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与杜伯伯家算是世交，早在抗战时代我父母与他便熟悉。但我真正见到杜伯伯还是七十年代，记得在东湖路他的寓所第一次见他时，我不敢相信就是这样一位“小个子”在领导着大上海的体育事业。在我的想象里，领导体育事业的，不是贺龙元帅那样的魁伟军人，也该是个身怀绝技（特技）的运动员式人物，如徐寅生那般。
后来他们搬到康平路100弄，我们两家来往得多了，我的小弟与他的爱子毛毛成为好朋友。我有时也与杜伯伯谈谈聊聊。他是个绝对和蔼可敬的人，并不因为我是个小工人而轻待，时而还谈些当时我不太懂的话题。记得还是在“文革”的年月，一次我中班回家，恰巧在门口碰到也是刚“下班”的他，很自然地用小辈的礼貌还请他注重休息，未想到他长叹一口气说：“需要干的事太多了，实在是没有时间哪！”我当时便楞住了，未想到“体育”还那么复杂，在我印象里，搞体育是最舒服不过的了，跳跳蹦蹦，出席大场面，又轻松又自在，还不用费脑筋。他这句话越往后我理解得越深，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他话的大部涵义：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在体育事业方面也是极严重的。杜伯伯在当时环境里也无法扭转乾坤，只能以自己的努力来尽力弥补，以使自己扪心无愧。
忘了是哪次体育盛会了，我又向杜伯伯讨票子，他在主持会议，他那略显沙哑的声音不甚洪亮，却别有一番韵味。突然我听得后面一个声音说：“杜主任真是个打不倒的小个子”口气是低缓而又亲切，回头看，是位运动员式的中年人，那眼光里充满了柔情。一下子也勾起我的思索：真的，真难想象这位矮小的老人身上蕴藏着那么多、那么大的火力，能让众多比他高大许多的人们充满了尊敬，那是品性、才干、阅历的综合映射。
后几年，他们全家搬离了100弄，加之他的孩子先后出外和我个人的忙乱，也不太多地给他添烦——讨票了，见他的机会少了，直至前年一个深夜，突然接到他爱人康阿姨电话：杜伯伯突发急病，要我们援手。我和弟媳陈丽娟急不择路地赶到他家，见到病榻上气色很不好的他，但他仍微笑着向我们致意。一阵忙乱之后，救护车到了，应该把他背下楼去，这成了当时在场的唯一男子汉的我之“光荣”。我鼓足劲蹲下身去，众人搀扶着上背，刹那间我自己也差点倒下来，我未料到身着厚衣的杜伯伯如此之轻，是我用力太过的闪失，也许是久病的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枯萎，我很难联想他以如此之躯担当着那么的重任，“四人帮”及形式主义的恶风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摧残是令人扼腕的，而杜伯伯在那个历史时期恰恰“受命”，拨乱反正、重振雄风。上海体育事业的日趋振兴，不正是他和许多人共同心血、汗水的“结晶”吗？
车渐远去了，我默祝他的康复，我也深信他会康复——战争时期、十年动乱、他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历史证明了他是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寒冬已逾，百花盛开，他是有机会，也有权利充分享受喜悦的。何况，听得别人说，越是慢性病的人越易长寿，因为一则久病在体内自然形成一种免疫力，二则“久病也成医”，个人会极当心的。怕是怕那种十分健康的人突发急症……我未料到那就是我与他的永诀。现在想来，我很悔恨后来没有去看望他，琐事缠身，总依赖着有永远延迟的“明天”更何况潜意识里，总有那句“打不倒的小个子”。不是吗？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活在那些正直的运动员、教练员们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杜伯伯永远不倒。我深信。
1993年5月
注：李济生：《金融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