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善回忆湘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Admin 发表于2015-11-27 16:55:12
残酷的考验
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军第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进行长征,不久,湘赣根据地基本上被白军占领,只剩下安福西北的武功山和遂(川)、万(安)、泰(和)等几块小地方了,红军有五个团的地方部队约三干余人,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保持革命阵地,配合主力长征。
当时,敌军以两个主力师一第六十三师、第十八师,配以湘赣两省保安团,打着“消灭赤匪”,“消灭根据地”的旗号,’向我们发动了疯狂的 “围剿”。同时,在城关市镇、交通要道、大小村庄以及山头,到处筑堡垒,设据点,布下了层层的封锁线。
反动派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他们帮地主夺回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强迫“移民并村”,恢复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连坐”。保安团地主武装经常化装四处侦察,在山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抓,稍有反抗就遭枪杀。他们挖空心思,用尽手段企图孤立我们,饿死我们。
敌人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全面封锁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地群众的心虽然还是红的,但是他们被敌人烧怕了,抢怕了,杀怕了,他们不敢接近我们;也有许多人认为红军主力走了,共产党靠不住了,没有希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买不到东西,搞不到粮食,只有发动同志们挖野菜吃,有时连野菜也挖不到,只好饿着肚子;敌人白天黑夜地“围剿”,我们硬是勒紧裤带子翻山越岭同敌人作战。
记得那时一块大洋还买不到半斤盐,有时有钱也无处买。
有一次我们一星期没有吃到一点东西,我浑身没劲,敌人在我们后面追得正紧,爬山时我的脚一步也登不动了,是战士们轮番把我抬上了山,这些可爱的战友一直使我念念不忘。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们同中央联络的唯一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失了,湘赣省委当即派了共青团省委王书记带十几个同志到赣南找项英、陈毅等同志联系,但中途遭到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了。这样,我们失去了中央的直接领导,要想了解国内外形势和敌人内部情况,还得借助于国民党出版的报纸,有时为了搞到一份报纸,还得跟敌人打上一仗。
严寒、饥饿、疾病和敌人的疯狂进攻,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战斗与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
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也牺牲了,最为严重的是,省委书记陈洪时、军区参谋长周杰、保卫分局局长刘发云等先后叛变了。部队五个团的领导干部有的牺牲,有的病死,有的叛变,只剩下我(当时任三团团长)和五团团长曾开福。后来,曾开福也叛变了。这些叛徒比疯狗还要可恶。他们不仅向敌人供述了我们所有的情况,而且带着敌军,到处搜捕我们。
叛徒们把何键、熊式辉和他们自己写的劝降信,藏在墙上反动标语或布告的后面,我们的同志见到敌人的布告就撕,一撕劝降信就落下来了,大家不等看完就把它撕得粉碎,有时还要踩它几脚。我曾收到何键、熊式辉好多封劝降信,信里说什么“红军主力已被消灭了,根据地已不存在了”,什么“谭余保(当时的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终有一天会杀掉你”,什么“欢迎你来当团长、旅长”,并且可以得到“娇妻美妾”……看了信真是好气又好笑,当时真想也写封信痛骂他们一顿,但那样一来自己又暴露了。敌人这样残酷地围困我们,使我们这支三千余人的武装,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时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了,第一团只剩下六个人。我们面临着异常残酷的考验!
扑不灭的火种
对于真正的红军战士来说,敌人愈残酷,愈激起他们的愤怒,更加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
在永新的第一团,剩下的六个人是一个班长和五个战士(可惜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在黄冈战斗以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位班长就率领着自己的战士,在山上埋伏了一个多月,打听部队消息。他们冒着千难万险,找遍了我们部队经常活动的武功山区,没有找到我们,于是又转向西北经莲花找到湖南的攸县地区。
他们白天在森林里隐蔽,夜间走山道赶路,饥食林间野草,渴饮山中清泉,露宿山林,走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我们。他们衣服破得几乎不能遮体,头发也老长了,这些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哼一声的人,见了我们却流了泪,他们说:“没有共产党我们活不下去!死也要找到党,要跟敌人斗到底!”见到这样的战士,听了这样的话,越发增强了我们斗争的信念!未来局势也许更为险恶,但是只要有党,有这样的战士,怕什么!
茶陵、莲花、安福等县有许多老百姓吃尽了反动派的苦,就跟着我们走,有许多人还挑着孩子跟着走。部队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动员他们回去,他们说:“生死都要跟你们在一起,共产党消灭不了,红军消灭不了,革命一定胜利!”但是带着这么多群众怎么能行军作战呢?经过我们无数次说服动员,劝他们暂且回家,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忘记他们,并发给他们路费,他们这才勉强离开了部队。局面仍然没有打开,环境仍是非常严重,多数同志虽然有坚决革命的意志,但更好地组织起来,还需要有党的坚强领导。
一九三五年三四月问,湘赣边区政府主席谭余保同志挺身而出,在其他同志支持下,以他为核心组织了新的省委和游击司令部。
在江西的罗汉司与湖南的柏树下之间的一个山上,召开了新省委成立大会,谭余保同志在会上说:“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红军主力配合,有大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有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群众,有大山,有森林,我们还有千把个经受过考验的红色战士,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困难,打败敌人,就是一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我永远忘不了这些话,它像铅字一样印在我们心里!
会后不久,湘赣边区游击司令部收拢了失散的部队,重新整编为两个支队六个大队,以一个多月时间集中力量展开了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不怕死,不动摇,执行党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必属于我们!”新的省委提出的这些口号,很快就成为全体同志的行动指针。根据当时形势,省委决定,不同敌人硬拼,保存有生力量,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创造根据地。 省委和游击司令部率领一个支队,在茶陵、攸县、酃县、醴陵地区活动;党要我率领一个支队,以武功山为依托,在永新、莲花、萍乡、安福、宜春地区活动,两支力量背靠背展开活动,从省委负责同志起,党政军所有同志,都穿着便衣下乡做群众工作。
依靠群众战胜敌人
敌军实力超过我们数十倍,根据地全被敌人占领了,要在白色恐怖下发动群众真是不容易。我们白天在山中休整,晚上下山工作。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工作,局面逐渐打开,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有工会,有农会了。
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问,根据地逐渐扩大,我们两个支队整编为湘赣红军独立一团,我率领团部和三个连,在莲花、茶陵、宁冈边界地区发动群众,那里是同井冈山区连在一起的老根据地,当地大部分群众被反动派“移”到大村镇上去了,有小部分还隐蔽在山区。群众生活很苦,因此我们最初不在当地买米买菜,而从其他根据地筹粮进山。
在山上发现了一些土地革命初期游击队驻过的破棚子,就仿造了一些作为我们的“营房”驻了下来。像过去主力红军在时一样,部队变为工作队,分散下山,挨家挨户进行工作,有时候,还将打土豪得到的粮食、物资救济贫苦群众,我们的同志宁肯少吃一点,甚至不吃。
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九龙村,我们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做群众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被敌军赶到平原大村去的也先后回来了,他们说:“红军没有走,共产党还在这里坚持哪!有了你们,就有了依靠,革命一定要胜利,天下还是咱穷人的!”因为我们长期分散做群众工作,敌人以为我们已被消灭,就把主力先后撤走了。我们部队内部经过整顿后,更为巩固团结了。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提高部队战斗力,省委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群众很支持我们,所以情报及时,我们常在没有月亮的晚上甚至雨夜袭击敌人的薄弱据点,得知小股敌人出动,我们就打伏击,一二十分钟解决战斗,打完就走。湘赣边区的群众不但养育了我们,而且在生死关头上支持我们。
一九三六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下着大雨,有个农民向我们报告,说安福县长正在严田区“视察”,此外,还讲了敌人兵力的配备情况。我们三个连由群众带路,立即从车田、东谷、杨梅之间的根据地出发,在山中小路上手牵手急行军八十里,奔袭严田。部队靠近敌人据点时,许多群众帮助我们找梯子,把梯子悄悄靠在区公所的高墙上,当我们的战士爬上梯子,翻过墙头时,敌人还在睡大觉呢。这一仗消灭了地主武装一百多人,打掉了一个区公所,打死了县长,活捉了区长。到天亮时,我们已带着俘虏离开严田二十多里了。
这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我们根据群众的报告,团部率领了四个连一夜走了一百多里,奔袭吉安县的官田,在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以后,就在区公所里打电话给英村的地主武装,说:“区长明天要到英村视察工作,届时你们要整队欢迎。”部队行了一夜军,又打了一仗,顾不得饥饿和劳累,又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天亮后,我们以三个连押着俘虏在后,一个连换上了缴获的敌军军装,由连长刘别生率领,大摇大摆,开向英村。数十名列队欢迎的敌军还没有来得及鸣号迎接,就让我们缴了械,两批俘虏碰到一起,惊奇得互相瞪大眼睛,莫名其妙。当时有些家伙还不信我们是红军,他们说:“红军已不存在,要有,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这样一打,影响扩大了,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的湘赣人民,坚决站在我们一边。敌军一出动,群众就跑来报告。敌军把我们困在山上,群众就把粮食送上山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维护革命。记得莲花县有个妇女名叫王桂莲,是个党员,敌人两次抓她带路搜山,她明知部队在东山,却故意把敌人带到西山,领着敌人在山中爬上爬下兜圈子。敌人捆她、踢她、打她、羞辱她,可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敌人活生生地割去她的乳房,把她折磨死了。湘赣边区不知有多少群众为了支援红军,维护革命而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西安事变后,我们同中央仍然没有联系。敌人阴谋在我们改编为新四军之前消灭我们,因此又集中了十几个保安团“围剿”我们。
三年中,敌人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的根据地却不断扩大。我们实际上不到一千人,敌人却风传我们有一万人。后来,我们的情况有了好转,不仅可以白天活动,而且在山上还修了“营房”。“营房”是自己动手造的,用竹子搭架,杉树皮盖顶做墙。还在山上开了操场,设了“列宁室”(类似现在的连队俱乐部),办墙报,唱红军歌曲,上军事课、政治课。三年来,部队没有穿过棉衣,盖过棉被,冷得厉害的时候,集合起来跑跑步,活动一下,或烧起火来取暖。生活一直很艰苦,但是我们却愉快地在这里战斗着、工作着、学习着。
一九三七年十月,陈毅同志奉党中央命令来到湘赣边区,代表中央将我们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他看了我们的“营房”,看了我们的操场,看了我们的“列宁室”,看到我们部队一切都是继承着红军的传统,高兴地点头微笑。
当我们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离开湘赣边区的时候,许多村庄的群众扶老携幼,送到村外,流着眼泪,拉着我们的手,舍不得我们走,有些老妈妈好容易弄到了一些吃的,直往我们手里塞。我们的同志要离开几年来养育我们、共同战斗的亲人,也是依依不舍。部队出发了,老人们迈着艰难的步子,还在后面紧跟着,不断地嘱咐我们:“你们打败了鬼子可要回来呀!不要忘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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