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九三二年由本村李贵德（李子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沂水县委被破坏，我们埠前村党组织还坚持活动了一段时间。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村李鸿标、李世五、李贵德、李道德开始拉抗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六十多人。他们忙于外出拉武装，叫我在本村主持工作。
一九三八年冬，李鸿标给我写了介绍信，介绍我和李德民到岸堤干校去学习。到了岸堤，我们把介绍信交给潘维周，接着编了班组，学员约二、三百人。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问题”、“社会发展史”、“党史”，等等。
一九三九年春，我在于校学习结束返回沂水，到胡同峪找到县委组织部长王翰卿，他派我和李德民到高桥乡工作，由我任乡支书。我们到高桥和一个绰号“黑人牙膏”的同志去接头，没有接上，回去又找王翰卿，王又派我们去找二区区委书记王同庆。王同庆就把我和李德民派到诸葛乡，分别任乡支书和组织委员，这时宋永和任宣传委员，李松舟也在该区工作．
至夏天，日军“扫荡”，国民党诸葛乡乡长闻风而逃。我们就发动四家沟．卞顶、红石崖．胡同峪、埠前、常庄，梭峪、麻峪子等村的党员、群众，选举李鸿标、李纯德为正副乡长，建立了葛庄乡民主政权。乡公所设在大诸葛，常在乡里办公的有李鸿标、李向臣（虎峪村）、宋永和（卞顶）张京福（卞顶）、武善同（红石崖）、武善荣（红石崖）等等．
乡政权建立不久，接着建立了乡分队，大约二十多人。队长是下胡同峪李××（名字失记）。同时，葛庄、道托、高桥等乡民主政权也相继建立了。葛庄乡乡长是刘子敏，支书是陈古山。道托乡乡长是孔益千，支书是孔庆珂。高桥乡支书是秦×（名字失记），乡长是谁，忘记了。
一九四O年春，王同庆调走，我任二区区委书记。组织委员是李德民，宣传委员是李树超，公安员是王××（下胡同峪人），农会主任是王秋圃，自卫团长是段子珍，妇女主任是王亚南，青年工作由黄金魁负责。
不久，沂水县民主政权建立，县长是江海涛。记得我们在常庄河边树林子里开大会，欢迎新县长。
（二）
同年冬，我再次到岸堤干校学习了七，八个月。一九四一年古历五月间学习结束，返回沂水，被派到四区接刘鼎普任区委书记。
四区工作基础比较好。当时云头峪、甄家疃、里坊，李家峪，东土沟等村党组织建立都比较早，各项工作也很好．
这时期，盘踞崖庄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侵扰我根据地，他们甚至和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妄图消灭我党抗日武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给以回击。后来国民党顽同派不仅占领了我泰石路以北根据地，而且不断向公路以南入侵。朱位南山就有顽固派的据点，摩天岭以西到坦埠公路以北的JJJ头也完全为他们所占领。而我们的根据地，则只有从摩天岭以东至双头崮路北，及泰石路以南这块地面了。
这时鲁中军区驻在四区牛家坪。秋收后，我和该团刘团长带领一个半营到门庄收公粮。第四天晚上约十点钟，听到牛家坪一带炮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到深夜二点，炮声停了，只有手榴弹爆炸声。这时刘团长给我留下一个排，一挺机枪，还有我带领的乡分队和区中队，叫我天亮前撤回牛家坪。他们走后约两个小时，刘团长又派通讯员告诉我，把那个排撤回去，并叫我到天亮前再撤。到天亮，五十一军从门庄北山下来了，我们立即撤出门庄。这时刘团长和五十一军在晏婴崮遭遇，一直打到上午九点钟。我带领区中队占了晏婴崮，和刘团长取上联系，刘要我赶快向鲁中军区回报。约九点多钟，我们撤下来，这时已回不了牛家坪，团部和我带领的乡分队、区中队撤到虎崖。这时青石坊、李家峪、里坊、上下常庄等村全被五十一军占领了。
第二天下午，鲁中军区司令率领三个团到达甄家疃，开会研究反顽战役，叫我去回报情况．会上决定当夫晚上行动，一个团进击东里店，一个团进击马庄。张之松自告奋勇做向导。四区乡分队和区中队也参战。我刚刚过了大战地村，敌人就向我们开炮了。我们不理它，只是向前进，终于在凌晨二点钟，把五十一军指挥机关全部干掉了，其残兵狼狈逃窜。我们乘胜追击，一直把他们赶到临朐境。
还有一个顽固派，就是国民党沂水县长刘瘦岑。他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和地方土顽武戎生部盘踞在四区朱位。鲁中部队决定消灭这股顽固势力，即于一九四一年秋一个晚上，将朱位团团包围。约九点钟，我军用炸药炸开了一个缺口，一阵冲锋，攻进去，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在反顽斗争中，县大队也上了前线。当时县委把内线关系交代给我，要我及时通过内线了解敌人兵力配备情况，向主力部队回报。张之松同志这时专搞情报工作。我们的区中队四十余人，乡分队三十余人，也都配合主力军参加反顽斗争。民夫也很多。
大约开始反顽后的第六天，县委通知我去开会。当我走到县委驻地时，就快下午两点了。王翰卿告诉我，敌人开始大“扫荡”，马上回去组织反“扫荡”。我在返回途中，就看到敌人沿泰石路向西行进，还有两架飞机作掩护。敌人行至坦埠，接着平拥向南拉。我急忙赶到牛家坪，一锅地瓜没煮熟，就听到南墙峪一带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
第二天，国民党五十一军大约有一个团又从北边窜过来，占领了里坊一带。我和付颜全等四人带领一部分民兵，打着八路军正规部队代号为“长江”的旗号，把他们吓住了，他们没敢向南走。
这次敌人“扫荡”很残酷。但是我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展开了顽强地反“扫荡”斗争。一是把民兵组织起来，掩护群众转移；二是地方民兵和上级机关、主力部队保持联系，一旦发生情况，及时互通情报，配合行动；三是空舍清野，把粮食藏起来，牲口全部转移到山沟里，锅碗瓢盆都放到井里，不给敌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I四是挖山洞，洞子都开在地堑里，洞口垒上石头，敌人一来，我们就把老弱或妇女干部藏在洞子里，五是保持通讯联络，主要是利用交通员和灰色联络员，及时把情报送到秘密联络点，晚上我们派人去取，这样及时掌握敌情，以便与敌人周旋。由于我们采取了这些措施，尽管敌人很疯狂，但我们还是能够对付的。
（三）
一九四二年初，大区划小区，四区划为王庄、郭庄、夏蔚、荆山四个区。我调荆山区任区委书记。本年夏，我从荆山区调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这时县委书记王翰卿学习去了，崔杰千任县委书记。组织部长是桑方果，宣传部长是赵涤尘，青年工作负责人是杨琳，妇救会长是史培力，县大队长是刘怀文（刘以后调二军分区某团任副团长，日军“扫荡”时，在南墙峪牺牲）。
以后桑方果调走，我任组织部长，张学伟任组织干事，刘建民任统计干事。后来宣传部长赵涤尘也调走了，来了一个女同志，名字叫陈岱．陈调走，又由王学彬接任。
我在组织部工作期间，县委不断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每期时间视情况而定，有的一个月，有的三个月，有的十几天。训练班主要讲党的基本知识，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气节教育主要是通过一些典型事迹进行的。如，四区有个村支部宣传委员，被鬼子抓去，表现非常坚决，敌人严刑审问，他什么也不讲，被敌人一刀，没有砍死，终于脱险。当时我们用这类活生生的模范事迹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效果是很好的。
除了县委按期办训练班外，各区、各村也都有党课教员。教员是由宣传干事或宣传委员担任的，定期或不定期的上党课。
我在任组织部长期间，还兼敌工部长半年多。我们曾利用各种关系，或争取利用，或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黄山铺据点的汉奸队长韩二打狗的秘书张××（名字失记），就是这时被我们争取过来的。此人经常把日军换防情况，如来了多少人，枪支配备等情况告诉我们。城予据点有个姓刘的伪军队长由我通过一个村长和他联系。这人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积极为我们办点事。我记得在枚沟子家西曾和他接过头。他以后调到斜午据点，我又给他转了关系，仍同我们保持联系。在城里，也有关系，不过与我联系是间接的，中间经过王常玉，此人当时是一个什么股的股长，现在记不清了。
（四）
最后，我介绍一下几个烈士的情况和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比较坚定的几个同志的事迹．
宋永和，西卞山村人，一九三九年由我介绍入党。开始在本村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后任乡支部宣传委员。一九四O年先后任诸葛乡支部书记，二区区委宣传委员。以后调鲁中军区社会部任干事。其父早丧，由母亲养大，家庭比较富裕。同志们到他家，说吃就吃，说喝就喝，没穿要穿。他没钱就卖地，地卖了又卖牛，全力支援抗战。一九四O年，他到高桥作社会调查，被鬼子抓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最后被敌人杀害了。
李鸿九，埠前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灰色联络站长。他在家以织布为掩护，负责了解葛庄、沂水城和国民党五十一军的情况，同时为我军代购子弹。国民党察觉埠前有情报站，曾几次派便衣搜查，却没有查出来。以后敌人以卖子弹的手段去刺探，李不知这是阴谋，在他出头买子弹时，被国民党抓去杀害了．
李家峪有三个好干部，即村支书陈X×，农会主任和村长（名字失记）。日、伪军去要粮，他们一粒也不给。敌人一到，他们就带领群众转移。有一次陈在村里安排工作，敌人突然来了，没跑及，被捕。敌人审问他，他什么也不说，最后被鬼子用刺刀穿死了。陈牺牲以后，村长背着一支马拐子枪，在山里打游击转了三年，脚趾冻掉了三个。
土沟有一个姓段的同志，是村支部组织委员。家里很穷，住在一个椁罗头上的一间小屋里，三个小孩，炕上连领席也没有．他一边要饭，一边刺探敌人情报，从不叫苦。有一次他找我回报工作，在返回途中被敌人抓住，他说是走亲戚的，结果被敌人打昏了，掀到路旁，幸亏附近老百姓发现：抬到村里，给他喝了点水，才苏醒过来，又把他送到家里。他躺在炕上，还马上把村支书、村长、农会主任叫去传达上级关于反“扫荡”的指示。我在常庄一带扩军，首先报名的就有他。我对他说；“你来了，家里怎么办？”他说：“不用管她，要点吃去。我在家里，不是也是要饭吗?"我说；“你家住在野外，小孩被狼拉去怎么办？”他说：“革命，就得顾一头。当兵，党员不带头，人家谁来！”该村还有个札采匠，一家三日人，专靠他的手艺维持生活，我叫他回去，他也坚决不干。这两个同志就这样一同参加了八路军．高桥乡组织委员秦德济，有一次被敌人捕去，吊起来；拳打脚踢，灌辣椒水，灌进去，再踏他的肚子，把辣椒水踏出来，但他什么也不讲。最后被敌人砍了一刀，扔到路旁，没有死，回了家，从此身体也垮了。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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