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记事的时候起，全家就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景况。原先我的尊祖父手里还有六亩地，到我爷爷手里就全部卖光了，从此几代人都是靠卖长工度日的。父亲八岁的时候死了娘，十二岁的时候又没了爹，和我的姑姑相依为命。爷爷去世不久，姑姑嫁到了中里村，父亲就跟着姑姑到了中里村，给别人放牛。年龄大了一点后，他又只身一人来到北神岗村卖长工。后来就在北神岗落了户。父亲在北神岗卖了15年的长工，攥下了一点钱，在村子西边山坡上卖了六亩坡地。这六亩坡地当时是村子最差的地。这坡地原是黄河的古道，所以鹅卵石特别多，土壤又贫瘠。当时全村人均土地六、七亩，虽然我们家的土地少而差，但是我们毕竟有了自己的土地，就是这六亩贫瘠的土地给了我们家希望，激励着我们顽强地生存着。
父亲除了抽出时间经营他的六亩土地外，仍然用大量的时间给别人打长工。租住着人家的房子，娶了我娘，又生养了我们姊妹五人。靠着糠菜杂粮养活了我们。
大哥长到十三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住到别人家里做长工去了，家里事情就落到十岁的二哥和七岁的我的头上了。我和二哥除了要种好自家的六亩坡地外，还要抬水、拾柴、挖野菜、拾羊粪、割白草以及给别人做零工。
后来，我二哥也到别人家里卖工去了，家里的事情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十岁以后就可以自己挑水，家里到井边有一里多路，开始只能挑两半桶水，路上还要休息两三次才能挑回家。后来慢慢可以挑起一担水了。每年到了冬春季节，我就去拾够一年烧的柴。当时条件好点的人家都烧煤，我们穷人家没钱买煤，做饭和取暖都靠烧柴了。冬季别人家的棉花采完了，我就去割棉花杆子。因为那时很多人家没烧柴，棉花杆子一般不要的。我总是在鸡不叫时就起床去割棉花杆子，一天能割五、六担回家。到了冬春季节，人家犁棉花地时，我又开始拾棉花根，一天可以拾回两担棉花根，棉花根烧炕比棉花杆子耐烧。为了补充粮食，我除了挖野菜以外，还常常去帮别人挖红萝卜，挖了一天，别人就给一担红萝卜缨子，拿回家晒晒就可以煮着吃了。到春季柳树叶吐青的时候，我每天起五更到二十五里路外的漳河边上摘柳树叶回来吃。牲畜的粪便可以卖给别人做肥料，我经常在鸡不叫的时候就起来，去捡一担驴、马粪，再回家吃饭。到中午山坡上放的羊都会休息两小时左右，等羊休息好了被羊倌赶去吃草的时候，山坡上就会留下很多羊粪，我常常趁这个时候上山去拾回一些羊粪，一天大约可以捡回三十斤左右吧。每到秋季以后，山上的白草开始枯了，我每天要上山割一、两担白草回来，晒干后，再整理好，挑到彭城去卖。彭城出瓷器，别人用白草编草绳捆碗用。到了农忙时节，我还要给人家做零工，主要是锄地、割麦、割谷、挑草头等，可以换回一些粮食。
当然，除了做以上这些事，我主要还得种好家里的六亩坡地。
到我十三岁以后，大哥和二哥两人在外面做长工，父亲回家了。我和父亲除了种自己的六亩地外，每年还给人家种了二、三十亩地。当时给别人种地讲好是三七开的，每收一百斤粮食，地的主人得七十斤，分我们三十斤。
经过全家人的辛勤劳作，以及我娘的勤俭持家，我家终于攥足了120元钱，于1937年的秋季，买了六间房子（2005年回家的时候还只剩下三间南屋），这样我们才算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家以后，我娘就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时我的大哥和二哥都会回家来，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了。
我们搬进自己家里不久，日本鬼子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国民党的军队不抗日只后退，日本鬼子很快就打到了老家一带。
后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北上抗日来到华北地区。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还宣传减租减息的政策：卖长工的要增加工资；借债的要减息；种人家地的也要减租。由于党的政策好，卖长工的和种佃田的收入都增加了。我家经济状况又进一步改善了，后来又陆续买了一些地，还买了一头骡子。
（根据父亲的回忆进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