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水县抗战时期一些情况的回忆(文/王翰卿)

西坡庄de 发表于2019-10-12 23:47:39

    “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我国,沂水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一致要求守土抗战。但是国民党县长孙桐峰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实行不抵抗主义。全县人民面临亡国大祸,一时社会动乱,人心惶惑。

    这时,我党有些同志,如松峰一带孔楚白、孔益千、王同庆(一九四二年秋,叛变投敌),葛庄一带袁子扬,李栋宸(李家营人)、冯亦祯、王琢、埠前、坡庄一带李子荣、李桂五、李道德、李怀德和我(我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任短期小学教员时,即作了些抗日宣传)即分头进行抗日活动。我们除到各村和集市上作抗日宣传外,还作了建立抗日武装的准备。

    当时,县里很乱,国民党县政府委任了二十多个中队。这些中队打着抗日的招牌,到处敲诈勒索。有的地主以保产保枪为目的,也成立所谓抗日武装。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战前的部分党员在二区埠前召开了一次会议,邵德孚和李仲林同志给我接上了党的关系。会上大家共同研究了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扰日武装等问题。会后,大家分头恢复组织,并通过各种关系,酝酿搞枪,作建立武装的准备。同时对国民党委任的几个中队,有对象的作了争取工作。分工是:邵德孚、李子荣到一中队去;孔楚白做十九中队的工作;我与耿启明做十八中队的工作。该中队长李魁一(洪殿)很听李贯一的话,一分队长是党员,所以争取工作做得较好。三月间,经过一段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在一区公家疃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省委派鲁滨任大队长,邵德孚任教导员,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扩大到三个中队。在这时期,为了扩大自己的队伍,我们对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的号召抗战的宣言作了广泛宣传。不久,六大队发展到五个中队,一个特务中队。六大队开始在公家疃,尧崖头一带活动。继而到二区的临西、葛庄、松峰一带,又到六区司马店子、袁家城子一带活动。

    鲁滨任大队长期间,不关心部队生活,有时给养供应不上,加之内部意见不够统一,以致四、五中队相继拉走了。这对部队的巩固与扩大有很大影响。我们驻松峰时,刘崇禧部(驻莒县洛河一带)派张海秋来我部联系改编,理应对他讲明抗日救亡道理,做好统战工作。但是,鲁滨没有这样做。他在送走五中队时说:“你们回去好好干,别学刘祟禧(敲诈勒索)!”这话是当着张海秋的面说的,对争取刘部极为不利。

    六月,省委把鲁滨调走,派杨坤(吴瑞林)任大队长,吴昆任政委,罗绩伟任大队副。这三人是红军干部。经过整顿,六大队大有起色。

    这时,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原驻青岛)杨焕彩部驻在一区。为了搞好统战,六大队派我到杨部联系。我去见了杨,杨不承认我们。他说,你们让四支队和第五战区联系,五战区来文,我们才好接洽。我说,我们是四支队六大队,我们不用联系。要联系的话,你们可向四支队和五战区联系。反正我们是已经存在的抗日部队,你承认不承认,是你们的事,与我们无关。大敌当前,守土抗战人人有责。说罢,我就回去了。七月初,六大队在袁家城子换上军装,奉命开赴莒县。

    部队开往莒县时,我被派回沂水搞地方工作。任务是:(一)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二)成立武装;(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我一回来,先后找到许多同志,研究抗日工作。我当时找的同志有:二区上小诸葛陈朋、孔家庄王同庆、孔益千,六区金桥庄张希成,五区刘建一、朱家里庄朱亦楷,九区垛庄彭林柏,四区下里庄张升祥、甄家疃武希珍、柳树头岳洪春,三区张耿村耿迪甫、新民官庄王绍阶、刘某等。

    我同张升祥,武希珍二同志研究了成立独立营的工作。经过筹划,他们在甄家疃成立了四区独立营。我和王同庆、耿迪甫、李世五等同志在下梭峪成立了二区独立营。这两个独立营初具规模之后,二支队(六大队改编)分别派秦昆、武杰同志来四区独立营工作;派段子珍、段锦洲二同志来二区独立营工作。后来,这两个独立营合编为山东分局党校警卫连,段子珍任连长。

    我从六大队回来时,吴昆、邵德孚告诉我,六十九军在沂水设了民运指导处,主任是张健(党员),工作人员有周洪恩、刘岩(女)、王某等,要主动与他们联系。我回来后,即与周洪思作了联系。不久,邵德孚也回沂水任“八路军驻沂水办事处”主任。接着,李道德也派回沂水工作。

    七月,省委派刘建中同志到沂水任县委书记,成立了沂水县委。我任组织部长,张健任宣传部长,孙友德任职工会长,李道德任农救会长兼管七区工作,王照华任青救会长,杨刚任妇救会长。

    秋,在六十九军驻沂水民运指导处的帮助下,成立了沂水县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主任是刘民生,组织部长是邵德孚,宣传部和秘书处由国民党县党部把持。这时,县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刘建中同志在六十九军驻沂水民运指导处挂名,我、杨刚、夏明(杨、夏二同志是山东分局派来的)在县动委会组织部挂名。这时,各区动委会先后成立。二、三、四、五、六、九区的为我们所掌握。一区的,我们不占优势。七、八、十区的情况比一区还差。

    这时,我们同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斗争日益尖锐。就争夺动委会这块阵地来说,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我与杨刚、夏明同志经常出发,他们限制我们下去活动,规定每次出发不得超过十天,逾期不归,就扣发生活补贴。对此,我们的办法是,在出发到期前一两天,由邵德孚向刘民生续假,这样一来,他们就限制不着了。二是改组与反改组的斗争。六十九军北撤以后,国民党对动委会进行改组,妄图通过改组把我们排挤出去。改组后,我党在县动委会的成员只有邵德孚一人了。对各区动委会,国民党也来这一手。对此,县委指示区委的同志坚决顶住,使其妄想不能实现。例如二区,国民党撇开原有的动委会,另成立了一套,令原有的动委会交出印章。二区区委的王同庆、孔益千等与原动委会主任陈梯山(进步人士)团结一起,既不承认他们的所谓改组,也不交出印章,一直对峙到一九三九年夏,他们的企图始终未逞。初冬,六十九军撤走,张健同志调回山东分局,县委宣传部长由王耕之接任;县军事科长王永才调走,由周洪恩接任。这时,山东分局和山纵司令部由岸堤迁到王庄,沂水县委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当时县委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第一,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从是年冬至一九三九年夏,党组织发展很快,特别是二、四、五、九区和三区南部,出现了一些模范党支部。一九四O年二地委评选模范党支部时,沂水县最多,全县又数二区最多。这时,各区委、乡总支早已建立,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好。

    第二,扩大与巩固群众团体。这时,广大群众的抗战情绪很高,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儿童团、青年夜校、识字班等均组织起来,而且很活跃,村村盘查行人,到处歌声嘹亮。

    第三,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一)深入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动员群众参军;(二)动员群众送军粮、烧柴、马草,给军队做鞋、缝衣,慰劳伤病员;(三)进行拥军优属教育,帮助抗属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这项工作做得好的是二、三、四、五、九区和三区南部。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东里店,省主席沈鸿烈实行防共、限共、反共政策,既要我军开赴对日作战的第一线,又不准我建立根据地,妄图扼住粮草和兵源,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国民党沂水县长孔庆铭和他的主子是一路货色,但畏于山东分局和山纵指挥部驻在王庄,孔的反共嘴脸还不敢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在上述情况下,为了领导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必须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此,山东分局于四月间曾有过指示,太意是先建立区政府,区长的产生,可采取上级委派和群众选举相结合的办法,赞成抗日而又赞成民主的国民党员可任正职,或我们任正职,他们任副职。经县委研究决定:先搞党群基础较好的几个区,分工是:山东分局直接搞四区,军政干校搞五、九区,县委搞二区。

    五月底,山东分局召集会议,布置反“扫荡”,动员群众空舍清野,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同时指示:在日寇“扫荡”之际,国民党逃之天天,我们要建立区乡政权和区乡武装,担起抗日重任。

    县委根据会议精神,对坚持反“扫荡”,建立政权和武装问题,作了研究贯彻。分工是:刘建中、周洪恩和我到胡同峪一带活动,分管二、三区;王耕之到六区、兼管十区;邵德孚、吴畏到院东头的老猫窝,分管一区;七、八区由区委自己搞;山东分局帮助搞四区;军政干校帮助搞五、九区。

    这时,山东分局统战部对国民党沂水县长孔庆铭做了统战工作,孔同意我们派江海涛同志到县府任秘书‘纠。接着,国民党区乡政府在日寇“扫荡”将结束之际,把他们区乡政权和区乡武装重新拼凑起来了。

    这时,孔庆铭的反动本质完全暴露,他跑到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那里去了。因之,江海涛同志不得不撤出县府,回山东分局。接着,旧县府周莘农带领武装抢去我一区印章,国民党顽固派侵占七、八区。刚刚诞生的我七、八区政权无力坚持,即行撤出。建立政权后,各区区委书记和第一任区长是:

  区别    区委书记    区长

  一    高富隆    牛瑞符

  二    王同庆    王卓然

  三    耿迪甫    张绍武

  四    李松    岳鸿春

  五    刘建一    朱亦楷

  六    张希成    (失记)

  七    李道德    马日涛

  八    秦昆    宋焕臣

  九    李微冬    (失记)

  十    杨士敬    (失记)

  秋,县委书记刘建中同志调任二地委组织部长,我任沂水县委书记。这时,县委班

子是:组织部长郝心昌,宣传部长刘滋泉,民运部长王同庆,职工会长宫某,青救会长杨琳,妇救会长阎娟。

    秋末,上级指示,沂水县境以泰石路为界,划为南沂蒙、北沂蒙。原沂水县委班子调往北沂蒙。山东分局派江海涛为北沂蒙办事处主任。设民、财、粮、建、文教、司法科。仇复任秘书,郭宜春任公安局长。同时,县大队成立,刘怀文任大队长,郑斌任教导员。从此,因民主政权已经建立,开始办理合理负担,征收爱国公粮和田赋,并整顿了税收。一九四O年三月二十二日,沂水县参议会在九区高家庄子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参议员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工、农、青、妇、教育界、抗属、军队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名额都有一定的比例,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开明士绅。大会选举了邵德孚同志为议长,我和李贯一为副议长。大会一致提议并通过罢免贪污腐化、破坏抗战的国民党县长刘瘦岑。选出了真正代表民意,领导人民抗日的县长江海涛同志。同时,选出了沂水县行政委员,成立了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撤销了南北沂蒙两个办事处,设立沂南行署。经大会讨论通过了沂水县施政方针:

    一、县参议会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沂水县实施民主政治的基本法。

  二、减租减息实施办法。

  三、优待抗属实施办法。

  四、保护雇工、工人办法。

  五、国防教育实施纲要。

  六、解放妇女,改善妇女生活实施办法。

  七、废除苛捐杂税,整顿税收、田赋,统一财政收支及经济建设实施办法。

  八、保障人民生活、财产的安全,加强锄奸、防特,普遍实行抗日戒严。随后,沂水县划为沂南、沂北两县,原沂水县委改为沂北县委。

    四月,县委机关驻汉峪,县府驻郭庄。这时,五十一军顽固派黄营驻马头崖,不断向我挑衅,搞摩擦。我们决定给以还击。一天下午,我们正在郭庄研究反击部署,接到情报说:地主武装朱位武或生部当了汉奸,可能袭击我们。对此,我与邵德孚、李贯一的意见是:把反顽部队撇下来,应付突变情况。大队长刘怀文说:武或生刚投敌,他明早袭击我们还来不及。次日拂晓,我们即对黄营发起攻击,如果拿不下来,即撤出战斗。最后服从了这个意见。当夜又接情报说:葛庄据点的日军向西出动。我叫县大队教导员郑斌在拉山上放个班哨,不料他未执行。黎明,我前方部队刚向黄营发起攻击,东里、葛庄据点的日军和武或生的汉奸队即向郭庄捕来,我八连顶着打了一阵,掩护县府转移了。就在同时,沂水城、黄山铺的日军包围了汉峪,我县训练班到河边洗脸才发现敌人。郑斌发现敌情后,也没回报,即带着一个连突围,正闯入敌人的埋伏中,牺牲很大。我与地委工作组的霍国栋同志以及刘滋泉、陈超、官某等同志从村南的小山上突围,刘滋泉同志牺牲了,郝心昌在一家牛棚里躲了出来。地委工作组的李铎等几个同志被捕,带往东里据点(以后设法营救出来了)。在此情况下,我反顽部队只得撇下来转移了。

    我们这次遭到袭击,主要是思想麻痹(情报是及时的),对敌情估计不足。经这一教训,我们认识了敌、伪、顽合流的狰狞面目,更增强了斗争决心。

    秋,驻七区的国民党顽固部队不断向我二区侵扰。一天,我二区政府和区中队驻在卞山,被旧县府刘瘦岑部周莘农中队包围,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我们得悉后,县大队长刘怀文带领部队击退敌人,把二区的同志接下山来。此后,七区即被顽军占领,县委只能和派往七区作秘密工作的李锺荣、李洪勋、李汉均等同志作不定时的联系。年底,盘踞在七、八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侵占我二、三、四区的部分村庄,我根据地较前缩小。总之,一九四O年是我与敌伪顽斗争极为激烈、尖锐的一年。

    是年整党时,二地委组织部长刘建中同志告诉我:山东分局决定(没有文件),我从抗战后接上关系之日起,作为重新人党。他还说:山东分局决定(没有文件),战前沂水党员党龄问题,从抗战后接上关系之日起,作为重新入党。

    年底,地委调我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崔杰千同志为沂北县委书记。

    一九四一年八月上旬,我学习结束,仍派回沂北县任县委书记,崔调走。不久,江海涛同志调走,李贯一同志任县长。

    八月下旬,沂蒙区党委民运部长刘建中同志来我县部署反顽战役的支前和收复区的工作:

  (一)支援前线。组织民工运弹药,组织随军担架队,动员群众拆除碉堡围墙,动员妇女碾米、做饭、烧茶,保证前线供给,严格站岗放哨,查获逃散的顽军士兵。

  (二)在收复区,整顿党组织,恢复群众团体,加强对敌斗争的教育,巩固既得阵地。

  这时,正处在敌人“扫荡”前夕,县委对反“扫荡”也作了部署:

  (一)教育党支部和党员,团结群众,坚持反“扫荡”;

    (二)搞好情报; 

   (三)实行空舍清野;

  (四)加强游击小组和基干自卫团的领导,开展地雷战,实行联防,加强站岗放哨。在分工方面:我和李贯一同志带领部分同志负责支前和收复区的工作。武杰同志负责六区的扈山一带,赵涤尘同志到袁家城子乡帮助区、乡干部坚持反“扫荡”。

    反顽战役是从泰石公路中段东起磨天岭西至坦埠向北展开的,一直打到蒙阴坡和三四区的北部,战斗进展很快。

    这时,为了便于支前,我和李贯一同志驻王庄一带。一天早晨,得悉我们的反顽部队南撤了。接着,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来信,说敌人“扫荡”已经开始,今晨,山纵在马牧池和敌人接火。接着,刘建中同志路过我处,他说现在日军离我们不到二十里地,他转移到沂南去。我说,天黑以后,我们到公路(泰石公路)南再向东去。天傍黑,我和李贯一以及来沂北县帮助指导工作的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等同志,把县机关人员又作了疏散,带领不足百人的教导队(三个排,新兵)转移了。

    这次“扫荡”,日军纠集五万兵马,战术是铁壁合围,坐地清剿。企图打掉我领导机关,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妄想一举摧毁我沂蒙山区根据地。

    “扫荡”开始,我们对敌人的活动规律摸不清。第二天早上,我们转移到李家峪,与敌人遭遇,部队被敌人打散了,我和潘维周等同志向北突围,到了崔家峪东北的一个小村,恰遇公安局的短枪班,我们合在一起,李贯一和王永周等同志突围到里坊,直到天黑,我们才集合起来。此后,我们逐渐摸到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大村一般都被敌人占领,每天上午八九点钟,敌人就出来烧杀、搜山;下午三四点钟,即龟宿驻地,不敢行动。我们摸清了敌人活动规律之后,便消除了先前心情上的紧张。同时,我们又了解到伪乡公所交界被“扫荡”过的地方与顽固派占据的地方之间都有空隙,我们便到这些空隙,和敌人周旋。早上天不明,我们就吃饭上山,与敌人转山头;天黑到小庄弄饭吃,做工作,了解敌情。有一天,我们驻在柴山南峪,葛子铺汉奸小队长带着几个伪军洋洋得意地向我们走来,我们乘其不备,把他们一下子都俘虏了。经过教育,他们答应给我们送情报,保证不做坏事,我们就把他们释放了。临走,他们还给我们鞠了躬。敌人在“扫荡”期间,千方百计地组织维持会,但那些想当汉奸的人,慑于我们的威力,谁也没有敢出头的,因此维持会始终没有搞起来。黄山铺有个人想搞维持会,正准备开张,刚一露头,就被我们枪毙了,并把他的罪恶布告全县。这样一来再没人敢出头搞维持会了。

    袁家城子党支书王克仁叛变投敌,策划破坏我们党组织,被武杰同志弄出来处决了。以后,类似情况就再没有发生。

    这时,日本高级特务水源清,住大安村(现属沂南县),妄想在这一带搞实验区,成立什么“模范村”,推行伪化。他还散发了一些他个人的名片,鬼子、汉奸见到持有名片的人,不杀、不抓、也不问。据说在敌人“扫荡”期间,经不起考验的个别干部,把枪放在他处,以后再拿走,他也不问。他这一套,在袁家城子一带影响很大。以后,水源清被我军逮捕,于一九四四年处决了。

    敌人“扫荡”期间,赵涤尘同志擅自允许我袁家城子乡乡分队长黄培孝带领乡分队到袁家城子敌据点搞假投降。对此,县委对赵作了严肃批评并给以严重警告处分。在反“扫荡”中,广大群众表现很好:一是实行空舍清野,以我们的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的三光。有的村,连水井也掩蔽无踪,使敌人到村里找不到水喝。二是及时送情报。三是我部队机关进村,即将所藏的粮食,炊具拿出来,作为供应。四是用多种办法掩护伤病员。有的把伤病员藏在极偏僻的山洞里,有的藏在敌人难到的深山沟里,旁边设上嘹望哨,万一敌人来搜索,即迅速转移。有的在地堰子一旁或在马尾松墩底下掏洞子,让伤病员藏进去,再伪装起来。同时,多方设法弄白面、鸡、鸡子等给伤病员吃,使其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就这样,依靠群众的支援,军民一心,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敌人“扫荡”刚结束,山东分局朱瑞同志召集二地委、县负责人会议,总结反“扫荡”经验,布置善后工作。县委根据会议精神,作了研究贯彻:

  (一)通过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育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二)整顿党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

  (三)整顿群众团体。

  (四)动员落伍战士归队。动员群众参军,扩大县大队、区中队、乡分队。

  (五)对房屋被烧而无力建房的群众,采取互助办法,帮助他们借房或建房。

  (六)做好半年春季生产的准备。

    敌人这次“扫荡”,尽管对我根据地破坏极为严重,但经过一时间的善后工作,群众情绪更高了,决心重建家园,做好拥军优属,动员参军和进行生产。各地锣鼓喧天,欢庆反“扫荡”的胜利。

    在反“扫荡”基本结束之际,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和“C.C”派特务头子秦启荣部及其他顽固部队,又侵占了我二区北部(沂河以北)和从磨天岭西至高庄这段公路以北的大片地区,我根据地又有缩小。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军进行反顽战役,整个沂水县境清除了顽固派。除了沂水城和城附近尚有几个据点外,其他据点亦均被我拔除。这时,行政区划又有变更,原沂北县划为沂中县和沂北工委。原沂北县领导班子为沂中县领导班子,我仍任县委书记,李子仁任组织部长。原县委组织部长武杰同志调沂北工委任书记。这个新的沂北,以原沂水二区为活动中心。

    秋末,敌人采用“拉网战术”进行“扫荡”。一天,我们驻公路北某村,半夜接到情报,沂水城的日军向西出动。黎明,我们发现公路南的山头上有火光,判断敌人是在“扫荡”公路南,我县机关乃原地未动。这时,我们驻在公路南的据说有二军分区的一部分同志,有五十七军起义的部分部队,还有沂南、蒙阴的干部,均被敌人拉进网里,最后他们撤到旋崮顶(今院东头公社的一个山崮)的几个山头上和敌人血战了一天,坚持到天黑,分头突围,冲出了包围圈。他们突围之后,敌人在该地清剿了三天。

    这时,我县机关仍驻公路北。三天过去了,接情报说,公路南之敌分头撤走。于是,我迅速转移到路南去了。隔了两天,敌人果然对北沂蒙又形成了拉网形势,我军在对崮山与敌人作了殊死搏斗。这次“扫荡”,是闪电式的,时间较短。

    几年来,敌人连续“扫荡”,对我根据地的摧残极为严重。为了发动群众坚持持久抗战,我们于是年冬,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首先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深入进行了政策教育。运动一开始,斗争即相当激烈。埠前庄地主刘奕欣抗拒运动,广大群众向他进行了说理斗争,他才低头认罪。

    运动将要结束,即布置动员参军,通过保卫胜利果实的教育,掀起了送子、送郎、送未婚夫参军的热潮,出现了锣鼓喧天欢送新军的生动局面。参军运动一结束,即转人生产运动,组织变工组、互助组、代耕队(为抗属代耕),在生产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劳动模范。

    是年,在干部中进行了整风学习。通过学习文件,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认识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危害性。广大干部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转变了作风,增强了团结,深人群众,同群众一起生产劳动,亲如家人,干群关系更密切了,工作更扎实了。

    一九四三年,日军逐渐走向崩溃,对我根据地有时搞点“扫荡”,但兵力弱小,旋即被我军粉碎。

    秋,开展了“查减”运动,即发动群众,对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搞得不彻底的地方进行复查。这对激发群众抗日积极性,加强对敌斗争,坚持抗战到底,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四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沂水城。当时,伪县长兼伪保安大队长牛先元、大队副朱士元及伪军驻城里,日军在城西南角(现在的酒厂、沂水影院一带)单独修筑了碉堡。我军参战的是鲁中军区一、二、四团。战斗打响的第一夜,即攻克了外城。第二天夜里经过激战,我军用炸药炸开了日军顽强据守的最后一个碉堡,四十多名日兵,生俘六名,其他全部击毙。罪大恶极的汉奸牛先元、朱士元以及伪军、政警共八百余人全部俘获。沂城附近据点也同时克复。至此,沂水全境解放。

  在解放沂水城前后,县委的任务是:

  一、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

    二、组织群众把饭菜茶水及时送到前线。

    三、组织群众把敌人的物资尽快地抢运出来。抢运了三天之后,因情况变化,对尚未抢运完毕的物资,即向群众宣布:谁拿去归谁有,群众拿了一部分。这时,敌人的反攻部队向沂城扑来,我们把没运出的物资烧掉了。

    四、发动群众,尽快把城墙、碉堡和伪县署全部拆掉。

    五、成立沂水城办事处(由我负责)。抽调了部分干部,对城里城郊进行工作,宣传敌必败、我必胜。并摸清情况,组织群众团体,巩固阵地。

    沂水城解放后,日军草野大队纠集伪军陈三坎部千余人,妄图对我报复。他们从淄博经新泰、莱芜来到沂水后,沂水城墙均已拆除,扑了个空,于是窜至莒县、莒南“扫荡”了一阵,于农历七月十三日路经沂水回窜。我鲁中部队事先设伏,当着鬼子步兵进入葛庄时,我伏兵齐起,经过激战,三百余鬼子全部被歼。敌另一股被我包围在李家营,击毙四十余人。还有一百四十五人丢下大炮爬上无儿崮顶,进行顽抗,被我团团包围。敌人空投食物,第三天逃窜。山炮一门,炮弹三百余发,为我所获。伪军陈三坎部,被我四团、十一团和县大队包围于草沟,陈被击毙,伪军基本被歼,少数残敌溃窜。

    上述缴获的山炮一门,炮弹三百二十余发是我山纵炮兵的基础。不久,以王建安同志为首的新的兵种“炮兵团”诞生了。这门山炮,在解放蒙阴、莒县、安丘、高崖战役中,发挥了强大的攻坚威力。由于它立下卓著的战功,被誉为“功劳炮”。

    沂水城解放,群情振奋,热烈掀起拥军优属活动和生产热潮。

    是年十月,鲁中区党委调我到四地委任组织部长,刘夏峰同志来沂水接任县委书记。

    一九八O年三月二十日

(未校对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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