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沂蒙话当年(王换于口述/沂南党史整理)

16511 发表于2019-10-04 12:53:39

   我叫王换于,今年九十九岁了,娘家是沂南县圈里村,十九岁嫁给东辛庄于家,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穷人家的闺女连个名字都没有。出嫁到夫家就两姓合一起,叫什么××氏,我就是于王氏了。

    打鬼子的时候,我参加了革命,1938年腊月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又被选为村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这总不能没有个名字,于是就将于王氏改成了王换于。那时我已经年过半百,大家都称我“于大娘”。

    我是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了。在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中,许多事情在我的脑海里难磨难灭,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抗战打鬼子的情景,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及鲁中军区的首长和战士们的音容笑貌,还有他们寄养在根据地的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牵动着我的心,成为我一生跟党走的坚强动力。我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也跟大伙一道做过不少抗日工作,现在好多阿志要我回忆这方面的材料,我就拣几件事说说吧。

一群孩子的抚养

    1939年日寇夏季扫荡的时候,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纵队机关首长徐向前、朱瑞来到了东辛庄。俺那个村因为汶河顺着山势绕了大半圈,三面环水水连山,只有一、面出路。。听人家懂军事的人说,这叫“兵家绝地”。日本鬼子虽然那么猖狂,却不敢随便进俺村子。可是咱们共产党人就不怕 。只要依靠群众,绝处也能求生。领导同志看准了俺这个庄,就驻扎在这里,不久,大众日报社也搬迁到俺家里。从那时候起,我便认识了徐向前、朱瑞、黎玉、马保兰、王建安、胡奇才、陈若克,刘锦如、陈沂、马楠、王辨,王寅、辛锐、毕铁华等许多首长和同志。我和他们朝夕相处,结下深厚的情谊。那时咱们山村虽不富庶,可群众千方百计为部队弄吃的。我操持着家务,有时一天办七顿饭天还不黑(同志们工作忙碌,吃饭不及时,你走了,他来了,来的定是饿肚子,这样做饭就不分钟点了)。

    首长和同志们还有一批孩子需要照顾。这些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刚出生,一共二十多个。乍来的时候,由徐向前司令员的爱人照料着。机关上的女同志忙于抗战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照料孩子,我看到孩子们被磕打得精瘦,就向首长们建议说:“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孩子找奶母,分散喂养。那样既能很好照料孩子,打起仗来也好掩护。”首长接受了这个建议,就安排我去完成这项任务。

    我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抚养孩子是有经验的。山村里穷,没有细食滋补,孩子主要靠吃奶。我就挨村挨户的打听,谁家的孩子夭亡了,就动员女的不要把奶退回去,把需要哺乳的孩子送给她抚养;稍大一点的孩子,就送给可靠的人家照料。这样一来,机关里、二十七个孩子全被安排了下去。我自家也抚养着两个。我除了当村妇教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外,又当起地下托儿所的所长了。我想,抚养孩子也是为了抗战。所以不论到哪个村里发动抗战工作,总忘不了到户里去看看抚养的孩子。一次我到西辛庄,看望烈士的爱人刘仕铁同志寄养的孩子.抚养孩子的人家没有奶,山村又少医缺药的,孩予瘦的不像个样,我一阵心酸,就将孩子抱回了家。这时俺二儿媳妇正在哺乳期。我便对儿媳妇说:  “您二嫂,把这个孩子拉扯着吧。这是烈士的后代,让他吃奶,让咱的孩子吃粗的。咱的孩子就是磕打死了你还能生育;烈士的孩子死了,就断了根了。”二儿学荣是个党员,不用说就想得通,于是二儿媳就把这个孩子拉扯着,后来二儿媳妇的头两个孩子都没有成活,可她抚养的几个孩子却一个也未受损失。除了刘仕铁家的孩子之外,俺家还抚养过罗荣桓的女儿罗琳,陈沂与马楠夫妇的孩子陈小聪等。

  还有一次,听说鬼子要过大梨峪,我立刻跑到那里,通知抚养孩子的一个妇女带着孩子赶快转移到亲戚家里。她们刚转移,敌人就来了,强派这家人家漤柿子。我看脱不开身子了,就抢上去说:  “我最会漤柿子。”我就当成这家人家的主妇,把柿子倒进锅里,点上火……经过一番周旋,摆脱了一场危险。

    尽管那个时期形势紧张,可由于安排的周全,各户里抚养的孩子一个也未受到损失。那些孩子中,记起来的有胡奇才的两个,最小的生下来才三天,还有艾楚南与刘锦如的两个孩子鲁临和鲁沂,赵志刚与王辨的孩子赵国乔,李子九的孩子李燕海等等。现在这些孩子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们时刻不忘沂蒙山区的养育之恩。有的来信,直接称呼抚养过他的老人为“父母大人”,有的每年将抚养他们的亲人接到工作单位去团聚一次,有的还经常往山沟里寄东西,还有一些首长和同志常到山里来探望亲人。我记得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从北京来过,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从上海来过,当年山东妇救总会的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刘锦如从西安来过,原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于政辉从济南来过,原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王寅从青岛来过,广东省珠江航运公司党委书记白铁华从广州来过……近两年许多老同志退到二线,他们有了重回沂蒙山的机会,光是前年五月份就有原大众日报社的马楠、安然,姜丕之,吉伟青等同志和当年“姊妹剧团”的潘彩琴,张伟强、张令仪、林伯、倪振华、张正等许多同志到俺这儿来过。战争年代沂蒙山区人民和子弟兵结下的深厚友谊,将世世代代永远传下去。

一本书的保藏

    1940年夏天,全山东的工、农、青、妇、文各界代表,冲破了敌人一层又一层的封锁,冒着炎夏酷暑,跋山涉水汇集到青驼寺,参加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会.大会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开了整整一个月。会上选举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省政府的前身),还成立了全省的各群众团体组织。这次会议在山东的抗战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会盾,出版了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全书二十多万字,由于当时纸张、印刷材料的困难,这本书印数有限。是一份抗战时期少有的资料。书中收集了所有在会上作报告的领导人的讲话稿,登载了山东省的行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所有领导成员名单。听说,只有少数几位首长有这本书。

    在日寇发动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紧急关头的一天,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同志把这本书交给我。这次,他一改过去乐哈哈的面容,语重心长地对俺说:“换于同志,根,据地的许多干部和战士都曾得到过您的帮助和掩护,您为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同志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现在把这本书交给您保藏,这要比掩护一个战士或干部还重要得多。咱们全山东所有抗日领导机构和干部名单都在上面,要是落到敌人手里,将对我们造成极大损失。您要千方百计把这本书保存好,等战争胜利了我们再来取。”我双手接过这么轻轻的一本书,心里却沉甸甸的。抬眼看看马副参议长,他把书交给我显得十分放心的样子,我顿时增加了信心和毅力。我想,凭俺这一带几年来抗战的基础和条件,保藏好这么一本书,还是有把握的。

    在俺庄,曾有许多首长和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脱过险。俺庄在隔河靠山的隐蔽处挖了许多山洞子。我们家就在吉太岩山上挖了三个山洞,家中的东屋里也挖了地洞。大众日报社、北海银行等部门的物资和钱款,曾在俺庄掩藏保护,丝毫末受损失。马保三同志把书交给我,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把那本书当成了心肝宝贝,用一块印花棉布包好,收藏起来,等待着胜利的消息。由于后来战事频繁,许多首长离别后没有再回来,这本书一直保存完好,没出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本书该见天日了,我时刻盼望马保三同志来取。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邻近村子里出了坏蛋,投奔到敌人那里当了还乡团,他们了解底细,知道我过去常和首长们接触,家里或许还保藏着什么重要东西;他们也知道山上有洞,知道哪个山洞能藏人,知道哪个山洞能藏东西。为给这本书找个安全之地,我不得不将它频繁转移,有时还带在自己身上。我想就是自己牺牲了,一也要保全这本书,决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里。

    1947年冬季的一天中午,国民党还乡团到解放区烧杀掳掠。我得到消息后带上这本书准备转移。突然一伙匪徒闯进了我家,直冲我来了。。匪徒们晃动着长枪上明晃晃的刺刀,恶狠狠地问道:“你叫王换于吗?听说你给八路军藏过东西。现在还有什么?快交出来!”

 “俺是个老粗,听不懂你们的话。过去打鬼子的,到俺家也不过是喝水、吃饭,俺没见过什么东西。”

 “叭,叭”一个匪徒劈头带脸打了我两个耳光,我只觉的两眼冒金星。他把刺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威胁说;  “你这老东西装糊涂!今天要是交不出东西,就要你这条老命!”

我定了一下神说:“我今年六十岁了,死了也不算少亡。你们愿意要我这条老命就拿去吧l”我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跳得扑通扑通的。这本书正掖在我的棉裤腰里呢,万一他们要搜身怎么办?

敌人威胁了一通,问不出一句话,便气势汹汹地到处翻腾,屋里屋外、箱子柜子、甚至连老鼠洞都掏遍了。

敌人搜查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把注意力转到我的身上。一个匪徒朝我走来,刚要动手,我就撒了泼,大声骂道:“混帐东西,你想干什么?我老妈妈子六十多岁的人

了,过去日本鬼子也都没能把我怎么样,你想怎么着?你有没有父母?你是不是你爹妈生的?你是不是个中国人?你难道连个畜牲也不如?”我这一招还真有效,只见那匪徒缩了手,脸红到了脖根儿底下。可是冷不防背后一个匪徒劈腰捣了我一枪托子,我疼得猛一缩肚子,那本书一下子滑到裤筒里去了,我想这帮坏家伙总不能向我下身搜吧,书滑到裤筒里,双腿都缠着扎腿带子,反倒更安全了。我顾不得腰疼,故意提高了嗓门说:  “你们不用打,也不用翻,我自己脱下衣裳你们看看,你们哪一个不算娘养的,尽管睁开狗眼,可别闭上……”说着我便解开大襟扣子,露出了半个肩膀,接着我就做出要解裤腰带的样子。匪徒们看见我一本正经的架式,断定我身上不可能有什么重要东西,也实在不愿意在我这六十岁的老妈妈面前出尽丑态,便灰溜溜地走了。就这样,书终于保存了下来。

全国解放后,我常常把那本书拿出来晒晒,以防虫蛀,等候有朝一日首长来取.年复一年地过去,我已经成为年逾九旬的老人了,这本书还是一直没有人来取,一九七八年我便把这本书交给了沂南县领导部门。县委派人送来一张奖状和一包奖金。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收,同志们再三解释说这是领导的一点心意。既然是心意,我就领了。

再后,听说这本书被征调到山东省档案馆去,填补了省档案馆关于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代表联合大会资料的空白。1983年《山东党史资料》第四期(总第十一期)根据这本书集中整理翻印了新本,分发到各地。

《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一书在我手中几经风险,仍安全地保存下来,并且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我感到无比欣慰,就是死也放心了。

一个伤病员的救护

1941年11月,日寇开始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有天下午,依汶村的王洪山推着独轮小车把一名伤员送到我家里。那时候来个伤员不是奇事,我象往常一样,赶紧收拾铺盖,轻轻地将伤员放到炕上。

伤员的伤势真是不轻,浑身血肉模糊,前胸、后背和四肢的皮肉都象烙熟了一样,一块一块地往下掉,身上流出来的不像脓不像血,是奇臭难闻的恶水。他的脸色难看,面目全非,神志昏迷,只有一口气了。我见过不少伤员,可是从来没见过伤成这样子的。我怀着一丝希望,立即进行抢救。我象喂孩子一样,把他轻轻揽在怀里,用左胳膊托着他的头,叫老伴用火镰(过去农村打火用的小钢片)慢慢地撬开他的牙齿,大女儿淑琴用汤匙将红糖茶水慢慢送进他的嘴里,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看到伤员的气越喘越粗,俺阖家人打心里往外喜。

经过抢救,伤员终于睁开了眼睛。他先是惊疑,然后用目光到处搜寻着什么。当目光转到我脸上时,便开始凝视。他干裂的嘴唇动了两下,轻轻地喊了一声“于大娘……”我听出声音有点熟,情不自禁地问道:  “你是……”他非常艰难地答道:  “毕一铁一华……”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落了下来。两年前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39年初冬,大众日报社从牛王庙迁到了俺家里。铁华这小伙子在报社发行科工作。他模样俊俏,心眼机灵,手脚勤快,常常帮俺挑水、扫地、推磨、碾米……有时候和俺家的那些孩子互相打闹,那股子乐哈劲,实在讨人喜爱。1940年3月孙祖战斗后,大众日报社从俺家迁走了。听说铁华被分派到依汶搞采购工作,可是一直也没见面。没想到一年半后他却伤的让我无法辨认。我既疼他,又恨敌人,热泪一个劲往下滚。

经过三天三夜抢救,铁华终于脱离了危险。,他慢慢地向我叙述了遇难的经过:

1941年11月“留田突围”之后,大部分敌人被罗荣桓政委牵着鼻子离开了中心根据地。一天下午,在依汶北大山坚持游击活动的毕铁华、王雁南等同志,回到r依汶村,察看大众日报社埋藏的印刷材料和其它物资。不料,这天夜里,铜井据点的敌人突然包围了依汶村。铁华发现情况后立即去通知王雁南、王洪山、刘琦等同志设法突围,因此自己走的晚了一点。当他从依汶村西围墙豁口突围的时候,被敌人发现。铁华竭尽全力对付前面的敌人,不料被身后的敌人揽腰抱住。他被捕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部分新发行的根据地用的纸币和几张单据,便断定他是八路军某个部门的负责人。当夜在依汶村北门外设了刑场,对他严刑拷打,进行逼问。可不管敌人怎么拷问,铁华拒不回答o.、翻译官气急败坏,将依汶村的群众集合起来,逼群众说出铁华是干什么的。群众沉默着,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翻译官又逼铁华指出群众中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游击队员,谁是他部下。铁华在人群中没见王雁南一王洪山、刘琦等人,料定他们突围成功,心中暗自庆幸。他再没有别的顾虑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翻译官问不出一句话;狗急跳墙,吼叫着命令把铁华的衣服全脱光,用点燃的香在他身上一点二点的烧:铁华怒骂翻译官是狗汉奸、民族败类。翻译官更加恼羞成怒,命令部下点起一堆木柴,用烧红了的刺刀烙他的身体。从夜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上午,铁华身上百分之八十的皮肉被烙糊了,可是敌人没能从铁华嘴中得到一点东西,于是,敌人用铁丝捆了铁华的双手,连拖带拉弄到依汶村游街。第二天、第三天敌人带着铁华又转移到别的村子里。铁华伤口发炎,脓肿起来,身上的烂肉一块块地往下掉。敌人认定他是要死的人了,便放松了看管。第四天夜里,一位被敌人抓来挑东西的老人偷偷地来到铁华跟前,低声说道:  “孩子,你还能走吗?能走就逃命吧!今夜敌人要走了,我们的部:队过来了。”他把铁华手上的铁丝解开,给他灌上一碗米汤,把他悄悄地背到院子里,用乱草把他藏好。

一线生存的希望,在铁华心里升了起来。他想,只有活着,才能更好地和敌人斗争。他忘记了疼痛,侧耳细听,.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后,院子里没了动静。他想敌人大概是撇下了他这具“死尸”仓皇逃跑了。他挣扎着撑起身子,扶着墙,摸黑一步一步地向院外挪动。第二天中午,铁华爬到了北大山下。他首先看见了王洪山。接着,大众日报社负责人仲星帆、刘力子等同志也都来了。他们见铁华还活着,十分高兴,立即将他送到俺家。

铁华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可是他的伤是一时半刻难以治好的。我跑了许多地方,到处打听治烙伤的民间验方。听说獾油拌头发灰能治烙伤,我就爬上南山找到一家猎户,托他打了一只獾,我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烧成灰,和好,给铁华搽敷,但是见效不快.后来听说:“老鼠油”是专治烧伤的特效药,我又想法搜集来,搽敷后没几天,铁华伤处就结了癞,不再流脓淌血了。

尽管铁华伤得很厉害,可他从不喊一声疼,叫一声苦。俺大女儿淑琴侍候他,他说啥也不依,说:“我身上又脏又臭,叫大姐给我擦洗,我实在过意不去!”我就说:“孩子,眼下养伤是你的头等大事。你烧成这个样子,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咱穷苦人民得解放,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往后可别说那些见外的话。”

他的伤治好了,可是身子弱,一对上不了前线。为了安全,我把他转移到山洞里,还要俺老伴在四外站岗。铁华在山洞里坚持锻炼,洞口准备了许多石头,以防万一。我去送饭,怕饭凉了,就把刚摊好的煎饼揣在怀里。铁华看了不忍心地说:“大娘这样还了得!当心把你的胸膛烫坏了。”我说:“再烫也不会烫成你那样子,即使烫伤了,还有老鼠油呢!”说着,俺俩都笑了.

四十多天后,铁华恢复了健康。他决定重返工作岗位,临别那天,大家痛哭了一场。从那以后,老长时间没再见面。

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县上来人通知我,说从广东来了个姓白的同志要看望我。我想我在一生之中不曾交往过姓白的。当吉普车开进俺村之后,倒是俺二儿媳妇先认出了他:“这不是小毕吗?”我拭了一下昏花的眼睛,认真端详了一下。是他,就是他一一毕铁华,原来他现在改姓白了,见面后大家高兴极了,几十年来的悲欢离合涌上心头,激动的热泪,洒在那当年曾经一起流血流汗的故土上。

一位烈士遗体的掩埋

也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当铁华的伤势刚刚脱离危险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若克同志在沂水城被日寇残暴地杀害了。听到噩耗,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脚底无根,一下子昏倒了。

陈若克是当时八路军一纵政委朱瑞同志的爱人。她老家是广东,出生在上海。她在苦水里泡大,从十一岁就开始傲童工,是共产党指引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三六年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同朱瑞同志结婚,一九三九年从太行山来到沂蒙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那时她就住在俺家的南屋里。一九四O年八月,在山东省各界代表大会上,她代表全省妇女作了《山东妇女运动的新任务》的报告,并且当选为山东省妇女救国总会执委常委。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寇大扫荡时,她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可她毅然决定跟随部队转移,我不让她走,她倔强地说:“咱们革命哪能避艰险!我是个领导干部,要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怎么去号召同胞们抗战?”我实在留不住她,就说:“你一定要走,就化化装吧。”我把自己的一件大襟褂子给她穿上,又把头发给她梳理了一下,打扮成一个农家妇女的样子。若克走后,俺的心提到嗓子眼上,整天为她的安危担忧。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俺母女俩的永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做敌工工作的同志,把陈若克的遗体从敌人的虎口里运到根据地,不久,又秘密地运到俺村里.打开蒙在上面的被子,只见若克面目全非,四肢不全,衣裳全部破烂,只有一条苏联产腰带(这是朱瑞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还能辨别清楚。旁边还有一个婴儿的尸体,用白纱布裹着,头戴的白纱小帽上,有一颗若克在狱中为她精心制作的红五星。

护送若克遗体的同志含着热泪说:若克是拖着快要临产的身子,在十一月七日从大崮撤退的时候,不幸落入敌人手里的。起初她要求速死,但敌人强制着把她带到沂水城进行审讯。敌人拷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丈夫姓什么?干什么?若克冷冷地回答:我和丈夫都是抗战的,打日本鬼子的!若克大骂敌人的残酷暴行,敌人就把她吊在梁上拷打,昏死了用凉水泼,苏醒后再用杠子压。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若克同志早产了。敌人看硬的不行,改用软的手腕,拿来牛奶给孩子喝,企图用她疼爱孩子的心理诱使她屈服。若克对敌人的卑劣行为极端蔑视,把牛奶泼在地下,和孩子一起展开绝食斗争。’敌人使尽了招儿,最后下了毒手。若克同志怀抱婴儿,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敌人过去强夺她的孩子,若克拼命地抱在怀里不放,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用刺刀将若克母女活活穿死。那时,若克才二十二岁…

听着来人声声血泪的诉说,我的心象被撕碎了一般。晚上,我坐在昏黄的油灯下,边哭边为若克和婴儿做寿衣:大滴大滴的泪珠,模糊了视线,手指被针扎出了血都觉不着疼。俺和若克相处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那是陈若克乍来俺家的时候,有一天她偎在俺的怀里,甜甜地说;“大妈,我从小就离别母亲,就做您的女儿吧!”她向俺诉说了她的身世,讲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从此,俺和她亲如母女,有时一个铺上睡觉,一起参加妇女会议,一起搞抗战宣传……

一九四O年夏天,在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召开的前夕,若克忙着起草报告,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一天深夜,我劝她注意休息,她拉着我的手给我念起了她剐写好的一段报告:“妇女干部应当最坚决、最有气节、至死不屈,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不动摇、不屈服、不妥协,即使被敌人逮捕了,受了残酷的刑罚,甚至要牺牲,也不能供出别人,不能说出组织系统和领导机关,凡是有关组织的问题和对于抗战有害的话都不能说,这是妇女干部和每一个妇救会员都应具备的条件。”念完后,她征求我的意见……万万投有想到,在事隔一年之后,她自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牺牲的那么壮烈!

我一边回忆,一边穿针引线,密密的针脚,缝进了无限的哀思。寿衣缝好后,我仔细地给她母女俩穿上。整理了一下遗容,便将若克的遗体装进棺材,将婴儿的遗体单独装进一只小木匣里,放在若克棺材上面。婴儿和母亲一样光荣I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几天,就和母亲一起进行了一场英勇悲壮的斗争。

第二天,在俺村头上举行了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汶河的流水呜呜咽咽地向远处流去。大家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悼念陈若克烈士。若克的丈夫朱瑞同志也来了。他声调低沉地说:“若克同志是为着党,为着革命,为着妇女解放而牺牲的,所以我无特别的悲痛和偏爱。”他昂起头来,号召大家以命还命,以血还血,一直斗争到最后的胜利。在场的男女老少无不失声痛哭,心里燃烧着复仇的怒火.这天夜里,陈若克和婴儿的遗体,一起隐蔽地埋葬在村东俺家的黄土地里。

陈若克牺牲后,延安《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等报刊上,先后刊登了悼念她的文章,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和全省妇女开展了向陈若克学习的活动。全国解放后,为了缅怀先烈的英雄事迹,一九五三年沂南县人民政府将陈若克和孩子的遗骸迁葬到孟良崮烈士陵园。陈若克虽然牺牲了,但是她永远活在俺的心里,也永远活在沂蒙人民的心里.沂蒙山的群峰,向埋葬在它身边的忠魂鞠躬致意;汶河的流水,为革命先烈颂扬不息!

我这将近百岁的老人,对这些时时萦绕在心怀的往事作了回忆,献上我对死难者和幸存者的一片心意!

中共沂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整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八五年五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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