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春末的一天，林伯渠同志来到对外贸易总局办公室对我说：中央决定派你负责带领供给部的张元培、粮食部的雷经天等同志，到山西太原去筹办粮食等物资。山西是阎锡山长期统治的地区，阎是有名的山西土皇帝，太原是他的首府。我们要去太原，通过阎锡山筹办粮物，本来是极为困难的，但由于一九三六年春，我军胜利地进行了东征讨阎，阎迫于自身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困境，也迫于全国抗日的大势，表示愿意同我党达成通商协议，为这次我们到山西筹措粮食和物资创造了条件。
我们接受任务后，就着手进行准备。为方便工作起见，我们几个都准备了行装，做了便服。记得我穿了一套藏青色毛哔叽西装，一件春秋穿的夹大衣。出发前，林老约我同去见毛泽东主席。到了主席那里，我们围坐在四方形的火盆旁，一边烤火，一边谈工作。林老说：“之光他们就要出发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打着手势，缓慢地说：去年东征时，我们把阎锡山的马蜂窝捅了一下，有可能他觉得还有余痛，但现在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我们打交道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打不相识”。你们这次到山西去，一是采购粮食，购粮就是搞通商，通商就得有来有往，有来有往就打破了封锁；二是要做统战工作，要根据不同对象，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特别要多做群众的工作。我告辞主席后，回到外贸总局，召集同行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林老的意见，并再次研究了如何完成任务和应当注意的问题，决定后天就启程。
出发这一天，我和张元培、雷经天以及我们总局的一个同志，还有饲养员，再加上由山西派来的两名联络员，一行十人，一同由延安动身。我们都骑马，沿途经过甘谷驿、永坪镇、延川，最后到达黄河西岸的延水关。驻扎在这个渡日的八路军警备五团的政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就在团部驻地吃了晚饭，并住宿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延水关渡口。隔岸遥望，只见雾气蒙蒙，滚滚的黄河水，惊涛骇浪，奔腾而下，真是气势磅礴。当时，黄河西岸的延水关和黄河东岸的永和关各属一方，互相隔绝，河面也被封锁，无船可以通行。我们一行除需要把饲养员留下来照看马匹外，有六个人要渡过黄河到对岸的永和关去。因为大小船只都被封锁了，我们只有借助于羊皮筏子过河。羊皮筏子这样原始的交通工具，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它是由十几只完整的羊皮缝制、绑缚而成的。这十几只羊皮分成三排，每排由几只羊皮连成，再把这三排连接起来，充足气，便成为一只羊皮筏子。筏子上面铺上木板，供渡河的人乘坐，一只羊皮筏子除掌舵的人以外，可以容纳三五个人。看着这种原始、简陋的交通工具，大家不仅没有摇头叹气，反而兴奋起来，跃跃欲试，好像庆幸自己获得了一次历险的机会。
我们六个人分乘两只羊皮筏子横渡黄河。老乡把羊皮筏子逆着黄河水向上游划去，一直划到离渡口三四里以外的地方，就开始顺水放筏，这时，老乡只需稳稳地掌舵就可以了。这时，只听得风声在耳边呼呼作响，岸边景物一闪而过，筏子随着黄河的波浪一起一伏，上下左右剧烈地晃动、颠簸着。只有掌舵人在风浪中站立着，其余的人都要伏在筏板上。筏子顺流而下，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到了东岸的永和关渡口水面。
上岸以后，阎锡山方面派驻永和关的团长、团参谋长等四五人，手里拿着电报名单已在等候。我们同他们见面后，双方互通了姓名，握手致意，他们称呼我“钱代表”。随后，他们把我们接到团部驻地，招待我们吃了饭，又为我们准备了继续前进的马匹。稍事休息，我们就继续赶路。我们骑马到达临汾后，改乘火车直接到太原，一路上，都有阎锡山方面派的专人护送我们。由于我们都身着便服，外人是不了解我们的身份的。大家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旅程，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一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府驻地太原。到后不久，阎锡山的秘书长贾景德会见了我们，又专门派了他们的前吉县县长蘧象咸负责同我们联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个县长在红军东征时，曾被我军俘虏，后来被释放。因此，他对我军的政策和抗日的主张是有所了解的。他先把我们安排在太原的一个大旅馆里住了两天，为了工作方便，后来他又特意把我们换到一个单独的四合院里去住。这所四合院虽然不大，但很别致，古色古香，所处位置也比较僻静。
我们在太原住了一个多月，这所住处实际上就成为我们在太原的临时办事处。阎锡山虽然是山西的土皇帝，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毕竟有限，因为蒋介石的控制也相当厉害。对于我们的到来以及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和某些合作，对于外界，尤其对蒋介石方面来说，是秘而不宣的。这样，我们住的四合院，虽然人来人往，但却是秩序井然，严而不露。采购粮食等物资需要现金，因此，我们先要筹好所需现款。
我们到太原住下后，就按照双方事先的协议，即刻设法通知我党驻上海机关，把款子汇到太原指定地点，由吉县县长蘧象咸他们出具证明，并派人取出转交我。上海方面前后分三批给我汇来了三万元法币，每次一万元。当第一批款子寄到后，我就马上交给张元培和雷经天，让他们携带一万元现款，拿着阎锡山省政府的介绍信，分头到黄河边的永和关和铁罗关这两个渡口附近采买粮食。过了一些日子，上海又给我们汇来一万元。这一次，我派同来的外贸总局的同志把钱分送到张、雷处，供他们继续采买粮食和其他物资之用。第三批的一万元汇到后，我就准备动身离开太原。
在太原的一个多月里，双方接触较多，互有来往，遇事还能合作，彼此也增进了一些了解，尤其是我们反复宣传我党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反复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晓以民族大义，这些都给阎锡山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辞别对方，离开太原以后，携带着最后一笔钱，很快赶到我们收购粮食的地方。
永和关和铁罗关既是渡口，又是当地的集镇，这两处相距不远，大致四五十里路，来去只需一天时间。我来到渡口一看，只见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老乡们赶着牛、骡或毛驴等牲口，驮着麦子站成一大溜，等着过秤、算账、付钱，然后再拉到另一个地方去磨成面粉，装袋捆扎。此时，这两个普普通通的渡口，一反往日的沉寂冷落，变得异常喧哗热闹。老乡对牲口的吆喝声，骡马的嘶叫声，汇成了一片繁忙景象，可以看出，张、雷两同志和当地的乡亲们已经混得很亲热，和那里的地方官员也已搞熟了。据张、雷告诉我，初到时，老乡们听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人了，有些惊奇，有的还有些害怕，后来慢慢看到我们的人对人和气，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辗转相告，我们买粮食的消息很快传开，渡口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来卖粮食了，采购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一次，尽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买粮食，但实际上又同时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工作，向老乡们宣传了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向人们介绍了陕甘宁根据地的情况。老乡们经过耳闻目睹，逐渐加深了对我军的了解和对共产党主张抗日的认识，从而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从渡口集镇的购粮处来到了码头，只见河面上几条大木船来来往往，忙着向我方的渡口延水关运粮送货。岸上老乡们肩扛手抬，把物资运上船，把一袋袋面粉和其他货物堆码得十分整齐。货物装满后，大木船就扬帆起航，渡口两岸呈现出繁忙的场面。回想我们刚来这里时，河面上连一条船影都看不到，现在想不到却是这么热闹。
经过检查，我看到两个渡口收购粮食和货物的情况都比较好，便决定由张、雷继续留在那里完成任务，我先回延安汇报工作。我坐在运粮的大木船上，顺利地回到我们的渡口，再骑马回到延安。过了十来天，张、雷两同志完成任务后也回到了延安。就这样，我们用三万元采购了几十万斤粮食和解放区急需的其他物资，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记得我回到延安已是下午时分，本来准备马上向中央汇报，博古同志的爱人刘群先同志来我处看望，她告诉我中央正在开会，叫我等候组织的通知，向中央汇报。
第二天，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障同志借国民经济部住处请客，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宽敞，对外贸易总局和国民经济部仅一墙之隔。临近中午，客人们陆续到达。有的同志听说我回来了，就特地过来看看。毛泽东主席、林伯渠部长和博古同志也都应邀前来做客。毛主席见到我很高兴，向我表示了慰问，同时十分关心地询问了我们山西之行的情况和结果，当我扼要地汇报以后，他们都很满意，屋里响起了一阵阵欢笑声，气氛十分活跃。
毛泽东同志诙谐地说，你们看，我们的统战工作已经统到阎锡山那里去了，现在黄河东西两岸实际上已经通航，蒋介石要是知道了，不知要怎样恼火哩!主席还说，你们这次去山西，不只是买到了粮食，买到了东西，对黄河那边的影响也是大得很哩!事实正是这样，我们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封锁，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了我们，支持我们，这是我们党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威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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