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夏，正是割麦子的时节，天气较热，部队在土门村驻扎，原以为要继续西行，可只是终日操练。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天空中有些浮云，西北方云层较厚，顷刻间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不断，弄不清是雷声还是炮声？侦察员紧急报告，从新泰县城向东开来敌军，数目不详，逃难的人群正向东跑。营长命令继续侦察、加强警戒。情况很快弄清楚，从新泰方向来的日军除步兵外还有骑兵、炮兵。为争取主动，刘营长即命令部队迅速占领东面的山顶，选好阵地，隐蔽目标，没有命令不得随意开枪。敌军很快穿过龙廷镇，沿山间道路向东南方向前进。我随营部趴在山顶树丛隐蔽处，望着山下大路上敌军由骑兵开路，约有几十匹高头大马。敌兵不时东张西望，还用望远镜朝山顶上看，大概没有发现目标，敌军未开枪，我营的战士们也压抑着愤怒等待命令。事后得知，我们所亲眼看到的敌人只是分路进攻沂蒙的一路，其他还从临沂、莒县、沂水、费县等地同时出兵，共有二万多人。日军妄图以大规模集团作战的方式分进合击，一举摧毁设在沂水王庄的山纵指挥中心和设在沂水东里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沈鸿烈部。以后，日军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接着由各路部队在各自辖区内展开反复的“清剿”。这时敌人气焰嚣张，依仗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等优势，寻求与我决战，以摧毁我有生力量。
我营在土门东山以东的山区继续游击，寻找有利战机，我们夜间行军转移，在外出行路标志上同时设上几处相同标志，以迷惑敌人。在蒙阴坡子以东一个半环形山斜坡上，刘营长筹划了一次战斗，侦察员报告说，敌军兵力不够，有利于我军战斗。刘营长派出约一个连翻过山去作战。不一会，就有两个年轻战士因右臂和手腕负伤退回来，我看到他们身上鲜血直流，他们都很紧张，军医赶来治疗。恰好此时山纵政治部江华主任来到，他对刘营长说，你们白天和鬼子打，未必打得过，晚上是咱们的拿手戏嘛，晚上和鬼子坚决干一回，别放跑了这次机会。等到晚上，我们翻过山头、穿过村庄、布开阵势时，村子里静悄悄的，方知敌军早已撤走。日军是诡计多端、狡猾异常的，也是尽量避免损失。
在反扫荡开始曾有短暂平静的时间，部队在村内隐蔽休整几天，恢复体力。有一天，我随李向群科长到连队了解工作，只见在山顶值班的一名战士在和一个人说事，这个人属秦启荣部派出的“教育督导团”，日本人突然打过来，长官都跑了，正好跑到我们这里。此人看起来是个青年学生，约二十多岁，经过李向群和他谈话，没有发现任何奸细的证据，就把他放行了。
一次我营驻扎在蒙阴山区的小山村，名字很奇特，叫“狗刨泉”，向村民询问，才知是因一只狗的故事而起名，在村里还有为狗修的小庙。这座庙建在一个山坡上，在里面一只大狗的塑像居中，两边是陪坐的两只小狗塑像，被当作神灵供着。小庙坐南朝北，和普通的庙正好相反，村民说，因为是为狗建的庙，因而处之有别。据说，以前这里荒山僻野，草木丛生，野兽横行，有一村民养一只家犬，出入随行。一天，他到亲友家赴宴回来，半路酒醉，倒地熟睡过去。不巧，从远处烧来野火，越烧越近，这只狗用力拖拽主人而不醒，该狗就跑到附近山泉里，浑身沾满水，回到主人身边用力抖擞、滚爬，如此反复再三，一次次跑到山泉再跑回来，将主人的衣服浸湿，再把附近的野草弄湿，野火烧过，主人安然无恙。直到醒来，只觉得身上湿冷，见周围的草木已成灰烬，自己躺倒的地方却没有被烧，而爱犬在身边已经僵死。方知是这只义犬救了自己的性命。他大为感动，决心为义犬修庙纪念，并教育后人善待狗类。此为紧张战争环境中的一段插曲，狗庙和狗的塑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么多年还没有忘记。
部队继续游击，仅凭两只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跑遍了新泰、蒙阴、沂水、费县等许多地方。数不清走过了多少山间崎岖小道，越过多少急流、险滩。山区的夜晚异常安静，我们行军时，都是尽量避开村庄，以免引起狗叫。遇到下雨战士们行路更加艰难，卫生队、炊事班、搬运文件的民工更是受罪，戴眼镜的人看不清脚下的坑坑洼洼，更看不见和前方的联络标志，出现掉队的危险。上半夜虽有些睡意，每走十几里便有一次十几分钟的休息，大家都抓紧时间闭眼打个盹。到了下半夜，经常就悃得睁不开眼，特别是碰到难走的路，行军的队伍有时会停顿，就在停下不动的那瞬间，很多战士马上就站在原地睡着了，等队伍再挪动时，被人一推，惊醒了再跟着往前走，我就曾多次发生过这种情况。如果晚上有月亮照路，则精神倍增，站着睡觉的事就会少一些。
部队到了沂南县，经岸堤北部山区一个叫王家埯子的小山村翻越山岭，山路很险，旁临石崖，只能单人行走，石梯的台阶很高，上到顶再走陡滑的下坡到达著名的南墙峪，依照山势在山崖下较平坦处分散建有几个小村庄，居民很少，周边都是大山，南有“当阳柱”，西有“西墙峪”，均以山势定的村名。山上长满高大的树木，有松树、核桃树、栗子树等等，多得数不过来，真是好一个世外桃源。自日寇大扫荡开始后，便有一些兵工厂、医院等撤到此地。我营到后已无房屋可住，只有营部找到一间小房，全营的战士都住在几棵大的栗子树下，这些树都有上百年，根深叶茂，可抵挡露水和小雨，我在树下住了几天。这么多人来到偏僻的小村庄，吃饭成了大问题，村长提供了小麦，但是没有那么多的磨把小麦磨成面粉，部队只能煮麦粒充饥。经过几天，侦察员探得消息，敌军在沂蒙公路频繁调动，向黄山铺增兵。为防止不测，部队在一个月夜再经西墙峪、王家埯子的陡峭山路，由沂水返回蒙阴，在沂蒙山区游击行动。途经桃墟镇，村边路两旁长满了桃树，也间有杏树和李树。由此再东南行，就爬到了蒙山西北的山坡，此处有一万泉山脉，山势高大，仅次于蒙山。有一段山路与众不同，好象是一整块巨大的岩石构成，几乎找不到石缝，因山势陡峭、行人罕至，又正是六、七月间，雨水多，路滑，更加难走。这里遍地是石头，长不了树，草也不多，村庄很少。一天，我们来到大山中一个山崖下的小村，村名叫什么，人们说不清，但以“鸡鸣三县”而闻名。这里是蒙阴、沂水和费县的交界地，“山高皇帝远”，又很贫困，当官的几乎不来此地，因为太穷，没有油水可捞，因此，又被称为“三不管”地区。流传有这样的笑话，在这里赌钱，沂水警察来抓，赌徒把桌子挪一下，就到了蒙阴或者费县的地界，沂水的警察眼看着却无可奈何。反之，对其他两个县的警察也是一样。在转战沂蒙各地时还经历过“飞地”的事情，明明在沂水县境内的几个村子，却由蒙阴县管理，征收财粮都归其属地政府，其他县也有这种情况。
自反扫荡开始以来几个月里，部队不停地行军、转移，看不到报纸，更没有广播，不知道全国战局如何，也弄不清眼前的敌情，积累时间长了，不仅战士们就是连营的领导心里也渐渐积累起焦虑和困惑，这是不太好解决的难题。一次夜行军，雨后的山路泥泞、湿滑，正好和山纵指挥部相遇，其中有些原四支队的老战友，大家见面，互相问候、互相勉励。我看到在一匹战马前面，张经武指挥和战士一样在泥泞中艰难地走着，刘营长向前敬礼，两人边走边低声交谈。一会，刘营长突然就像听到了什么好消息，容光焕发，走起路来格外有力量，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全营战士的精神。还有一次在蒙山北部的一个山坡上，时近落日，正集合准备行军前，突然山纵指挥部黎玉政委率部前来，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黎政委理解战士们的心情，抓紧时间向大家讲了当前反扫荡的形势，分析了当前的困难和反扫荡必胜的道理，提出了对战士们的希望和要求。再加上刘营长的补充说明，大家感到眼明心亮、信心倍增，行军走路也觉得格外有劲。
时间已到七月中旬，历经两个多月，敌军的大部队逐渐撤回了老巢，所占领的一些据点由少量的日军和伪军维持。秦启荣等国民党军和地方政府或公开投敌、或自行溃散，极少数仍维持者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我党的地方组织抓住有利时机，发展武装力量，收集敌人丢失的枪支弹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一批区、乡的抗日民主政权。我们的部队从蒙山脚下辗转进入沂北民主政权管辖地区，立刻感觉就不一样了，有饭吃，有房住，像是回到了家，享受到根据地的温暖。部队移驻到沂北的步前镇（现已成水库区），这里是沂水地下党的重要地点，二营的许多战士、干部就是该村李、孔等人家的子弟，此次胜利回到家里，自然欣喜异常。唯有李贵德连长在诸城泊儿镇附近和土顽作战中英勇牺牲，这次见到部队回来，其家人亲属非常悲痛，刘营长除进行慰问、抚恤外，还及时召开了李贵德同志追悼大会，悼念战友、安慰家属、鼓励战士。
在这里曾有一段暂时平静的时间。一纵队司令部住在西北方向，相距不到五公里的一个大村子里，我营曾去听过一纵司令员徐向前的讲话，记得讲的是抗战形势和统战等内容。这期间，在蒙阴坡里附近战斗中被日军打伤的两位青年战士伤愈归来，而且是每人抗着一挺机关枪兴高采烈地回来的。仔细一看，竟是捷克式，还有子弹，大家都非常高兴！两位战士说，是在他们养伤的地点，当地老百姓帮助从地里挖出来的，是国民党军队逃跑时埋藏起来的。正在高兴之时，一纵司令部来信告知，原埋枪者是国民党军某部，现来取枪，应予归还。看罢此信，刘营长不愿把枪交出。国民党军再三向一纵司令部交涉，最后，司令部向刘营长下命令：必须交还枪支弹药，为了统战应当如此，请向同志们解释。两位青年战士含着泪、眼看着国民党军抗走了机枪。我是不同意交还枪支的，因为枪是他们丢弃的，现在把枪还给他们，回过头来，还是用来打我们。但是说也没有用，只能服从。
由步前镇向南十余里路、大、小诸葛村西山下是敌人新占据的沂博公路，东里店为其据点，常有敌军来往。我营曾几次想打阻击战未成，受到一纵领导的严厉批评。一次，政治部主任江华指着罗绩伟说，罗绩伟，几次打不好，你们领导负有责任。今后再打不好，唯你们领导是问！刘营长等受到如此警告，立即再派侦察员收集情报。一日上午，报告说约几十名日军从东里店出发，沿公路南行，向沂水城行动。此等作战良机，决不能放过！刘营长立即派八连指导员李怀德领兵前往迎战，走到村外时，我正好碰上，李怀德说，青年干事，打仗了，你还不快去！我听后不顾身上无枪，也顾不上向营长请示，跟着八连直奔小诸葛西山的山顶。这是一座秃山，毫无隐蔽之处，向下看时，只见敌军人数多于百人，正停下来用望远镜向山顶张望。刘营长命令开火，仅有的两挺阎锡山造的机关枪打了几下就卡了壳，步枪射击，火力既弱又不准确。敌军除开枪还击外，很快发射迫击炮，幸亏我机枪打后转移了阵地，未被击中，眼看战士们抵挡不住，刘营长也无法阻拦，就派我速往后方送信，派兵增援。待我走下山顶到一斜坡，沿着麦地行进时，西望山顶，见站立一些人，我还以为是自己人，谁知子弹突然向我打来，急走中，突然觉得左脚如同火烧一般疼痛，定睛一看，鲜血直流，子弹已穿脚关节而过。午后的天气炎热，伤口流血，顿觉口渴难忍，找到老百姓的水缸喝几口冷水也不济事，走路顿感困难。幸亏刘营长撤兵后，没见到我的回复，立即命令派担架寻找。找到我后，用门板抬回部队。当晚找到军医刘子珍给我打了一针药，住在蓑峪村。这次大扫荡一开始，日军就炸毁了全村的房屋，人畜受到严重损失。我躺在病床上，心情很不平静，从一个能够自由行动的战士，变成只能躺在床上的伤员，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受伤给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心里想的是何时才能回到心爱的部队，和同志们生活、战斗在一起呢？
从此开始的治疗、养伤，确实是一段特殊的、艰难动荡的生活。1939年8月下旬，日军的扫荡已进入后期，仍不时出动小股部队突袭；国民党、土顽势力重拾旧部，向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开刀，我们的一些地方政权、医院、伤病员自然成为其攻击的目标。那时所谓医院即随军医院，是在战争的环境下，指定几名医生、护士，再对一些青年战士进行临时培训，作为护理员，他们连基本的护理知识都没有来得及学习，就匆忙上阵，因此不断出现一些医疗事故。我最初入院时环境较为平静，医院还有一些常备外科药品，但数量很少，因为敌人封锁，买不到药材。为便于取得群众的照顾和掩护，所有的伤病员都分散住到老百姓家里，有时除治疗外，连吃饭也由老百姓分管。我被分散在一个叫胡同峪的村庄，最初伤口无感染，愈合得很快，只是因为流血、汗水和泥土弄得伤口附近很不干净。卫生员小魏说得用水洗洗。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清洗器具，连个脸盆都没有，他就从房东家拣了一个喂鸡的盆子，没有进行任何消毒，就用来给我清洗伤口。开始还只是擦洗伤口周围，水已经流进了伤口。后来他说干脆连脚一起洗了吧。洗后当时没事，可是第三天，伤口、左脚以及小腿开始红肿、疼痛，小腿肿得和大腿差不多，膝盖都不能弯曲。医院没有内服药，护士长刘御（女）用仅有的硫酸加甘油、依克度等敷贴，均无效。医院很着急，可是没有药，毫无办法。房东老大娘心疼坏了，不时过来看看、问问，急得直骂日本鬼子不得好死！天气热，给我送来“炒米汤”当茶喝，这是用炒过的小米烧的汤，很适合夏天喝。幸好我当时年轻，生命力旺盛，就凭借自己的体力硬挺着，十几天后，我肿疼的小腿表皮就像蜡一样，几乎透明。突然有一天，在疼痛麻木之中脚关节伤口处烂开了五个流脓口，随即给我洗伤口、下药捻子。以后，小腿的肿疼逐渐减轻，可是在几个月里小腿连续脱了几层皮。据说下药捻子是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欧洲传来的一种很落后恶劣的办法，它要每天揭开伤口，在流脓处冲刷，然后掏出原来塞进去的纱布条，再塞进新的去。每次都会擦破新生的肉而流鲜血，塞纱布条是防止伤口被堵死。最可怕的是用纱布条穿过伤口，拽着两头拖拉。我脚关节的伤口不通，故没有享受到这种特殊“幸福”。最初因为流脓太多，一天换两次药，我要咬牙忍受两次，以后症状减轻改为一天一次。进入九月后天气转凉，医院附近出现一些可疑人员，为防止敌伪土顽势力袭击，医院把所有伤病员都转移到村外附近的山坡上。我被安排在一块已收割的高粱地里，藏在一捆捆的高粱秸内。白天，天气好时可以晒晒太阳，晚上山里风大，天气很凉，只有被单一床，冻得实在难受。中秋节到了，正赶上下雨，又湿又冷。医院无法正常照看伤病员，下雨天，护理员就找个斗笠，披件蓑衣，把仅有的一点药品放在借来的篮子里，上山给我换药，他用盐水洗伤口，我看到药棉的颜色不白，他解释说，这是撕破一件军大衣掏出的棉花，用开水煮过，晒制而成，下一步的日子会更困难。
天气冷得没法在山上住了，伤病员们只得回村里。曾过了几天被人抬着和敌顽转圈子的生活。在棋盘村，我被安排在一户老乡家里，那位大哥始终没有把我丢下的意思，真是患难之中见人心。一天，说是来了敌人，我们在野外躲了一天，看到远处人们四处奔跑逃难，幸好那天没有到我们这里。那天，我拿出仅有的一元北海票买了猪肉，加上大哥家的豇豆角，全家吃了一顿。
根据所得情报，已不能再在此地呆下去了。一天晚上，医院转移，有十几付担架运送伤员，我被装在一个树枝编的篓子里，下面铺上柴草，被人抬着。这种篓子放在小推车上，一边一个，用来运土、送粪。队伍经蝎子螂（是一个满地乱石、很陡的斜坡），翻山下岭再上山，到达了谷子峪，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半山坡上分散居住着一些人家，属国民党政府的第四区政府管辖，同时也有我们的民主政府。我们到来后被安排在各家各户里。我被安排在山坡上一间较大的南屋，同屋的有曹普南（时任营教导员，后任29军政委）、李万军（宁津县人）、于××（胶东人，后在后勤系统工作）、李玉书（胶东人），还有一位鲁南义勇队被打伤双腿的胡同志，他们都是被日寇、秦启荣部枪伤或炮弹炸伤的。曹普南身上被炮弹炸伤七、八处，李玉书上身烧伤、两臂弯曲，但照样能走路，唯有我在地上半爬行，就是用绷带吊住伤脚，另一头套在脖子上，两手和右腿支撑爬行，大家开玩笑称是“两拄一撑法”。伤病员在一起，虽各有各的伤痛，但是大家的情绪非常乐观，唱歌、唱戏、讲故事，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我在这期间，读完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中国社会科学概论》，书是从延安带来的。经过不断的转移、上山下山的折腾，我的伤口不但没有发作，倒是有几处捻子口已愈合，只剩脚外侧的一个捻子口还不断流脓血。医生怀疑伤口内可能有碎骨影响愈合，按常规需要开刀取出，可是那样给我造成的损伤比再受一次枪伤还厉害，可能会造成左脚彻底残废，我当然不同意。几个月来一直给我换药小魏同志突发异想，说可以用镊子捣破伤口内部，使碎骨随着脓血流出来。说着他就按住我的左脚，用镊子在伤口处乱捣，我感到疼痛难忍，在床上翻腾，另一男同志上来压住我的左腿和两手，使我动弹不得。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用镊子捅入伤口，简直是给我上刑，我疼得大声哭叫，没想到治伤后期还受了这么大的罪！事后房东大娘说，孩子，你是受的什么罪呀？你在屋里叫着哭，我在外面哭。说也奇怪，经过这么一折腾，这个捻子口竟然逐渐停止流脓血，慢慢地愈合了。这一次，小魏没有重犯用喂鸡盆洗伤口的错误。伤口逐渐转好，但我仍在半爬行，我开始想试着站起来，可是几次都不成功，只觉得头晕、眼冒金星、两腿发软，好象承受了千斤压力。屋内的同志们都鼓励我，说不要着急，需要每天坚持多试几次。这样在几天后，我终于站立起来，虽然还是摇摇晃晃、一走三跌，可这是我在负伤后五个月后，自己站起来走路了。医院为伤残者打制了双拐，可是我不会用，试了几天逐渐适应，学会拄着双拐走路，真正的“双点一撑”法了。隔日还进行伤口检查，用酒精擦拭干净，防止感染复发。
敌顽对医院仍不死心，谷子峪西北的金星头村附近就驻有土顽部队，顺风时可听见枪声。就在我还只能半爬行的时候，一天下午，情况突然紧张，房东等都躲藏逃跑，并告诉我们必须想法躲起来。当晚，能走路的只得走开，曹普南对我说，别无办法，你好歹离开这间屋吧。这间屋及周围充满着酒精和红汞水的气味，还有医疗的废弃物，如果敌人来了，决不会放过的。无奈之下，我只好一人半爬行到离此屋较远的石堰下受了一宿的冻。这夜敌人没有来，据了解，金星头附近是沂水民主政府第四区的辖区，有少量的区小队和民兵，力量远比不上敌人，他们知道身后的深山里有八路军的伤病员和兵工厂，所以尽自己的所能应对敌人，保护了我们，在伤病期间对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由于不断传来敌人要袭击的消息，医院指导员柴成文请示上级尽快转移。几经周折，决定医院和全体伤病员迁移到南沂蒙根据地。转移在一个夜晚秘密进行，十几付担架和医院人员连夜南行，到了下半夜赶到了沂蒙公路北边的一个小山村附近，要在这里穿越公路，必须摸清附近朱位土顽部队的情况，如果被他的巡逻队伍碰上，我们这班人马毫无抵抗能力，转移的任务将前功尽弃。幸好经侦察探明无事，所有担架、人员迅速越过公路，很快就到达了南沂蒙所辖地桃花峪，然后沿着弯曲的山路行进，这条路在反扫荡中我曾走过，再经董家庄，在早上日出后到了横河村。横河村是个较大的村庄，有几百户人家，只见村头聚集了许多老百姓，大多数是妇女，好象是要开会的样子。村长李开业（字继斋，党员，后在沂南县委任管理员）热情地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饭，有馒头，还有肉菜，大家踏踏实实地吃了一顿，这是半年来第一次在平安条件下吃的一顿饭！经过了游记区的艰苦生活，回到了根据地，真有回到家的感觉！村民们围着我们嘘寒问暖，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又拄着双拐，那些大娘、大嫂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心疼地看着我，问这问那。李开业是邵德孚（山东沂水人，解放后任山东省政协主席）介绍入党的第一个党员，他是农民，还做贩卖牛羊的生意，有较强的活动能力。抗战后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团结村里的进步人士，他的家成为当时八路军首长、民主政府领导和开明人士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李开业和他全家人尽自己所能照顾和保护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李开业的带领下，横河村的抗日活动开展得很好，许多青年积极参军，李开路、亓雨农（原名亓廷先）以后成为地委级的领导干部。村里的妇女也很活跃，参加识字班，掩护、照顾八路军的伤病员，以后被广为传颂的红嫂就在横河村一带的村庄，像红嫂那样舍身保护照看我们的伤员的事迹是数也数不清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出于传统的束缚，当事人不愿意出面宣扬。再加上环境险恶，日伪汉奸、国民党随时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袭扰，我们的部队人员流动性也大，种种原因使得这些的事迹未能详细记载和报道。虽然因年代久远，许多具体细节已记不清了，不能一一详述，但红嫂和沂蒙人民为抗战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们离开横河村后紧接着又继续赶路，经岸堤镇过河西南行不久，就到达了随军医院的驻地河子沟，真是名副其实，就在冬天村里的小河仍在流水。我和其他几个人被分配到稍向西南的刘家岩麓村，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看到房东忙忙碌碌、赶集上店、又买又卖，一问才知就要过年了！现在已是1940年年初。在他买的年货里有几棵新鲜的竹子，插在家里的磨眼中，我看其他人家也都如此。房东说这叫竹叶长青，图个吉利，从老辈传下来的。春节前我们帮助房东贴春联、扫院子，过年时和房东一起拜家神，借以沟通感情。想起去年过年，是在胶南给老乡拜年，没想到今年拜到南沂蒙来了。
这里的群众抗日热情高，村里小学校的大屋里每天晚上都聚集着青少年，议论着各自听来的新闻，或唱抗日歌曲，我也来参加，他们看到我会唱的歌比他们多，就要跟我学，很快我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每晚必到，一起讲故事、唱歌。
春节刚过完，医院的人员来通知我，伤已痊愈，可以出院了。我真高兴啊，这是早就盼望的一天。我收拾了行李，只有一床破被子和一件军大衣，告别了房东。医院请村长准备了独轮车推着我，经过河子沟，再向东北走去。出院后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一概不知，也无法打听，只有服从安排。一个多小时到达了目的地南岩麓、抗日民主政府南沂蒙第九区（即岸堤区）的驻地，我们被“移交”交给了地方政府。从此，我的一切关系由军队转入地方，一切生活、工作等事情均由地方处理，这是根据地军民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这一天起，我从一名八路军武装战士又变成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