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杜前同志因病与世长辞的消息，不禁动容。这位上海体育系统的老领导，这位可亲可敬的前辈的音容笑貌不时在脑海中闪现。回想与杜前同志相处的一些往事，不由得油然起敬。
记得那是1960年秋，我作为国家体委的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甲级足球比赛的工作。在一场关键性的比赛中，A队在最后几分钟射进了B队一个球，从而使A队保持了甲级队的行列，而B队则从第二年降为乙级队。从浦东回市体委的轮渡上，有几位教练员和我随便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球有争议，我也表示这个球是有些问题。不料负队教练以我也认为这个球有问题作为依据，向大会提出了抗议，当时负责这次大赛组织竞赛工作的杨明同志，觉得国家体委的代表随便表了态，给竞赛工作惹出了麻烦，赶忙向市体委主任杜前同志汇报。接着杜前、杨明、老李和我就如何处理这个有争议的球，开了一个领导小组会议。杜前同志表示既然负队提出抗议，我们就要严肃认真地来处理好这个问题。然后大家讨论发言……我说：“……首先这个球是有问题的，在射进球的同时，攻方已有一个队员在六码区内干扰了守门员，我举例1955年在华沙联欢节足球赛时，中国队曾同样地射进德国队一个球，因我已跑入球门内，被判干扰守门员而不算进球，印象十分深刻。第二，即使这个球有疑问，一方面可责成裁判组进行总结研究，另外，作为球队必需绝对服从裁判的判决，比赛结果不容改变，否则比赛就会乱套了，因为很难保证裁判对每一个进球和每一声哨子都判得绝对准确。”杜前同志最后发言，他说：“第一，我们的大会是在国家体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第二，方纫秋同志是国家体委的代表，他的发言很明确，比赛结果不容更改，业务上的问题可以探讨，对负队则要做工作……”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杜前同志，记得在离京前，当时主管竞赛的李梦华同志曾叮嘱第一次下地方参加大会工作的同志，必须尊重和依靠地方体委的领导。然而杜前同志却没有以一个十级高干的身份来对待我这样一个刚从运动员，教练员岗位上出来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是把我看作国家体委的代表来对待，这使我感慨万千，使我认识到作为国家体委派出的工作人员，来到地方的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影响，否则会给地方工作带来麻烦，而杜前同志非常尊重国家体委工作人员，摆正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的工作作风更使我深受教育。正是杜前同志这样的一贯作风，并在他领导下，几十年来上海市体委和国家体委始终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1963年夏秋之交，国家足球队去印尼雅加达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我刚结束援外任务，从北京放假回上海。一天下午，我去上海足球队（现在的电视台）看训练，一会儿杜前同志也来到足球场边上，一面和我亲切握手，一面不时向领队询问球队情况。我惊奇地发现杜前同志对足球队的情况是那么熟悉，对每个队员都很了解，在看分队的比赛时，守门员扑一个脚下球，他便对我说：“蒋耀章虽然身材不高，但出击扑救球很好……”在两个多小时看训练期间，在场边来往经过的一些篮、排球，羽毛球，游泳队的男女运动员，教练员，杜前同志都能叫出他（她）们的姓名，三言两语，非常关切，接着问到运动员伙食行不行？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伙食供应比较紧张，听到汇报伙食比较正常时，杜前同志很高兴，一面对我说运动员训练要刻苦，但伙食要搞好，才能达到“收支平衡”，我笑着称是。他如数家珍似的给我介绍，体工队一位师父有拿手菜，让领队请我去品尝一下。
杜前同志不仅善于深入基层，还善于在深入基层过程中，掌握第一手材料。1962年回国渡假时，在一次工作汇报谈及找运动员难时，杜前同志就意味深长地告诫在座的同志处理队员的时候要慎重。当时，基层要处理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但他认为这个运动员尽管身材不高，却能够刻苦训练，非常勤奋，既动脑子，也有特点，几次没有批准分配这一队员。而这位运动员后来果真成为我国六十年代乒乓球鼎盛时期的一员骁将，他就是著名的上海乒乓运动员、教练员余贻泽。这些事使我联想到，一位领导干部只有经常深入基层，渗透到群众中去，了解到第一手材料，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否则浪费一个人才，将会给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杜前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962年我爱人生下第一个女儿，那时我在国外工作，按规定，组织上只能让她住进上海西区较远的一间住房，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无所有，离单位又远，我爱人要带着婴儿上班，负责开门七件事，刚分娩后体弱，她急得发起高烧。杜前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先让她回俱乐部安顿，待孩子满月后，再搬往离单位较近的闸北区的一间15平方米的住房。1972年我从北京调回上海工作，1974年把寄放在无锡的第二个女儿也接回上海念书，加上孩子的外婆，一间房三代人住很紧张，好在我当时在队中生活，一年里住在家中的时间最多一个来月还能凑和，可随着孩子们日长夜大，住房毕竟很拥挤。1976年夏，在体委一次汇报会后就硬着头皮留了下来，向杜前同志反映了住房的困难，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左”的路线控制着，涉及到个人问题是很难启齿的，但杜前同志对此深表同情地谈及整个体委职工住房都比较紧张，同时举出不少工作多年的职工、运动员、教练员们的住房问题都应有所改善，但当前还不能解决。未了，他坦诚地告诉我，市政府每年会分给市体委一些房子，因此劝我不要着急，组织上对有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会优先考虑的。听了杜前同志的一席话，我感到十分欣慰。一年之后，我和体委系统一批职工、运动员、教练员搬进了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座落在万体馆对面，当时上海市第一批高层住宅楼，尽管随着岁月的变迁，这座高楼现在看来已经很不显眼，设备也较简陋，但在当时是很优越的了，住进这几幢楼的都是市教卫系统层次较高的同志。听说杜前同志为了争取这批房子日夜操劳四方游说费尽心血。当想起这些往事，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杜前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严于律己，关心群众疾苦，脚踏实地真诚坦率的作风和品德，永远令人难以忘怀。
1993年10月
注：方纫秋：著名足球运动员，原上海市足球队主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