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寿光县张家庄，早期党员张玉山同志是我的同宗叔父，他年令大几岁，是我童时的头领，一直很要好。我从青少年时代就受到玉山同志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教育下，从一个普通农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六年，张玉山同志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我在村里上小学，几天不见，就很想念他。一九二一年，他因得了肺病辍学在济南治病，一九二二年回到家乡，这年我已经不上学了，在家跟着父亲种地，农闲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聊。他在济南读书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接受了进步思想。他经常对我们青年伙伴们讲：“现在这些大小军阀都是卖国求荣的坏蛋，只有打倒军阀统治，天下统一，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他曾对我说过“穷人说话臭如美孚油，富人言语香似花露水。”这句话虽然通俗易懂，但是细细琢磨起来里边潜藏着极其深刻地哲理，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当时，我把这句话写在芭蕉扇上，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九二四年，张玉山同志经常向我讲些革命道理，有一次他说： “现在有了新的革命党叫共产党，主张走苏联的道路，工人农民坐天下。”我问他： “咱能不能参加共产党？”他只是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我。是年八月的一天，他告诉我晚上到学校去一趟，我吃过晚饭到学校里，有三个人在闲聊，除玉山同志，其余二人我不认识。玉山同志对我说： “你不是想参加共产党吗？在座的就是共产党员。”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最后玉山同志对我说： “从现在开始，你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今后有人叫你开会要参加，一定要保守秘密，党内的事情不能对外人说，就连自己的父母妻子也不能说，这是一条纪律。”从那以后，党组织经常叫我开会，我认识了王云生、李铁梅、褚方珍等同志。当时，我们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办夜校，宣传军阀统治腐败，社会黑暗等。我入党不久，张玉山同志为办学解决桌凳问题，把庄东头古庙里的几棵大松树卖掉，当人家来刨树时，村里有迷信思想的老人怕破了风水，不让刨树，并将此事告诉了玉山的父亲，树没有卖成。玉山见不破除迷信就卖不成树，又想出新的办法。一天晚上，他约我去扒神像，那时，我村有两座庙，我们先到东边庙里，玉山叫我在外边看着人，他自己进去，一会儿，累得他满脸大汗，说： “泥胎很结实，扒不动。”我们又到西边庙里，还是我看守，他去扒。这回我看得清楚，他先是用手扒，没扒动，就拿起块砖头没关没脸地砸起来。我们把两座庙里的泥胎都砸烂了。第二天，有人发现神像被砸烂，那些信奉鬼神的人更是骂不绝口，张玉山的父亲撵着玉山要打，并要到城里告他，被乡亲们劝住。这场风波平定之后，玉山还是把树卖掉，为开办学校购置了桌凳。
一九二五年春，以张家庄为中心建立党支部，张玉山同志任支部书记。当时，我村是一个党小组，我曾任过小组长，党员有张克新，张圣官等。
一九二六年，党组织提出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之后，经他介绍入党的有张孟之，张同泰等。这年成立县委，张玉山同志任县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县委多次召开重要会议，张玉山同志曾派我去崔家庄、邢姚、南河等村通知马香圃、王龙卿、王佐卿等同志参加会议。是年冬，张玉山同志病逝，我十分悲痛。他为革命不顾一切的斗争精神，他对待同志肝胆相照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一九二八年初春，党组织安排我去丰城一带贴传单，因道路不熟，张克新与我同去。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夜深天黑，我们走出十几里就迷了路，大约在丰城附近见村就贴，一直走到村头上有座雕龙碑的村，细认碑文才知道是西罗桥，后又去夏家店子、邢家茅坨等村贴完传单才回家。传单是县委油印的，其内容是揭露张宗昌反动政府今天要粮、明天要捐，搜刮民脂民膏的罪行，及其军队“人比枪多，枪比子弹多”的腐朽统治，号召广大民众要联合起来抗粮、抗税、抗捐，开展反对军阀政府的正义斗争。不久，全县掀起抗粮抗捐的斗争高潮，在王高打死税官的事件被传为奇闻。
一九二八年五月，张宗昌失败，土匪蜂起，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初社会稍安，但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党组织活动转入更加隐蔽地斗争阶段。一九二九年以后，我先后担任过本村党支部书记，洹淀区区委书记，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一九三二年四月，褚方珍同志通知我到张书忱家里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褚方珍、李文、陈梅五和我共四人。褚方珍同志主持会议，指定由我担任县委书记，我感到自己缺乏领导经验，推辞说： “我不行，担任不了。”褚方珍同志说：“这是组织上已经定了的，你不担任谁担任？还能让党外人担任吗？”他说： “县委就有一支手枪，谁任县委书记谁保存。”会议确定褚方珍、陈梅五，李文、张子明为县委委员，张伯庆为候补委员。会后，我去褚方珍同志家取来一支狗牌手枪和十七粒子弹。我任县委书记后，根据省委指示在党员中募了部分“飞机捐”（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工作，为“山东号”飞机捐款），我让褚方珍同志送省委，褚说： “咱俩一块去吧。”我说：“一人去盘费少，两人去盘费多、目标大。”褚方珍同志一人将款送省委。我等上级来人联系工作，但一直未见来人。为加强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我多次去南台头、北台头、邢家茅坨、城里、城南等地。当时敌人封锁很严，党的活动处于低潮，重大活动很少。
一九三二年八月，我去城南一带联系工作，回来时路经西关，在一家水馆里遇上了本家叔父张凤田，他急忙拉我到无人处，说： “张子明、褚方玉被县政府捕去，庄里闹翻了，你不能回家，快逃吧。”我心想，我是县委负责人，自己跑了别的同志怎么办，党组织怎么办，无论如何也得回去安排一下。我白天不敢进庄，晚上隐蔽在张贤之家，写信让共产党员孙培英交给陈少卿同志，约定第二天早晨到马家庄后接头。第二天早晨，天下着小雨，我赶到马家庄后一间小屋里避雨，等陈少卿同志来接头，就在这时，我被捕了。后听陈少卿同志说：在我被捕时，他正赶到那里，看到我被捕，未敢说话，一直悄悄地跟到张家庄。
在寿光监狱审讯时，我一直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敌人问： “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你回话？”我说： “我是下庄户的，不知道共产党的事。”敌人说： “有人证着你。”我说： “证人在哪里？”敌人把张子明叫进来，张子明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我一听肺都气炸了，但冷静一想光生气也不行，就以张子明的父亲吸大烟、我给张林之记帐，与张子明家结下私仇半真半假的事为根由，说张子明借私仇害我。审讯的说： “你们的案子县里管不了，你们到省里面说吧。”不久，我们被押到济南省监狱。起先张子明、褚方玉和我在一个监狱里，张子明说： “这会我们把脑袋交给国民党了。”我气愤地说： “你的脑袋是保住了，我们的脑袋就交给你了。”我与褚方玉互相想了些对策，同张子明展开斗争。以后，我们又被押到写有“革面清心”四字的监狱。在几次过堂时，我都以张子明借私害我的话回答敌人的审问。后来，伯父上下花钱，据说张子明反供，我于当年冬被释放。
回到家乡以后，同志们都不敢接近我，我曾找陈梅五同志提出接关系的问题，他也未表态。有一次，去找王登盈同志，他说： “我们的人多数已经转移外地，你快走吧，再抓住就不好办了，以后有事再告诉你。”我把手枪和子弹交给了王登盈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背井离乡来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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