是床、石头枕、和衣裳”的环境。

    一间房子打的地铺,地分两界。一边是男宣传员,一边是女宣传员。女宣传员是七个人,最小的是银磊,才10岁,是莱芜县城关人,她是由父亲领出来的。后来她父亲也在宣传队。小银磊,大家都喜欢她。吃饭,21岁的董韵大姐照顾她,有点好菜,用自制的筷子向她碗里放,夜里睡觉,小银磊就钻到董大姐的大衣里,依偎在一起。夜深了,董韵大姐惦念着怕小银磊着凉,把大衣向她那边拽。小银磊醒来一看,董韵大姐冻得蜷缩着发抖,便又把大衣拉过去给她盖上。

    主食是小米饭、煎饼、窝窝头。平时可以自己做,战时吃“混饭”。菜说起来一顿是两钱油,实际上达不到,看不到油花。饭少了,不够吃的,都是互相谦让,越饭少越剩下。一周或半月稍改善一下生活,吃一顿面食,先照顾病号和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宣传队对两位年龄大一点的老刘、老陈同志比较照顾,有点好吃的先想着他们,当时叫“敬老饭”。实际上他们也不过30岁,但在战争年代却是老大哥了。

    一次敌人“扫荡”,我们宣传队随分区机关转移到了泰安北部山区,在野坡的丛林里露营。有两天没有吃上饭,每人随身携带的干粮袋要做救急用,不敢动。但有几个同志发疟疾、发烧,只好把粮袋子的仅有的一点粮食,用开水加点盐泡泡,当作病号饭送去。可是,他们一次次谢绝。直到第三天宣传队集体开饭,他们几个病号同志才一块吃了。战争年代,越是艰苦,人们越是毫无怨言,越是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宣传队演出任务频繁。每一场演出都是在村头土台子,用木头支撑,挂上几块幕布,用棉花捻的油灯照亮(后来有时用汽灯)。剧本大多是白编的,或从延安、山东纵队机关文工团那里移植过来,都是以抗日为主题,现学现演,言简意深,生动感人。如我们宣传队演出的《归队》,讲的是战士郑德功从部队上开小差回家,妻子、孩子耐心动员他回队、重返前线的动人故事。演出后,对巩固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再如,《血泪仇》是讲地主压迫农民、农民翻身做主人的事情,是阶级教育课。此剧成为战前动员的活教材,演出起到了战斗动员作用。因为我们的战士大都家庭贫穷,对地主恶霸无比仇恨。有一次在莱芜西峪村演这个剧,台下的不少战士哭了,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打倒吃人的旧社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穷人翻身得解放报仇雪恨!”口号声此起彼伏,上千人的演出场地沸腾了。

    演出道具、化妆十分简单。男女服装是借用老百姓的,演姑娘用的辫子也是临时借的。跳舞用的短上衣、短裤是用粗红布自制的。面部化妆只是用一点凡士林油,算是高级品了。抹黑脸,是用凡士林与锅底灰搅拌而成的,对面部皮肤刺激性很大。老人的胡子,是用黑色染的麻用胶水粘在嘴上,往往不结实当场就掉。化妆室是在台后的庄稼地里,冬天冷风刺骨,夏天热汗浸身。道具效果,如演冬天下雪,一个人爬到台子顶上,把撕碎的细纸片向下撒。有一次演的剧正是需要雪片纷飞的时刻,却没有纸片了,急得导演大喊:“快!快!下雪!”逗得台下观众笑起来了。打枪声音,是用木头自制的摇手盘子,摇时发出“咔嗒咔嗒”清脆的声音;或点燃鞭炮用脸盆捂住,发出类似枪响的震动声音。大地舞台,每个人演戏时都非常认真。有时演一次戏,有八路军和老百姓几千观众,甚至几十里外的老百姓也兴致很浓地赶来。战地宣传队是战争年代文艺工作的一大特色。

    我们时常到前线去开展文娱活动。频繁的行军、战斗,宣传队要分散到各部队去,边打仗、边演出、边教歌。一次跟随部队去泰安蛤蟆石村附近,一夜行军,天刚拂晓,便与敌人遭遇,宣传队与部队一起冲出重围,到达了新的驻地。在休整期间,帮助部队自编自演以抗日为主题的活报剧——《奇袭鬼子兵》《入虎穴》《掩护》《抗日小唱》等等。每出戏都是一堂生动形象的教育课。宣传队员还分头到各个战斗连队教歌。银磊是年龄最小的女宣传员,她一到连队就受到欢迎。“小银磊同志请您教歌!”“小银磊同志请您指挥歌!”这是部队集合时提出的要求。

    银磊腼腆地说:“好吧!我学着干!”战士们一再鼓掌欢迎,可是,银磊个子太矮了,她指挥唱歌、教歌,后边的战士看不清她打拍子,她只好站到小木板凳上,居高临下,像燕子振翅似的挥动着两只手,指挥着唱起《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千百个战士和着节拍,激昂地唱着,千百颗战士的心在跳动,走向前方,插向敌人心脏。我在宣传队度过了最初入伍的两年时光,为走向战斗连队做了各种准备。

战斗在连队

    第一次经受战争考验是在当兵不久遇上的一次敌人大“扫荡”。当时,第一军分区机关驻扎在莱芜上游庄。首长决定连夜急行军插到泰北山区,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这一夜,部队行军六十多公里。天将拂晓时,部队在一个小山村稍事休息。这时有人发现村外有部队经过,还没等大家弄清怎么回事儿,前面已响起了枪声。原来这是一股从北面包围过来的敌人,前卫排发现后就和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警卫连也投入战斗。机关人员撤出村后,首长指示大家分头突围。我和宣传队三男两女五个队员跑上了村南的大山。

    村南这座山足有八九百米高,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山顶也出现了敌人。上有敌兵往下冲,下有敌兵往上追,枪弹在四周如飞蝗般乱钻。我一看不好,忙和他们沿着山腰一层层的石堰往西猛跑。正跑着,一脚踏空顺着山坡滚下去二三十米,全身被石头、蒺藜碰擦得到处是伤,顾不上这些,爬起身来和他们继续往西跑。这时,当初的五个人已跑散了两个,只剩下我、孙立芳和女队员银磊。几百米开外的敌人一边朝我们打枪,一边追了过来。

    当我们跑过一处山坡时,无意中发现在一片茂盛的树丛杂草后有一个小洞,洞口刚刚能容一人通过,往里探头一看,里面黑咕隆咚。情急之下,我们三个便钻了进去。原来这洞口小肚子大,藏十个八个人没有问题。

    进洞不一会儿,就听洞外有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几个伪军站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咋呼道:“小八路别藏了,我们都看见了。快投降吧,皇军优待。”我们准备好手榴弹,想着如果被敌人发现,就来个同归于尽。幸运的是,过了一会儿,敌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约摸过了一个多钟头,听到}同外确实没有动静了,我们才从洞里爬出来。这时枪声已经稀疏,只见山下的小山村已成一片火海。看了看太阳,估摸有10点钟,我们几个便继续向西转移。将近中午时,来到一个村子外,刚松了口气准备进村找点吃的,就见村民成群结队地跑了出来。一个老乡告诉我们鬼子快进村了,赶快躲一躲吧。我们只好与老百姓一起跑。

    大约跑出去有两公里,进了一个村子,已精疲力尽的我们敲开了一户老乡的家门。这户老乡两口子正准备带女儿出村躲藏,看见来了三个小八路请求他们掩护,那大娘忙把我们藏进两房之间的夹道,外面用柴草挡住。跑出没几步大娘放心不下,又带着我们来到村外由村民沿着山坡挖的一排排贮藏地瓜的窖子处,藏进一个不显眼的窖里,并吩咐不来喊,千万别出来,还给我们留下一罐水和一些地瓜干。

    半下午时,敌人撤走了。大娘把我们接回家,吃了饭我们上了路。边走边找老乡打听部队的去向,晚上七八点钟时,终于在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部队。同志们见面后高兴得又蹦又跳,他们看见我们三个跑散的队员归了队,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在宣传队的两年一晃就过去了。1942年底,已满16岁的我被调到一军分区特务连任文化教员。经过在连队的战火洗礼之后,担任了连指导员。一天夜晚,我所在的特务连和另两个连奉命攻打敌人的费县白马关据点。白马关据点驻有一小队日本鬼子和一中队伪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部队打了一天一夜仍未攻克。这时,30公里外的费县仲村敌据点派出援兵。上级命令特务连打援。在距白马关8公里处,特务连连夜进入阻击阵地。

    上午8点多钟,赶了一夜山路的十几个日本鬼子和一百多伪军乱放枪给自己壮着胆走进了我阻击阵地。开火令下,霎时枪声爆炸声响彻山谷,敌人纷纷倒地。部队开始冲锋,三个日本鬼子带着机枪占据一处有利地形开始疯狂扫射。我急命三班长刘庆亮带人打掉敌机枪。刘庆亮带着两个战士绕到敌人后边,蹑手蹑脚爬上小高地,刘庆亮飞身上前,一脚把敌射手踢翻,一把抢过机枪,另两个战士用刺刀把那两个日本鬼子挑了,日本鬼子机枪手被我俘虏了。

    敌人机枪一哑,全连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直杀得残敌抱头鼠窜。到了这天下午,白马关据点也被另两个连队攻克。白马关战斗结束后,我连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1944年底,我奉命调鲁中军区《前卫报》社当记者,用笔写出了一篇篇浸染着战场硝烟的新闻报道,记录着那段难以忘怀的血与火的战斗历程。

熔炉中冶炼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对我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拉网、大“扫荡”,对鲁中军区部队发动了多次战役行动。此时部队机关大力精简,战斗部队进行了整编。有两年时间,我在战斗连队锻炼,在战斗连队成长。

    我参加了热火朝天的百日练兵运动。刺杀、投弹、射击、爆破、土T作业等技术人人都要学会、精通。鲁中军区有个外号叫“老丈人”的刺杀教员,到我们的连队施教。让战士一刺就是几十下、上百下,战士的胳膊肿得不能打弯了,但仍然坚持不懈。某部干部王凤麟发明的爆破技术,在连队是个重大课题,专门组成一个小组研究总结经验,战士们爆破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后来在攻打沂水城、蒙阴城战斗中大显神威,使敌人在爆破声中坐了“土飞机”。我们这个连队的五大技术曾在第三军分区部队中推广。我与连队官兵一起参加了各种训练科目,军事素质逐步提高。鲁中军区1944年在隋家店子、松林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竞赛活动,我们连做了表演,受到鲁中军区领导机关表彰。严格艰苦的军事生活,不仅强壮了我的体魄,而且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发扬南泥湾精神,在翟家楼后山开垦荒地,渡过难关的情景。1942年底至1943年春,敌后战场粮食奇缺,补给不上,物质极端困难,全连集体参加了开荒。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有的干部战士被狼牙刺划破了脸,戳伤了手,手上磨出了血泡,仍不停地干,开垦荒地种上了玉米、南瓜、豆角,秋天获得了丰收。开荒种地,这是当时战胜困难的一项战略措施。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讲过一段话:“……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段艰难经历,我用一首七律诗作一记载:

    锄头翻滚荒山岗,野草根拔新土壤。拂面春风惹人醉,果实丰收溢芬芳。伙食改善人喜庆,抗日健儿度灾荒。一手拿镢一手枪,劳武结合保家乡。1944年,我从连队到沂水县洪河参加了鲁中军区教导营的政治指

导员集训。这次集训,对自己两年多连队战斗生活回顾一下,总结一番,很有必要。教导营教导员宋登华同志在开学动员大会上说得好:“你们从前线上来,带着你们的好思想、好风貌、好经验,到这里来学习、总结、提高。连队是冶炼炉,你们是人才。教导营也是个学校,学了再回到工作岗位,学一次提高一步,预祝你们有一个新的飞跃,一个新的提高……”

    听了这个动员讲话,大家心情激奋。通过两个月的学习,对连队思想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座谈讨论、现身介绍经验、听报告听课,把零碎的经验系统起来了,把感性的东西提高到理性上认识了。

    战争年代,这短短两个月培训是参训人员个人革命人生观的一个转折,是一次“小抗大”学习。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对战斗连队生活的总结,也是调任鲁中军区《前卫报》社任记者工作的准备。

    教导营结业后,我被调到了鲁中军区《前卫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从基层到了机关,更感到工作水平低,知识浅薄,心中打怯。办法只有一个:跟上形势,努力学习。在报社欢迎会上我讲了对自己的约法三章:一、快步紧追,奋发进取;二、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三、欢迎批评,有错改正。我很快就参加了战时报道,采访了模范人物朱富胜、陈双太等。日本投降前,跟随部队大进军,在记者行列里,边学习,边采访,边报道,写了战斗英雄刘光荣、张胜怀、李干等。他们的勇敢战斗精神和不怕牺牲的崇高品德,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在新闻工作战线上尽自己的一分微薄之力。

烽火中入党

    1943年10月,我所在的连队驻在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小山村。当时,日伪军正对抗日军民分割蚕食、连续“扫荡”,环境极端艰苦。而我和另两名战士的入党仪式就是在这时举行的。

    中午饭后,全连党员集合在一个老百姓家的院子里,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坐在小木凳上,有的坐在土坯上,有的坐在草垫子上,会场上鸦雀无声。门楣上挂着党旗,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宣布入党宣誓开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庄严的《国际歌》声回荡在这家院子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甘愿吃万般苦,牺牲流血在所不惜……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奋斗终生……”我们三人在党旗下,坚定地立下了上述誓言。当时,我的眼睛湿润了,热血在沸腾,心里不平静地等待着党支部的决定。当全体党员表决通过后,我沉浸在奋斗目标实现后所产生的幸福里……

    与我一起入党的有个叫张文青的炊事员,在入党十天后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那天,他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沿阵地送饭。接连有四个战士伤亡倒下了,张文青毫不犹豫地拿起伤亡战士的枪,大喊一声:“我已是共产党员了!”就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开火。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但终因其他战士一时赶不上来,寡不敌众,倒在了血泊里。

    在战后掩埋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份遗言:“我是十天前刚入党的新党员,请党组织考验我。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是的,他已用生命与鲜血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沉浸在抗战胜利狂欢里

    1944年,我军进入大反攻阶段,我们的部队到处打胜仗,又打下了许多个敌据点,消灭了许多日本鬼子和汉奸。1945年8月14日,我们报社正驻在沂水埠前庄。晚上,刚吃过晚饭,听领导同志从电话里传来了消息,这是个特大的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个消息连夜在部队中传播,在老百姓当中传扬。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很快便家喻户晓了。白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筑成民族统一战线,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

    经过八年艰苦奋战,我们的军队已经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130万人,对敌人作战12.51万多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并建立了拥有1.6亿人口的解放区,还有民兵220万人,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八年抗日战争,山东省的八路军27万人,民兵50万人,和敌伪军作战2.6万多次,打死伤敌人51.3万多人,缴获各种枪20余万支、各种炮400多门。

    我们召开了抗战胜利大会,我们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自卫团、儿童团、妇救会群众团体,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来参加大会,打着锣鼓,踩着高跷,跑着旱船,骑着毛驴,化装成各种人物,其中有些人化装成投降的日本鬼子、汉奸呈现他们缴枪的丑态。大家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晚上,报社几个同志在一起,凑了点钱,买了一斤花生、几两酒,一边吃花生,一边喝酒,庆贺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深夜我躺在床上,回想起我自从14岁参加八路军的情景,这近五年抗日战争的经历,出生人死,浴血奋战,还有为抗击日寇英勇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音容笑貌。一幕幕在我的脑子里闪过。

    我们这些来自山南海北、五湖四海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把个人的苦和乐,融在人民的悲欢之中,这是战争年代中灵魂的净化!是在战争硝烟里爱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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