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瑞生回忆父亲于鸿濂烈士

Admin 发表于2015-11-23 00:44:16
  在儿时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父亲的概念。只有母亲和我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在不解、困惑、自卑与歧视中度过了30多个艰难困苦的岁月。
  听母亲讲,我是1935年出生,属猪的。那时我父亲正在临沂第三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我两岁的时候,也就是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很快北京沦陷,华北沦陷,不久济南也被鬼子占领,临沂城岌岌可危。到了年底,父亲寄来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母亲,日本鬼子很快就要打到临沂了,迫于形势,学校要撤往河南老河口,他已决定与学校同行,将在那儿继续读书;并告诉母亲不要挂念他,嘱咐母亲多多保重;日本鬼子气焰嚣张,惨无人道要时时处处多加小心,看护好孩子。他让母亲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中国人民一定能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去。
  母亲说,自收到父亲的这封信后,形势越来越紧,父亲的信再也没有收到过,从此便与父亲失去了联系。
  1938年初,日本鬼子的铁蹄踏上了沂蒙大地。4月21日,临沂城失陷,战火硝烟弥漫着沂蒙大地,恐惧、愤懑弥漫在人们心头。枪炮声,呼喊声,惨叫声不绝于耳;烧杀事,抢劫事,奸淫事,事事惊心,惊吓,跑反,无时不有。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提心吊胆,忧心如焚,既思念只身在外的父亲,又要抚养看护年龄幼小、不谙人事的我,一有动静就得跑反,没有动静还得下地劳动,料理家务。一个独守女人还带着个孩子,真是苦不堪言,度日如年!
  抗战期间,鬼子和汉奸认为我父亲出去抗日去了,对俺娘俩极端敌视,可他们却又抓不到任何证据:谁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是去了延安,还是去了南京。虽然如此,俺娘俩却没少挨他们的盘查、辱骂和殴打。母亲总是咬牙忍受着。其实俺也很想知道父亲去了哪里?是死还是活!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也极力盘查我父亲的去向,怀疑我父亲是八路军是共产党,可谁也没见过我父亲的面,也拿不准到底在外边是干什么的。我母亲照例受到敌视、辱骂和盘问。说实在的,那些年我娘俩就像在刀尖上过日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全国解放后,该过平安日子了。可由于我父亲始终没有消息,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俺娘俩仍没有摆脱被白眼歧视的处境。母亲要定期参加批斗会,每天都要扫大街。母亲照例默默地忍受着。除此之外,我们能有啥法子呢?我知道在母亲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父亲,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啥就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呢?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要相信父亲是不会干坏事的,他是一个知书达理、爱憎分明的堂堂汉子,不管外人怎么猜测、怎么怀疑、怎么折磨,要坚信父亲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苍老了,但她始终没有失望,没有畏难,仍坚强地活着。她没有辜负父亲对她的嘱托,终于一把鼻涕两行泪、半碗稀粥一窝头把我抚养成人,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我长大了,我懂事了,我知道母亲为了我父亲,为了我,付出多少心血、多少泪水,受过多少苦难、多少不公正的待遇。我怕母亲伤心,也不敢问我父亲是个啥模样,父亲为啥不回家看咱们,父亲到底在哪儿?
  漫长的期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意外地收到了我父亲的消息:原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谢春芳老人是我父亲的同学,她详细地向我讲述了我父亲的有关情况。
  我父亲名讳于鸿濂,1914年生,性聪悟强,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沂第三乡村师范学校,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品学兼优。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撤往河南省老河口联办中学读书,时间不长,便又到了中共中央开办的安武青训班学习。1938年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2月到陕北公学学习,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分配到山西运城搞民运工作,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抗日救国,并组织民众参加敢死纵队(即新军)。父亲工作热情高涨,整日没白没黑地干,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1939年8月,他在给他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的朱玉堂信中说,他患了肺结核。不久父亲就溘然长逝,英年25岁。
  我终于找到父亲了!这一迟到的消息,让母亲和我又是高兴又是悲伤。高兴的是,几十年来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这一消息的到来,驱散了母亲和我缠绕心头的阴影,也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悲伤的是,几十年的漫长等待,等来的却是父亲的死讯,且尸骨未见,怎不叫人肝肠寸断,泪雨倾盆呢!可怜的母亲一下子又苍老了许多。自小就不知父亲是啥模样的我,总梦想着见到父亲的那一天,如今却成了终生的遗憾!悲痛之余,我想: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是光荣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父亲舍小家顾大家,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我为父亲感到光荣和自豪!
  1982年6月,民政部追认我父亲为著名烈士,母亲和我在生活上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抚恤和照顾,得到了人们的敬重,有了做人的尊严。我们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都有意义。母亲活到了90多岁,2007年她带着欣慰和幸福的微笑,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与世长辞。母亲完成了父亲的夙愿,终于含笑于九泉。
  父亲的“革命烈士”荣誉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终于实至名归,死得其所。这也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是真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是会发光的,永远是最珍贵的。(于瑞生 口述  孙汉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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