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阜地区是新四军军部以及三师师部等首脑机关所在地，也是华中与华北的交通枢纽，属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北依陇海铁路，南接苏中，东临黄海。我们先后在七滩、八滩、东沟、溢林、官家钩等地活动。官家钩，是个出土匪的地方，因为兵患接踵，这里人稀罕见。周围没有庄稼，处处杂草丛生。日本人在这里修碉堡，国民党韩德勤部也见缝插针的修建工事。我23团三营在土圩里也对敌人废弃的工事予以加固。韩部操练的口令隔空而闻，日军的巡逻战车也时常招摇若是，土匪在此更是横行霸道、劣迹斑斑。这是1942年初的战斗形态。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联合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成，对德、意、日共同宣战。在华日军要维持和继续扩展占领区的军事控制和庞大的补给线，不扶持汉奸和伪军其兵力不足的形式将会日益严重。为此，日军开始准备对我新四军计划大规模的扫荡，同时拉拢和威胁国民党地方势力充当他们的走狗和炮灰。这使得我苏北和苏中地区的新四军所面临的抗日形式更加复杂。部队分散成连排甚至班展开游击战，出其不意的去袭击日伪，使其防不胜防。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央整编新四军时，将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1941年2月-1942年11月），张爱萍任副师长（1942年1月-1942年11月），彭雄任参谋长（1941年3月-1942年11月）。三师所辖七旅、八旅和九旅。我所在的23团属于八旅，由田守尧任旅长（1941年6月-1942年11月）转战于盐阜地区。
这一年，团里给了我一个特殊的秘密任务，护送我团政治处主任陈志方（注1）夫妇过龙海路去延安抗大学习。任务耗时近十天，虽然有惊无险，但联想到不久后我新四军三师师参谋长彭雄和以我八旅旅长田守尧为首的赴延安学习的干部队（注2），在小沙东因日军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经历，至今我都为这次特殊任务的得以顺利安全的执行，而深感庆幸和记忆深刻。
这是一个清霜薄日的冬日，翻滚的云层压得很低，似乎举起双手便可触摸它的灵动，大地在朦胧中苏醒，战友们开始起身整理戎装。我趁出操前的空档时间，躲到房屋后，偷偷将棉衣袖子的棉花掏出来。棉衣和棉裤太厚，活动起来很是碍手碍脚。这厚重的棉衣要穿到春天，对于只有18岁的我显然太受约束。18岁，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可以在IPAD, 电脑和无数的智能玩具中消遣。而18岁的我，那时是23团11连7班班长，除了拆装武器，摆弄老棉袄，躲避裤裆下穿梭的子弹，擦洗手榴弹留在脸上的烟尘，掩埋战友年轻的躯体，全没有青春少年的翩迁与畅想。
团里下达的是一个非作战任务，护送一名首长过陇海路。上级说要个政治上可靠的，胆大心细的人带领一个班去执行护送任务。我暗自欣喜，组织的信任对一个18岁的青年是多大的鼓舞呀。我召集起那12人同样稚嫩的战友，他们有的甚至还在变声期，但却都在战壕里摸爬滚打无数次了。我说：“上级信任咱们，把护送任务交给我们，大家要机灵点，这一路情况复杂，鬼子，国民党和土匪，我们都要防着点，团里为咱们准备了便衣，大家出门的时候套上，遇到情况不要冲动，千万不可恋战和惊动敌人。”
大家开始分头准备了起来。放哨的战士说：“班长，过来一匹白马。”
我走出土屋，见是团部青年指导员王静（注3）骑在马上，她手拿一只黄色的手提包，身后是一个箱子，团政治处主任陈志方在一边牵着马。
王静，一个恬静若水的南方女人，整齐的秀发在灰色的军帽下遮掩了那一层粉红，粗布的军装在她身上依然浸透着翰墨气息。王静经常来我连队检查和指导青年工作，和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接触很多。但这次是随同其丈夫陈志方一起去延安。陈志方个子不高，浓重的南方口音，气质刚毅而儒雅，眼睛特有的明亮。
在刚刚接到任务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任何的压力，我知道首长夫妇都是老革命，也均来自延安，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当他们换上便衣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感觉身体里被什么东西胀满了。
身着旗袍的王静双眸沉静若水，旗袍的面料并不张扬，显然她有着敌后活动的经验。而陈志方主任身着半新不旧的长衫，那褐色的装扮却丝毫没有土气的感觉，反而透露着高贵。说来也真是奇怪，同一个人，当他身着军装且有枪械武装的时候，你感觉他是你的战友，在同一个战壕里可以相互依靠。但当他卸下武装，身着便衣的时候，他便成了你需要呵护的对象，需要挺身而出为他挡枪的人。我感觉自己将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和一副危险而又不得不为的重担。那种被领导器重的自豪感荡然无存。
夜色降临，大地如黛，细细的聆听远处的声息，静缢安宁。这寂静并不是可以安心前行的许可证。我们十多个人夜间行动，目标之大显而易见。我叫来战士小刘，先在前方探路，我们随后跟进。这一夜因为我团兄弟连队就在附近，行军时大家的心情都还算松弛。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来到一片小树林中。林中有块洼地，我在制高点处安排了两名岗哨，并派出一名战士出去寻找地方部队。请他们提供路线情况。留下主任夫妇和两个小组先在此休息。不久，派去联络的战士带回了区小队的同志。他们护送我们到了一个小村庄。我们班进到了一所民宅，房主人显然已经被地方部队安排到了别处。
随身携带的干粮决定留在日后食用，现在条件许可，应该起火做饭。我让两名战士装扮成农民，去村外买点菜。首长夫妇在房间里看起书来，那随身携带的大箱子除了文件就是书籍，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我迅速退到院子里。此时，我并不知道，首长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家，先后担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我国驻叙利亚瑞士和越南大使等职。
饭菜很简单，随身携带的米和买来的豆渣。我让一名战士送去给首长，便和战友围坐在院子里吃了起来。
“小鬼们，你们让我脱离群众了”。陈主任笑呵呵的端着碗挤到了我的身旁。我则悄悄的说：“首长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整个就是反动派的军事目标。”“调皮！”首长用手敲了一下我的头。“主任同志，您的大白马太显眼了，夜里很容易被发现，马蹄声会引起敌人注意，最好想想办法”。我的话让首长沉思了一会儿。是啊，斗争是复杂而残酷的，白天日伪活动频繁，到了夜里他们也担心土匪和游击队的袭击，一般不愿意出来。而我们有一个班的人，土匪并不敢贸然袭击。要警惕的是日本人和汉奸。于是，我们决定还是夜里把马伪装起来行动，白天一个三人小组出去探路，其他人则找地方隐蔽起来。
一天夜里，根据白天探路的战士报告，原来计划的路线鬼子新增设了炮楼，兵力不祥。我心里直痒痒，好想和鬼子干一场。但我深知任务的重要性，此时手中的枪不是冲锋的武器，而是用于保卫首长的安全。我们决定绕开碉堡，但是却不能远离计划路线，否则，下一站接应的同志会找不到我们。
王静赴卧在马背上，披一件大大的深色被单，将雪白的马严严实实的围裹着。陈主任行进在队伍的中间，前方探路的战士听到远处狗的叫声，立刻停下来判断是否有危险。突然，他吹起了口哨，这上是前方有情况。我们立刻停止了前进，主任说：“叫人去看看怎么回事。” 一名战士猫腰跑了过去。过一会儿，他回来悄声说：“两公里外有日军战车。”
“这么近？”这时，我感觉周身的血液都在血管里高速流动，我要随时寻找遭遇紧急情况时首长撤退的路线和班里打掩护的最佳位置。陈主任则沉着镇定，他让我们蹲下，并抚摸那匹白色的战马，此时，它如同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静静的俯卧在地，毫无声息。渐渐的，前方平静了下来。我们则保持队形不敢贸然行动。
我害怕天际边横卧的云朵会被朝阳点亮，那意味着我们又要停止前进，那匹白色的战马，娇小的女人，和敌人梦寐以求的抓获目标，随时会暴露在敌军的枪口下。
一天，两天，一夜，两夜。马无声，人无语的夜，彼此听得见心脏的跳动。天一亮，藏身在树林或农舍。女人总是静静的阅读，首长的笔也是画个不停。战士擦亮了双眼竖起耳朵，监视周围偶尔可能靠近的人。好在大多数地区都有我党的同志联络和带路。一周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陇海线。下一站接应的同志来了，我如释重负。首长要过陇海路了，我和战友的任务终于完成。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首长似乎看出来了，走到我身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了小魏，这一路大家担惊受怕，吃不好睡不香。现在，你们可以松口气了，回去的路上要小心，必要的时候多和地方同志联络。” 我立正行礼道：“谢谢，放心吧，首长多保重。”
当天，我便带领班里12名战士赶回部队。不久，鬼子的大扫荡开始了……。
注2： 1943年月底，上级给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城发去了电报，中央拟抽调部分团以上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经研究决定，选派三师参谋长彭雄、我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池明等11明团以上干部，部分干部还携带了家属，这样随同的还有7名女干部，再加上警卫人员等共50多人组成了赴延安的干部队。这支由部分高级干部组成的非战斗人员的干部队，于1943年3月中旬乘坐一条大船从黄河口五垛出发，不久在黄海小沙东遭遇了日本鬼子的巡逻艇。在与日军的激战中，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等16人以身殉国。
注1：陈志方（1906-1990），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4年投身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无锡县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军区总军医处处长、江西苏区中共军委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红军后方办事处主任、红军军医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政治主任教员、高宝县委书记、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政治委员、三师八旅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我国驻叙利亚大使、驻伊拉克大使、外交学院副院长、驻乌干达大使、驻瑞士大使和驻越南大使等职，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注3：王静（1913—2004），原名王为俊，抗战爆发后，受其兄徐平羽影响参加革命；1938年途经武汉经张爱萍介绍到延安，先后在抗大、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其间入党并与时任抗大区队长兼教员的陈志方结为伉俪。1939年，王静离开延安回到家乡，任高邮县委组织干事，以后又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八旅政治部、23团直属队的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等职。抗战胜利后她随新四军三师赴东北，任黑龙江省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后随四野南下，天津解放后，接管天津铁路局，时为军代表和党的书记。广州解放后，王静任市民政局副局长、代理局长，为人民解放、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洒下汗水；1956年后，她先后出任我国驻叙利亚、伊拉克、乌干达、瑞士、越南等国参赞或代办，是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
（原题目《护送陈志方---长城抗日战争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