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沂水南乡建立抗日武装情况片断回忆(文/朱寿年)

朱家里庄de 发表于2019-10-14 18:32:19

一九三三年春,我从国民党济南反省院得到开释后,遂应当时沂水县第五区区长朱春廷的邀请,到该区当助理员。朱春廷是一九二八年我和孙兆彭介绍入党的,那时他还在沂水县立初中读书,任沂水县学联主席,归当时沂水县委负责青年工作的徐子厚领导。三三年九月,朱春廷调任莒县五区区长,我又跟同族朱士初(抗战时期于聊城同范筑先同时牺牲)到诸城县第六区任助理。至一九三四年七月,我辞职回家(依汶里庄),无事可做,便于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和葛德孚在石桥庄(铜井东八里)开油坊。葛是一九二八年徐湘南介绍的党员,那时就和我相识。一九三六年,我考取短期小学教员。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占领沂城,学校停办,我便投入了抗日活动。

    春节后两三天,我村杨荫田(杨志诚)得知沂水党组织由邵德孚和一姓李外来人领导,就去恢复了组织关系。他恢复关系后,叫我也找邵德孚,我找到邵以后,他不给我恢复党籍。

     日军占领沂城后,国民党各区乡农学校领导人大都逃窜了。国民党沂水县长孙桐峰便委任朱亦楷、朱遂初分别为五区、十区乡农学校代理校长(朱亦楷现任河南省民政厅长,朱遂初任农业部统计局长)。他们二位向我提议,以五区、十区的名义,由我出面,由他们筹枪管饭,成立抗日武装.因为他们了解我早年组织过大刀会、联防队和农民协会,有群众基础。我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就和杨荫田、刘焕然(苏村一带城子庄人,一九二九年徐相南介绍加入共产党,以后脱党,据说现在胶县)一起拉起二三十人,于三八年古历正月十六日在崖子崮的龙寺集合,宣布抗日,十几天之后,朱亦楷和朱遂初声明不干了。

    他们不干了,我们必须马上另想办法。因为当时我们所缺的就是武器,如果时间一拖,枪归原主,再搞就不容易了。这时,刚从南京回到沂水的光复军二路指挥王德林还是光杆司令(王是双厚一带崖子村),刘焕然是他的秘书。于是我们就以光复军的名义成立了卫队营。当时,我和饧荫田,刘焕然都是白面书生,没有社会经验,更无军事知识,竟将该营领导权交给了几个旧军人。营长黄圣烈(斜午人,现在江西余杭铁厂党委办公室工作)曾干过旧军队排长;一连连长刘吉臣曾是旧军队班长(此人以后当了汉奸);二连连长是于芹(北圩村人,以后被我枪决),三连连长是徐瑶普(垛庄附近泉桥子村人,后来在双厚据点当汉奸,被沂南县大队镇压)。还有一个连长叫朱兆友,绰号朱晃子,在东北当胡子时曾跟王德林干过抗日军。卫队营拉到蒙阴旧寨,朱抢了一个村子逃跑了,弄得卫队营名誉不好,军心不安。刘焕然也来去无常.杨荫田便带枪投奔了鲁滨邵德孚领导的六大队。后来卫队营移驻坦埠。这时六大队正驻松峰头.我徒步跋涉百余里到六大队同鲁、邵交涉,他们同意我将我掌握的一部分人拉到六大队。可是当我返回坦埠的时候,卫队营却已经被黄圣烈带领投到大股游击队张朋那里去了。以后我手下的人陆续退出,但白白损失了二三十支枪。

    一九三八年夏季,八路军四支队二团驻依汶一带,团长是钱钧(红军干部),政委是汪洋,三营营长是谢辉。我和谢早就认识,那还是本年正月我第一次拉队伍的时候,国民党专员张里元的一个独立营由临沂拉到栗沟,汪洋和谢辉在该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们接触过。于是我又借这个关系,从二团领了个独立营的名义,约经一个月的时间,在本村拉起六七十人。不久随该团开至临沂付庄。在付庄,该团派我到一支地方武装董木忠那里了解情况。董是临沂西乡人,手下有百十人,一挺重机枪。当时他的一个在山东分局干校受训的弟弟,向山东分局说董愿意参加八路军。山东分局便令二团派人去了解情况,于是二团就把我派去了。后来董被编为一支队,任司令,钱钧任副司令。

    到本年阳历年前后,二团开到蒙阴坡,并继续西移。这时,部队又派我再回家乡一带扩军。政委汪洋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介绍我到山东纵队指挥部找王彬领个名义,一封给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程照轩给我恢复党籍。扩军的名义领着了,是“莒沂边联游击大队”。恢复党籍没办成。当时程照轩向我要证明,问我找没找过邵德孚。因为我坐狱的档案都在敌人手里,根本不能查考,人证只有邵德孚,邵又不能证明,因此事情就搁起来了。

    我的党籍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我还是带着委任回到家乡准备扩军。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国民党张里元的队伍驻在依汶一带,扩军工作不能进行了。

    直到一九三九年麦收前后,日军“扫荡”,张里元的队伍逃跑了,我才开始活动。但这时我和山纵已相隔很远,正巧山东分局干校学员二三百人,由徐巾林领导在我家乡附近活动。经过五区民主区长朱亦楷介绍,我又从分局于校领得八中队的名义,拉起四、五十人,筹集了二三十支检。干校也派了五个同志,分别担任指导员和副队长.后来这支武装编入二支队。一九四O年三四月问,又改编为山纵特务二团第二营,我当营长。这时我军正在反顽,需要战斗部队,这个营的战士逐渐抽调一空,最后只剩下营部了。这时团长派我到山东分局干校受训,我于工作交接之际回家少住。回家三数日后,日寇“扫荡”,干校转移到滨海区。我想打听到千校住址后即去报道,不期“扫荡,,刚过三几日,山纵供给部部长马馥塘亲自到了我家。我们是反省院的难友,他知道我是济宁道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毕业的,要我到他的供给部所属织染厂当厂长,我同意了。但当我去接受工作的时候,马又对我说,你去当厂长恐怕有人不服,我说不服就不干。这时他又要我托人购买西药,拿出十二两半黄金,折作四千元交给我。我便托赵家庄子高景锆办理。他的哥哥弟弟都是我的战友,他常跑青岛贩卖军用物资。我把钱交给他,他历时一年才完成任务。当时供给部贸易科驻依汶,科长是商林,我和高去找他结了账,才算把事情交代了。

    为了给供给部经办此事,我连原来的工作关系也失掉了,一九四一年秋,沂南行署经建科科长聂竹畅请我到县农场工作。聂是高等职校结业,学水利的。这个农场是试验性质的。以后科长换了黄如冈,黄是旧学,农场也由试验性变为谋利性质,并成了县上的收容所,所以千了一年我就辞了职。

    到一九四五年春,三军分区司令员钱钧又调我到他的部队工作,把我分派到后勤处当文书。日本投降后,我因腿疾脱离部队。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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