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众前同志在1980年到1983年担任山东省副省长期间，分管全省的财政、金融、商业和粮食流通工作。1983年退居二线后，仍十分关心粮食事业的发展，一直是省粮食经济学会的名誉会长，为山东的粮食生产及粮食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继续发挥着光和热。他多次出席过全省粮食工作会议，倾听粮食部门的工作汇报，深入粮食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为山东的粮食流通工作及粮食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同全国一样，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不断增强。人们对粮油食品的要求趋向是方便、省时、省力，以便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适应快节奏的经济生活。众前同志从这一发展需要出发，先后几次找我们粮食厅的同志谈话，强调要有经营观点，要有创新意识，要跳出单一经营的圈子，改变原粮进原粮出的老框框，大力发展粮油食品生产，要在食品生产上有一个新的突破。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他提出“大力发展粮油食品生产，是当前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是促进生产发展，扩大就业门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有效措施，可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深情地说：“党和政府把这样一项重要任务交给粮食部门，同工业、商业等国民经济有关部门一道去完成，这是非常光荣的。”动员粮食部门的同志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主动地把粮油食品生产搞好。
在粮食部门实施粮油食品生产过程中，众前同志亲自做了大量工作。一是解决认识问题。针对有的同志认为粮食部门搞这项工作是“不务正业”的片面认识，众前同志明确指出，搞粮油食品生产是粮食工作的一条新路子、宽路子、长路子，是粮食部门的一项“正业”，是“份内”的工作，决不是“附营业务”或“额外负担”，一定要自觉地搞好。二是及时发现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他对青岛粮食部门生产旅游、老年、婴儿食品，烟台地区搞花生食品，潍坊地区利用地瓜搞饴糖，菏泽地区利用大豆搞豆制品，聊城地区解决棉籽去毒技术生产棉籽蛋白，以及济南市县县建挂面车间，生产挂面、面包等食品的做法极为赞赏，给予充分的肯定并积极加以推广。三是帮助解决发展食品生产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先后帮助解决了粮食部门生产糕点、酿造、饮食等食品供应粮食基数问题；新建食品加工厂的资金紧缺问题；减免税利优惠政策问题；生产粮油食品所需糖、蛋、奶等辅料和燃料问题。
在众前同志的关心、督促下，各级政府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各级粮食部门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使全省粮油食品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粮食流通体制和管理体制属于一种封闭式、单渠道、独家经营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体制开始被打破，并逐步向开放式、多渠道、多成分、少环节的方向转变。众前同志分管粮食工作的时候，正是这种转变起步的时候。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在众前同志的指导下，这期间粮食工作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为粮食流通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各市地能够在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由众前同志帮助研究，省委、省政府采纳了在全省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办法，一定三年不变的建议。这项政策的出台，对于粮食工作长期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四统一”管理（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办法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然而，在执行的当年，就碰上了许多实际问题。特别是秋季持续干旱，粮食作物减产幅度比较大，给秋粮征购工作造成一定困难。部分市地开始对征购任务提出了异议，省粮食厅也感到了这项工作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众前同志认为省委、省政府这项决策是正确的。他说：“实行粮食包干的办法是对头的，我们应当坚持下去，不能动摇。当然在今后的实践中，还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改进完善。”众前同志的这番话，坚定了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在具体指导粮食购销工作中，众前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困难的情况下，就如何完成1981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问题，众前同志多次找我们研究，并在他的主持下确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措施。例如在具体政策掌握上，总的是要在坚持原定购销调拨包干任务不变的前提下，实行三年统算。本着这个要求，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对当年灾情较重的烟台、潍坊、青岛三个市地少购几亿斤粮食。对丰收单位完成全年粮食包干任务后仍有余粮的，可通过协商多向国家交一些。多交售的粮食，如愿意抵顶明、后年征购任务的，应当允许。其中包购任务内的按平价结算，超包购任务部分按超购价结算。不愿抵顶明年征购任务的，其超包购部分，按超购价结算。原卖议价的，按议价收购。省对各市地因当年多购少销而增加的调出，明年可减少调出；当年少调进的粮食，明年可继续调入。同样，当年因少购多销而减少调出的粮食，明年要相应增加调出；当年多调入的粮食，明年要相应减少调入。这些办法的制定，对粮食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办法是一个完善，有力地促进了当年征购任务的完成。又如在工作的对象方面，由于农村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不少地方已经实行了大包干或包产到户，因此要求粮食工作从任务的落实、交售结算的方式、生活安排以及奖售政策的兑现等方面与之相适应。可以面对生产队，可以面对专业组，也可以面对农户。总之，是谁交粮谁结算，谁交粮谁得款，促进和调动了农民交粮的积极性。再如收购棉花奖粮问题，由于1981年是一个棉花丰收年，需要兑现奖售粮的任务很重。为了减少周转环节，确定凡是有粮食征购任务的植棉单位和农户，可以用棉花奖售粮抵顶当年或是明、后年的征购任务。没有征购任务而又不要现粮的单位和农户，可按议价进行差价找补。这些办法都是众前同志具体帮助研究制定的，从而使粮食部门的工作争取了主动，也方便了群众。
众前同志退居二线后，鉴于他对粮食工作的关心和重视，在山东省粮食经济学会筹备成立时，大家一致同意聘请他为学会的名誉会长，众前同志欣然接受。在任名誉会长近八年的时间里，他不是挂名悬衔，而是身体力行，始终关注山东的粮食生产、流通、供给状况及粮食事业的发展。他利用学会每年召开的常务理事会议及学会年会的机会，积极宣传中央、省委、省政府制定的粮食方针、政策，宣传推广他下去深入基层调查总结的保护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合理施肥，提高地力，增加粮食产量，适度消费粮食等典型经验及先进科学方法。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有 “立体种植”、“庭院经济”、“青储饲料”、“秸杆过腹还田”、“粮食综合利用”、“提倡节水工程”等等，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和深入基层细致调查的工作作风。
众前同志在粮食经济学会会议上的讲话很多。他在1994年10月份我省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粮食经济学会第七次协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古往今来，都把粮食视为‘宝中之宝’、‘安邦之基’。我国的先贤哲人曾总结过‘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我们的导师马克思说过，人们只有在解决了吃穿住行以后，才有可能干其他的事情。列宁论述粮食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说‘真正的经济基础，就是粮食储备’。毛主席把吃饭问题列为我国人民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江泽民总书记把粮食看成‘始终是一种战略性的特殊商品，直接关系着人民和国家的安危’。粮食是事关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大问题。因此，研究粮食及其相关学科，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为领导决策粮食问题提供可靠的依据是非常必要的，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谈到近几年粮食生产及流通变化时，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变革了农业生产关系，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粮食流通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形成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的少环节、开放式、高效率的粮食流通网络，促进了粮食生产。就我们山东而言，粮食总产连续越过500亿、600亿、700亿、800亿四个大台阶，今年可达到825亿斤，粮食的丰收为经济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未来的中国粮食问题，他认为：“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不能依靠别的国家解决，一是靠不住，二是没条件，三是受制约，只能立足国内，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这既是现实，也是经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逐步实现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调控系统化，做到既放开粮食市场又不能丢失市场，既放开粮食价格又不能使粮价失控，既放开粮食经营又不能导致国有粮食企业萎缩，这是摆在我们粮食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关键是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达到促进生产、搞活流通、引导消费，实现江总书记提出的二个平衡，三个稳定（即总量平衡、区域平衡，稳定面积、稳定产量、稳定库存）的要求。”对粮食经济学会的工作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粮食经济学会是研究粮食经济理论、探讨粮食问题对策、寻求流通改革道路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可以联系组织全社会的有志于研究粮食问题的同志，共同就经济活动和深化改革中出现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供领导决策时参考。学会既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是各级领导的参谋助手，也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各有关方面要为他们开展工作给予支持，提供必要的条件。”他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同志，包括外省市参加会议的同志的赞扬和钦佩。众前同志走了，我们深为悲痛，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作者系原省粮食厅长，省顾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