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那段时间，我曾奉命领导博山工委，在博山城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为博山的解放和接管做了一点工作。现就记忆所及，把工委的一些情况，作些片段的回忆。
1944年7月，中共鲁山地委（亦称鲁中区五地委）成立之后，同年十月间，地委曾在沂源县的冀庄召开了一次各县县级干部大会。当时，我是恢复后的博山县委组织部长，便和县委书记李东鲁、县长毛梓材以及县委其他部门负责人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地委书记李伯秋同志作了《当前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副书记张敬焘同志介绍了坚持淄河流域对敌斗争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地委决定重新建立博山工委，并决定由我担任工委书记，并任博山县委委员。另派王玉林同志为武工队指导员。工委的活动范围是以博山城区为中心，包括三区、六区的工矿铁路沿线地区。中心任务是发展党的点线工作，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发动工人运动，争取敌伪政权，为抗战胜利，夺取城市作准备。
鲁山地委领导对博山工委工作十分重视，李伯秋、张敬焘等同志都分别与我作了个别谈话，交待了城市秘密工作的方针仍然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又讲了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方法，进一步明确了工委的隶属关系，是直接受地委领导，与博山县委是平等关系。为便于工作的开展，张敬焘和专员徐化鲁同志还特意给我介绍了几个可以利用的关系，并要前届的博山工委书记李东鲁把原来的工作情况详细介绍给我。就这样，博山工委在地委直接领导下很快成立起来。
我们回到县里后，遵照地委的指示，县委立即决定在县区两级干部中，凡能抽调的短枪都要抽出来，让工委干部和武工队使用。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使用的那支二把接钢匣枪，就是原池峰区委书记李瑞三同志用着的，据说还是从吴化文的伪四师手里缴获的。接县委通知后，李瑞三同志就忍痛割爱，立即转让给我。其他单位也很快抽调了十几支短枪，把工委的同志和武工队武装起来。在人员配备方面，除会上定的那些干部外，县委又把精干诚实，身强力壮的李效德从县公安局调出，随我做警卫工作，把一般干部杨长安调任工委会计，负责财务工作。与此同时，县长毛梓材亲自指定，把下庄区的东、中、西三个石马村的公粮田赋，由工委代收先用，后向县政府清交结算，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我也改名叫高鸿升，王玉林改名为宋玉才，对外人们仍习惯地叫我高部长。各方面事情准备就绪后，工委便以根据地为依托，选定比较隐蔽的南沙井为立足点，开始了面向博山城区的敌工活动。
博山工委活动初期的敌我斗争形势还是相当残酷的。虽然就全国来说，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只能进行垂死挣扎，但因博山地处要冲又是工矿区，是当时连接我鲁中、渤海、胶东三大战略根据地的交通咽喉，日军仍然派有重兵把守。从工委驻地到博山城区的五十华里之内，所有大村镇和主要交通道口，敌人都安着据点，修筑了牢固的炮楼和围墙，驻有大批伪军。距工委驻地较近的北博山镇，就有伪区公所、警察所和伪警备队，还有一个日军小队长也住在镇上。村南面的辰巳山上，也驻有一个班的伪军。洪山口、朱家庄、石马一带，驻着伪警备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唐云芳，既是日军忠实走狗，又暗中勾结国民党顽固派，是个两面三刀极端狡猾的家伙。特别恶毒的是，日军为了割断博山城乡之间的联系，阻止我敌工人员进入城市，除在城里采取“保甲制度”、市民“连坐法”和发放所谓“良民证”等恶毒手段，进行严格控制外，又挖空心思，强征民伕，在博山的东、南两侧，建了一条将近百里的所谓“封锁墙”（淄博矿区遮断线）。这道墙从南神头起，经土门头、八陡、岳家庄等地，直达西河镇。“封锁墙”遇山垒墙，过地挖沟，墙高三米半，沟深五米，宽约五米，并驻有大批伪军日夜把守。总之，狡猾的日军采取种种恶毒手段，妄图巩固其殖民统治，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厄运。
但是，日军的阴谋是徒劳的。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封锁墙”挡不住我们，炮楼、据点也只是些乌龟。那么，我们是如何打入博山城区的呢？主要是根据张敬焘、徐化鲁和李东鲁等同志介绍给我们的关系和前段工委的工作基础，通过以下几条秘密点线，逐步渗透到博山城里及其附近的工矿地区：
一条线是，通过家居伪化区而又有“良民证”的两个半脱产干部——西石马村的孙春田和王家庄的王化江的关系，与博山城里取得联系。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政治上是可靠的，在我方又无公开身份，经常驻在家里。我们便决定派他们以探亲访友，作买卖的方式，打入博山城里及工矿区，建立联系点线关系。孙春田是通过亲友关系，到了博山城里下河村，与过去埋伏下的两个地下党员孙即文、孙即武兄弟取得了联系，建立了秘密关系。王化江的岳父是岳家庄的燕登岳。岳家庄靠近黑山煤矿，附近还有一些小煤井，离博山城里也很近，是我们工委活动的理想地区，便派王化江去岳家庄走亲戚，和他过去发展的矿工党员李昌荣、岳福修两人接上了关系，成为工委的基点之一。由于这两个基点人数多一些，活动也比较方便，便由我直接领导。
第二条线，是徐化鲁同志介绍给我的一个关系——山头镇的一个窑工叫张宗顺（化名张执正），其公开职业是开设缸砖窑。这人原来是“联庄会”会员，抗战初期曾随徐化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先遣大队，后由徐派回山头做秘密工作。徐化鲁向我介绍时曾说过，张宗顺是他介绍的个别党员，以后由于秘密工作需要，参加了博山日军宪兵队当便衣。张宗顺在山头有一定的地位，又有宪兵便衣的公开身份，通过他开展山头地区的工作是很有利的。加之山头当时已经是全省首屈一指的陶瓷重镇，工人比较集中，应该列为城市工作重点地区。因此，1944年隆冬季节，徐化鲁便捎信给张宗顺，让他到左家峪（现属莱芜市）来和我们接关系。张到左家峪后，徐化鲁让我和王玉林亲切接待了他。他介绍了山头镇的情况，我们研究后认为条件可以，便决定派党员王振声（化名王化本）到张的窑厂里去，以当窑短工为掩护，与张共同工作。张宗顺接受任务后，便把王振声秘密带到窑厂去了。
第三条线，是李东鲁介绍给我的三个地下党员，我记得名字叫孙兆和、孙尚志和孙尚成。他们原来都是乐疃村人，后来迁居博山城里，住在西关街。这个关系由王玉林直接联系，我只听他讲过一些情况，具体情况记忆不清了。
打通以上这些秘密关系，我们便在博山城里和山头、八陡一带工矿地区站住了脚，扎下了根，为开展各项活动创造了条件。根据当时秘密工作的实际情况，我把这些点线关系的每个人都编成秘密号码，记在一个仅有二寸大小的本子上，随身携带，严格保密。在解放战争中，我把那个本子和其他一些秘密文件一起，放在一个坛子里，夜间埋在我家西面地里，以便保存。前几年曾让孩子们设法找这些东西，可惜由于年岁太久，至今也没有找到，深感遗憾。
我们这届工委虽然工作了不到一年，日本侵略军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但由于工委是处于抗战胜利前夕的有利时机，又有李东鲁同志领导的前届工委的工作基础，加之全体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工委的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当然，由于工委是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工作，一切均采取秘密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任何疏漏都是不允许的。每进行一项工作，事前都必须详细计划，周密布置，丝毫不能麻痹大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工委负责人，主要是听取汇报，决定问题，一般并不直接参与下面的活动，很多工作都是下面的同志去做的。所以，我只能谈谈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
根据上级要求，我除负责全面工作外，主要是以相当大的精力去争取上层社会关系。这方面的事例较多，我只谈几个最有代表性的。
博山城里南关镇，有个伪镇长叫彭寿承。据初步了解，这个人为人比较正派，在城里有较高的声誉。据说因为他是博山的大户人家，才被迫充任伪镇长的。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们便通过多方面的关系，亲自找到了这个人。起初我只讲了些抗战必胜，日军必败的一般道理。他是个知识分子，马上明白了我的来意，镇长便提出我们想让他干什么。我们便坦率地提出请他充当两面镇长的要求，表面上仍然为敌方服务，暗中要经常与我们联系，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从此，经常向我方传递情报，购买药品，掩护地下人员，为根据地筹措粮款等等，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好事。特别是博山临近解放时，他曾亲自把博山日伪兵力部署的情报送给我们，还约定在我军攻城前，如果敌人逃跑，他在峨嵋山放三把火为信号，主动与我们联系，为我军解放博山起了一定作用。
在八陡镇和岳家庄，我还争取过一个日军宪兵队的便衣司乔如和三区伪助理员燕锡瑞。司乔如在抗战初期也参加过八路军，后妥协回了家，迫于生活，干了日军宪兵队的便衣。燕锡瑞是岳家庄的首户，在当地也算是个上层人物。如果把这两个人争取过来，对开展八陡一带工矿区的工作相当有利。争取这两个人颇费周折，我还是从头说起。
1945年春节前后，我博山县大队在岳家庄的南山里活动时，因赶羊人逃跑，羊群丢在山上，县大队便误作敌伪财产，赶回县大队驻地。经县委了解，并不属敌伪财产，要县大队安全喂养，等失主认领。失主就是我工委地下党员王化江的岳父燕登岳。燕得知羊群由我县大队赶去时，就让王化江去认领。县委觉得这是我们在岳家庄进行工作的极好机会，便通知由我出面，亲自退还给燕登岳本人。当我把羊群交还给他时，他十分感激，把羊群赶回家后，又到南邢找到我，表示谢意。从此，我们便交上了朋友，在我们这方面，当然是为了工作需要，而在他则为报答还羊之恩，这就无形之中为我们打入岳家庄提供了方便。
有了燕登岳的关系，再去争取燕锡瑞和司乔如就有了方便门路。大约在1945年“五·一” 节前后的一个下午，我们经过详细研究，周密布置后，便由王化江作向导，我和警卫员李效德都化装成商人，由工委驻地出发，经邀兔崖西山到朱家庄东，绕过伪据点，翻过北山顶，天黑后到达岳家庄南峪口的一座小庙附近。燕登岳早已在那里等候，稍事寒喧，他说村子里一切都布置停当，不会出事的。说着便带领我们悄悄踏进了燕家大门。燕登岳也是岳家庄的大户，房子分前后两个院，屋内陈设也很讲究。当晚他盛情款待，饭后由他事先安排，让司乔如来这里与我会面。司乔如刚进门还有些惊慌，可能摸不清我的来意。见此情景，我首先转达了他过去在我们部队时的老上级张敬焘同志对他的关心，并说我们也体谅他现在的处境。听了这些话，他才安定下来，并一再表白不得已才干了日军便衣的。接着，我向他详细讲明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指出只要他能改过自新，继续为抗战工作，我们还是欢迎的。经过初步教育，他表示愿意弃旧图新，立功赎罪。看他尚有诚意，我便提出要他以现在的身份作掩护，配合我们的活动，将来我们要派人到八陡、黑山一带住下来，他必须保证我们打入人员的安全。他说只要我们信任他，一定接受任务，尽力而为，态度还是老实的。
送走司乔如，又把燕锡瑞找了来，相互简单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后，我也对他进行了类似的教育，同时告诫他不要与人民为敌，要利用他在区公所的身份，给八路军和老百姓作点好事，也给自己留条后路，起个两面政权的作用，他也表示愿意接受。
与司乔如、燕锡瑞见面后，天已很晚了，燕登岳便把我们领到庄西不远的一个柴禾园里歇息。这里虽然是草房，屋里还算干净，床上还为我们铺了凉席。第二天燕登岳又亲自给我们送饭。对当时已六十多岁的这么一位老人的热情照料，我们十分感激，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在那里住了两天，我们便按原计划返回工委驻地。当我们走到南庄，看到伪自卫团在村外站岗时，李效德便悄悄过去告诉他们，我们是八路军，让他们带路。他们便老老实实地送我们过了太古石桥，然后才回去了。这说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是拥护、支持我们的。日军妄想用修碉堡、筑“封锁墙”的办法把我们困住，实在是愚蠢的。由于这次任务完成的很顺利，在回工委的路上，李效德显得十分得意。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走到蛟龙村北时，他就割了敌人一段电线，大约有二十多斤，说是带回去卖了改善生活。走到柴谷峪的山上时，他又扒了两身神袍，说要把绸子撕下来包匣子枪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我们的工作是那么艰险，生活又是那么艰苦，但大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何等的饱满。
通过对司、燕等人的争取工作，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过了不久，就在1945年因山洪爆发冲了博山城的前夜，司乔如果然派了一位叫徐维平的老大爷，专程赶到盆泉村找到我，除带了司乔如的书信外，还特意送来一张黑山煤矿的草图，为我们打入该矿提供了条件。正巧这时地委派来的单独训练的焦文涛到了博山工委，准备向敌占区煤矿打入。我们认真分析了司乔如的条件和近期表现，认为还是可以信任的，便毅然通过他的掩护，把焦文涛派到黑山煤矿去了。结果进去不长时间，日军投降了。焦文涛等立即组织了工人护矿纠察队，开展护矿斗争，不久，又正式成立了有一百多名矿工参加的工人中队，我们派工委武工队长马修身去当中队长，焦文涛当指导员，在我军解放博山时发挥了很大作用。
燕锡瑞这个人表现也不错。后来听岳家庄的同志汇报时说，他曾利用伪助理员的身份，掩护过一些地下人员。博山解放后，怕政府和群众对他发生误解，李昌荣等还特意把他保护起来，对此他深受感动，便把他仅有的一个儿子送去参了军。
在争取上层社会关系的同时，工委的工作重点当然还是放在逐步开辟的各个基点方面。在工委直接领导的岳家庄、山头镇、河东村以及西关街、黑山煤矿等基点，打入的同志经常与工委保持秘密联系。他们根据工委指示，都做了许多工作。有的发展党员，建立了秘密党组织；有的发动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大多数基点都把搜集敌人情报、搞物资支援部队作为经常任务，完成的相当出色。这些方面主要是靠基点的同志去做的，我一般不能直接参加，只能听听点线汇报，了解些情况，帮他们想些办法，所以印象不是很深的，只能谈些大体的记忆。
在王化江直接联系的岳家庄，我曾亲自去过几次，情况比较熟悉。除上面提到的与司乔如等打过交道外，那里的地下党员李昌荣、岳福修等也有过接触。记得他们经常搞到一些雷管、炸药、电线等敌人控制很严的战略物资，秘密送到工委，我们再转送部队，同时也还给他们一些粮食。他们还经常与工委配合行动，有时惩治罪恶严重的汉奸狗腿子。我去岳家庄时，他们更是千方百计配合我们行动。后来我们又把王振声从山头调出来，去岳家庄与李昌荣接上了关系。为了便于掩护，他又和岳福修结为仁兄弟。这里有三个地下党员，工作搞得更有起色了。
在河东村、红土厂方面，本来是由孙春田同志直接联系的，因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工作有时不方便，我便经常派李效德同志去联系。那里本来就有孙即文、孙即武两个党员，后来经工委批准，又发展了红土厂工人王家锦、王化政、王友和三人入了党，并由孙春田为他们建立了党支部，由孙即文任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这里的对敌斗争搞得相当活跃。他们曾装扮成便衣特务，到博山“进德会”去看了日本人的包场电影，到敌人驻地附近察看地形等等。
张宗顺所在的山头镇，起初我们派王振声去帮助他工作，王振声调去岳家庄后又把部队来的李德（化名李绪德）同志派去，与张宗顺接上了关系。博山临近解放时，在山头成立了以李德为首的工人护厂纠察队，在解放博山的战斗中表现很好，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据我记忆博山城里西关街有三个地下党员，当时是由王玉林同志直接联系，在城郊的乐疃村召开党员会，布置秘密工作任务。在石炭坞一带，还有位宁荣同志在那里做了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也有些工人关系。直到1945年春天，我记得曾有石炭坞地下点线的杨玉秀与孙传录，到工委驻地南沙井村与我联系过，他们向工委汇报情况后，领受新的任务，再回到点面上去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