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改为莱芜市）鹁鸽楼庄一个极为贫苦的家庭。莱芜县位于泰安市东面约九十余里，鹁鸽楼庄在莱芜县城西南约三十多里地，从驷马河过大汶河，再经牛泉、西上庄，翻过一道山岭就到了。村南是挺拔的云台山，大约有七八百米高，较平的山顶，特征很明显，在泰莱公路上远远地就能看到。山顶早年建有高大的庙宇，后来倒塌，据说现在每年农历三月三来此登山的人又多了起来，一些商贩、艺人借机来此形成庙会。村东边和西边各有一座小山，鹁鸽楼庄就在三座山之间的山坡之下，一条清清的小河从东南山峪流下穿村而过，把整个村子划成河北、河南两块，再往西北一直流进了大汶河。这就是我的故乡，从出生一直到十五岁我是在这里度过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曾到过国内的许多的省份，走过许多村庄；也去过几十个国家，有些地方的风景也很漂亮，但比来比去，还是最喜欢我的故乡鹁鸽楼----这个生我养我培育我长大成人的地方。
我村为何定名为鹁鸽楼，已无从考证，只记得我幼年时村西南有些破烂倒塌的乱石屋子，人称此处为破庄子，看来象是被人遗弃的地方。记得在1930年夏初，我和刘子云在东山坡玩得高兴上来，对村里的许多情况作了一番议论，详细地计算过当时我村的户口、人数，共计约104户，700多人。全村富裕或比较富裕的户是少数，有两三户有雇工，也只是雇一人，待遇很低，每年也仅有粮食几百斤。贫苦户占多数，有些是赤贫，靠要饭为生的七八家，因穷困娶不上媳妇的有二十多人。当时全村只有大学生刘仲莹一人，县立师范生窦子顺一人，无一人考入高等学堂（即高小）。村里识字的没有几个人，来了信或要写信，只能请村里小学的教师代劳。全村只有刘仲莹不定期地订一份报纸或刊物（以后才知道，这是他掩护秘密通信的手段）。文化娱乐更是不用想，村里穷得没有搭台子请戏班子来唱过戏。那时，村里有暖水瓶的仅刘仲莹家，除了他家有一座青瓦顶的二层小楼外，全村老百姓住的都是青石土坯搭建的草房。这就是那个时期鹁鸽楼庄的基本情况。1948年我在离家10年后第一次返乡探亲时，又和刘子云谈起了这次谈话，他还记得许多。
据村中王家祖坟的石碑和族谱记载，鹁鸽楼庄王姓家族原籍山西洪洞县，在明朝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县野鹊村迁徙至莱芜高家洼，后历经岁月流逝，时局动荡，人口繁衍，用了几代人的时间，经茂盛堂、积家庄，最后，我们这一支才落户鹁鸽楼庄，世代以务农、织布为生。我的父亲王瑞勤是一个农民，弟兄四人，他排行老四。大伯父娶妻生子，后代仍居住在鹁鸽楼庄。二、三伯父因家境贫寒，娶不到媳妇，都是中年悲惨去世。我父亲幼年靠讨饭糊口，稍大即做长工、干活卖力气，为人诚实。当时，一位好心的老人对我父亲说：老四，你光在人家帮工干活，多少年也难娶上媳妇。你得改变办法盖房子、开荒种地啊。父亲听了指点后，除了继续干些零工挣钱外，便起早贪黑地开荒种地、自己挖石头，盖起了一间低矮的小屋，以后生活稍能维持，深得邻居老人们的夸奖。因此才有人从中撮合说媒，直到中年才娶到我母亲，从此算是有了自己的家。父亲幼年外出讨饭曾到过蒙阴、沂水、费县等地，抗战期间，我在沂蒙区工作，虽地处偏僻，他也能找得到。我问他怎么能知道这些路？他说，小时侯要饭曾到过沂水的沂汶庄、夏蔚，费县的仲村等地，那些村庄大，能要到饭吃。
我就出生在家中仅有的那间小屋。在这间小屋里，中国共产党的莱芜创始人刘仲莹、黄仲华曾秘密商谈党的工作。1935年初冬的一个夜晚，鹿省三半夜里找上门来，他是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跑出去的，已经有两他没吃饭了。他手里拿着没吃完的生萝卜，我急忙给他烧水，吃干煎饼（没有其他的饭），随后，他被黄仲华领走。这间小屋还隐藏过党的刊物《火线》，是油印的小本子。
记得在我幼年时，各个山上都有不少树木，以柿子、花椒树居多，各家祖坟地上种的是柏树，有的长得很大。村里有不少已经活了几百年的槐树、榆树，高大粗壮，各种小鸟飞翔其间、生息繁衍，特别在春夏之交，还有许多候鸟到来，清脆婉转的啼叫声回荡在寂寞山村的上空。山上经常能看见成群的野山鸡穿行于树丛中，一群有几十只，它们飞得不远，可跑得极快，很难捉住。在刘仲莹家的东院还有全村唯一的一棵楸树，这是一种高大挺拔的落叶乔木，春天，开一种粉红色带紫色的喇叭状的花朵，花落后长成形状似小汤勺的样子，我和小朋友拾来“过家家”用。刘圣先家曾有一棵高大的针叶松，后来被砍倒卖掉，刘家奶奶为此烧纸、焚香，祈祷“免罪”。村里的这些大树从30年代起陆续被杀掉，老一辈人每提起无不叹息、留恋！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深陷于外患内忧的苦难之中，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直接危及山东。国内军阀混战、土匪四起、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地方政府则是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在那个贫困、落后的年代，各种会道门兴起，以“圣贤道”（又称秘密教）较为活跃，该教以中老年妇女居多，采用个别发展，夜间活动，参加者须交纳一定供俸以示虔诚。还有流传甚广、公开活动的“皈依道”，信奉万物皆为神，飞禽、树木甚至天上的星星也要每晚磕头跪拜，以求保佑。凡信仰该教者不吃肉鱼腥荤，不吃葱、蒜辣物，不杀生，连地里的害虫如蝗虫、豆虫也不能杀死，说它们都有神灵，谎言世界要“九九归一”（皈依的谐音）。这种虚幻的教门一时之间曾广为流传，但由于和生产、生活实际脱离太远，又很快自行消失了。迷信谣言也随时流传，人们既然无力抗拒和解释种种不合理的现实及天灾人祸，只能相信自己受苦受难“这是天意”、“命该如此”。
大约在1930年当地政府以强制手段，坑骗一些农民种植罂粟（俗称大烟或鸦片），春季低价卖给种子，并告种植、制作方法，许以秋后高价收买药膏。但到秋后则拒收或以极低的价钱收购，农民惊呼上当，但悔之已晚。我曾吃过间苗菝下的罂粟嫩苗，记得那开得红、紫、白等各种颜色的大烟花，长得核桃般大的大烟头，并在上面用刀划开取白色乳状液体熬制药膏的情况。农民总是上当，谁还相信政府呢？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农村植桑养蚕，织布纺线非常普遍。后来大批的洋布、洋线、洋油、洋火（火柴），甚至一些日本的垃圾、废旧破衣等运进中国，涌向市场，农村里原有的纺织品等被压得价钱太低，织的布、纺的线卖不出去，许多的养蚕户，含泪砍掉了祖先留下几百年的桑树，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植桑养蚕几乎被消灭光，农民的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老祖宗就使用的银元、铜币被政府强制以纸币所代替，政府借此发了一大笔横财，农民拿到手的则是大大贬值的纸币。因此物价无形中上涨，再加上当时连续几年旱灾、涝灾、蝗灾，祸不单行一齐来，庄稼歉收，大豆减产，不能榨油和制豆饼，迫使村里南北两家油坊停工。有一年大旱，直到立秋时才下了场大雨，眼看秋收无望，穷苦人家只得在山野荒地撒种产量很低的荞麦，以备渡过难熬的冬天，一般农户家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麦子产量低，收获少，除了过年和来了重要客人，很少吃到白面。经常吃的是各种野菜，要用刀剁碎才能下咽，记得有一家一年剁坏了两把切菜刀和一块案板，由此可见吃了多少野菜！每到冬季来临，特别是接近腊月之时，人们就忙着进行土地买卖。那时，村里人家女儿找婆家实际上也是一种买卖，但决不能明说，女方为女儿出嫁确实需要花些钱财，男方为娶到媳妇，也只得咬牙拼命花钱，这也是当时社会贫困和婚姻制度不自由所致。临近年关，各种要帐讨债的先后到来。这些讨债的小伙计，如讨不回钱，就要受斥责打骂，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讨要。我亲眼看到一位中药房的伙计到一家讨债，这家的病人吃过药后并无疗效，早已去世，死者的妈妈看到讨债者更加勾起想念儿子之情，又哭又闹，讨债者无奈而去。就是这家人，男方已因肝病腿脚肿胀、行动困难，父母还要给儿子相亲结婚，认为“冲喜”可冲掉鬼怪。结果结婚后，男方很快死去，女方成了牺牲品，反被诬蔑“命阴克男”。多少年来一大恶习是男人死后女的要守节，虽无明文规定“不能改嫁”，但那些可怜的失去男人的青年妇女极少改嫁。村里有一寡妇守节一生，老年临终时她看见了为她竖立的石碑，上书“节烈可风”四个大字，如此而已。
在我四、五岁时，母亲已病了一年多，连饭都吃不上，那里有钱买药！父亲只得到山中挖掘“益母草”来熬汤治疗，毫无效果，治救无望。恰在此时，我的弟弟无人照料吃不上饭，因感冒发烧咳嗽，很快死去了，母亲随后死去。母亲的去世真是祸从天降，家中一贫如洗，连为母亲下葬穿的衣服都没有，只能买来糊火柴盒的蓝纸，剪成衣服样盖在身上，几根木柴棒用麻绳捆在一起当做棺材。乡亲们忙碌一天，别说吃饭，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至今还记得刘永兴爷爷大声喊道：老四（指我父亲），实在不能让大家吃饭，就让各人回家，饭后再来！这在村里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我村的习俗是谁家有红白事，众乡亲随份子帮忙，事主家管水管饭。我父亲以后曾多次说过，实在是迫不得已，对不起大家！
母亲的死直接打击着父亲和我，但最伤心的还是外祖母，她同样是苦命人，年轻丧夫，她坚信“好女不嫁二夫男”的古训，执意不改嫁，把三个女儿养大并操办着出嫁成亲，还过嗣了一个儿子，很有孝心。当这一切有了着落、心想总算能放下一份心来，不料灾难接踵而来了。贫穷人家的女儿当然嫁不到有钱的婆家，嫁到穷人家还是过苦日子，她的二女儿、即我的母亲结婚后不到几年就体弱多病，家里穷无钱医治，不要说营养，连饭都吃不饱。外祖母虽精心照料，费尽了心血，眼看着自己的女儿无望了，只好含泪低声哭泣，此等悲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的三姨娘、即他的三女儿也嫁在我村，我母亲去世后不久也跟着去世了。这对她是多么大的打击！我母亲去世后，外祖母始终牵挂着我这个苦命的没有娘的孩子，按照一般情理说，女儿已死，做母亲的太悲伤了不忍心再来看望。可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不到一年的冬天，外祖母又来到了我家，她说我牵挂着外孙子和你爷们是怎么生活的？她忍着眼泪，一进家门就手脚不停的拆洗、缝补那些破烂的衣物、棉被和鞋子，不然怎么过冬呢？她老人家来的这段时间我家有了生机，回到家里有热饭，能按时回到学校，身上的衣服也干净多了，穿破的鞋子缝补后又穿在脚上。邻居们都齐声夸奖这位老奶奶，多亏了她呀，这么好的心肠！从此直到抗战爆发的那年，她老人家每年都来一、二次，这样的亲人情感世间少有，谁能忘怀呢！
外祖母思念两个死去的女儿，伤心悲痛、难以忍受，在人前则压抑、强忍，背后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的母亲还留下了我这条“苦根”，三姨娘没有生孩子就死去，所以外祖母到我村都是住到我家，从不住到三姨娘家。有一年冬天的傍晚，我送外祖母回家，路上经过我家的祖茔地，在相距约半里地的地方，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我娘的坟墓大声地痛哭起来，我不知所措，也哭起来。我劝她早些回家，可是她坚持要我先走，以免我父亲担心，无奈之下，我一边哭着一边往回走去，太阳就要落山了，在暮色苍茫中她就坐在那里，仿佛和山石溶为了一体，这是我永远铭刻在心中的一个悲伤的傍晚。
我的二伯父到山西为人家做苦力活，被坏人坑骗，焦急气愤，心胸堵塞、发高烧，很快死于异乡。几个致命打击接连而来，家中困难状况可想而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借债，但又根本无钱还债。就在这一年，我父亲为躲债而藏在亓鸿章大爷的地窖子里，讨债者难以找到，于是想法通过别人弄清了我是王瑞勤的儿子，就来问我父亲在何处？我年幼哪里懂得其中利害，如实以告，结果讨债者找到了父亲，但家中确实无钱，只能好言待之，以求等来年还债。此事成为村里一时的笑谈，父亲也没有为此责备我。在我的记忆里，我童年的家里没有什么欢乐，只有苦难！
怎么才能度过这艰难的岁月呢？为穷所迫，父亲曾想到随人闯关东，但没有盘缠钱，带着个才四、五岁的孩子也不方便。也曾在集市上临时招兵处报了名，但又舍不得丢下我无人管，最后只好在家为人打零工维持生计。有时到博山推小车运煤、干苦力活，那些为洋人服务的帮办们，借助洋行的后台，丧尽天良用洋行特制使用的“行秤”，任意压低分量，由他们任意盘剥，父亲每次和他们争吵，都斗不过他们。人们宁愿在地面上干苦力做累活，也不敢下煤窑。那个行业危险性太大，生命无保障。30年代发生的“千金寨”煤窑（现属唐山地区）起火，烧死、闷死1000多人的惨痛事实，人们记忆犹新，说下煤窑是“埋了没死”，无人敢下煤窑挖煤。
为了吃饭谋求出路，我村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清末就举家“闯关东”，最远的到了黑龙江哈尔滨以东称作“一面坡”（现在牡丹江地区）的深山老林里。村里一个刘姓的同龄人（参加抗战，已牺牲）从关东回来后和我说，那个地方人烟稀少、山高林密、野兽很多，最可怕的是黑瞎子（狗熊）。30年代以后村里陆续又去了一些人家，但大都没有个圆满的结果，多是中年妇女病死他乡，有的兄弟几人去后音讯皆无，有的则误入鼠疫区染病死亡，媳妇被迫改嫁，老母亲带着几个小女儿悲痛回乡。有一个叫王连青的，听说被抓去当劳工，死在日本人的军事工程内。还有的人家男人在外死去，寡妇只得回家乡过日子。还有一家到大连市后被传染上结核病，妇女先死，男人急忙带着三个子女回家，但都已染病在身，不到几年这家人全部死去。现在东北三省的一些地方还能找到当年闯关东的鹁鸽楼庄的后代人。
贫困和疾病是联在一起的，穷人连饭都没得吃，哪里有钱买药治病。只得求助各种偏方，靠烧香磕头，靠菩萨保佑，靠巫婆、神汉弄鬼。孩子死了则说他是“命短”或说“被观音老母叫去了”等等。巫婆迷信害死人，有一家因婴儿得了重病，其家人竟然将还在病中挣扎的婴儿忍痛丢掉以换取下一个孩子的长命百岁。在我村东山坡、北河滩等处都有丢弃死婴的乱葬坟场，野狗争食、破衣遍地，惨不忍睹！和我同龄的一个孩子只是感冒发烧，其愚昧、迷信的父母听信巫医，将孩子用厚被子压住，再用木炭火加热，活活把这个孩子闷死。还有一个女孩子因月经病，巫医告每月向井内投红小豆若干粒，不久该女孩就死去了。夏、秋之际青壮年最怕流行性感冒，凡有此症状者多采用“放血”疗法，用布绑起手臂，用针扎破血管放血，我曾被放过一次血。30年代有一年，大概是重感冒和肺炎流行，村里接连死去几人，人们惊恐万分，巫医也没有什么咒念了。
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地统治着人们，妇女是天生的受害者，从出生便被歧视，女婴死亡数字高于男婴。娶来的媳妇如果几年不怀孕生子，便被视为“懒货”，受到全家人特别是婆婆歧视。生孩子是女人的一大关，俗称“大命换小命”。因缺乏卫生知识，婴儿在出生后十天到半月死亡的很多，把婴儿弄成终身残疾的也有。有一家生一男孩身体强壮，但母亲奶水不足，喂不饱孩子，因而夜间啼哭不止，母亲一气之下，倒提起孩子打其头部，孩子虽然不哭了，但从此成了傻子。这孩子比我大几岁，抗日战争中日寇“扫荡‘时被杀害。我幼年时村里仍盛行缠足的恶俗，虽然已经宣传禁止，但无济于事，当时的政府也派放足委员会到各村检查，但多流于形式，欺上瞒下应付而已。和我同龄的女孩子中除几个外，绝大多数仍是偷偷把脚缠了起来。挨打受骂最多的是童养媳，有的被逼得跳井上吊或出逃。村里还发生过一妇女被坏人诱骗贩卖到外县沦为娼妓的事情，那个拐卖妇女的坏蛋不久也不知去向。时过半年后，在提水浇地时从一口水井里意外捞出了一具尸体，身捆绳索口含破布，经辨认正是那个拐卖妇女的坏蛋，这显然是报仇者所为。“恶有恶报、罪有应得”，其家属也只好匆匆掩埋了事。
30年代初，我村富农朱尔贵曾被绑架，但他设法挣脱逃回。
从我幼年记事起的一些事是写不完的，30年代我村的种种情况是历史的延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我村基本上是一个贫穷的村庄，但各姓氏之间世代和睦相处，谦让团结，没有什么以强欺弱、以大压小的事情，打架、偷盗也很少发生，村里人祖祖辈辈在这里耕田种地、繁衍生息，仿佛是无穷尽地反复。但时代发展的波浪不断冲击着所有的一切，鹁鸽楼庄这个偏僻、贫穷、普通的农村也终究发生了变化。二十年代末期，村里去上海上大学的刘仲莹参加了共产党，回来后在鹁鸽楼成立了莱芜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支部组织，先进的思潮开始引导人们走向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