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中共山东省顾问委员会成员中，一大批同志都出生于1921年。我和刘众前同志都是其中之一。加之众前同志长期以来一直身体很好，没听说他有什么大病，所以，他的突然逝世使我在悲痛之中又平添了一份同龄人的伤感。
我与刘众前同志都是“老山东”。建国之初，四十年代末，省委同时公布他任泰安地委宣传部长，我任德州地委宣传部长。次年，省委又同时公布他任泰安地委副书记，我任德州地委副书记。几年后，经中央批准，省委先后公布他任泰安地委书记，我任聊城地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被定“走资派”，被夺权打倒，接受批斗。七十年代初，宣布“解放”后，他调任青岛市委书记，我调任惠民地委书记。特别自1982年后，我们又一起在省顾委工作了十年。可以说，我与众前同志是四十余年的老相识，是老同行，老同事，老战友。四十余年的相识相处和交往共事，使我对众前同志的为人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正派，工作积极，认真负责，重视调查，作风求实。我在此仅列举两件事，略表对众前同志的怀念之情。
反对虚报浮夸，抵制“五风”
1958年“大跃进”时期，山东聊城地区出了个先进“红旗”单位——寿张县。秋收之前，该县上报和对外宣传的粮食产量是全县亩产两千斤，全省现场会后和秋收以后，上升为全县亩产五千斤，成为当时全省全国唯一的粮食亩产五千斤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均派大批干部到寿张参观学习。秋收之前，省委在寿张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现场会，推广寿张经验。会上，除参观和作报告外，还将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宣布撤职，主要理由是不支持寿张这面“红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的错误。会后，省委统一部署全省各地到寿张参观学习。
这年秋收之前，刘众前同志带领泰安地区县、区主要领导干部，来到寿张参观学习。当参观结束返回泰安地区之前，众前同志到我的住处看望我，并同我进行了交谈。谈话中，众前同志明确表示寿张的粮食产量达不到两千斤。他说，我一直在泰安地区工作，全省全国有名粮食高产区泰莱平原和肥城汶阳田都在泰安地区。我们参观了寿张的大部分区乡，看了他们的庄稼，感到他们的粮食作物，比不上泰莱平原，也比不上肥城汶阳田。寿张的粮食平均亩产，我看最多三四百斤，充其量也不过五百斤，不可能达到两千斤。
在“大跃进”那个年代，全国全省“五风”盛行，寿张这面“红旗”，是省委树立的最好典型。在这种大环境、大气候下，如果谁对寿张的产量发表不同意见，就被扣上“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就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刘众前同志当时能够发表那样的不同意见，既说明了他熟悉农村，懂得农业，又说明了他尊重事实，如实反映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讲，坚持实事求是是最宝贵的道德品质。
这次见面和谈话，由于当时我身处逆境，还在接受批判和检查，因此，谈话中谁也不正面触及我被撤职的事，但众前同志临行之前说了一句彼此心里明白的话：“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暖人至深，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重视调查研究，重视第一手材料
省顾委成立后，每年都组织顾委成员进行调查研究，并且规定参加调研的同志，自愿结合，自选调研题目，自选调研地点。我有多次都是参加刘众前同志领队的调查组。因为我熟悉他，了解他，愿意同他合作共事。在几次共同调研活动中，刘众前同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既听取有关单位领导的汇报，看书面文字材料，也深入基层和现场，实地察看，收集第一手材料。当调查结束，拟定总结提纲，准备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时，众前同志既发表自己的意见，又尊重调查组其他成员和工作人员的意见。调查组的全体同志，对众前同志的民主作风都很满意。
例如，1992年向省委、省政府写的那份《关于加快鲁中南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就是由刘众前同志领队的省顾委调查组，深入鲁中南山区几个县，实地调查后形成的。在这份报告中，除讲到鲁中南山区情况和经验外，还提出了需要省委、省府领导上解决的五个问题：关于农林特产税的征收问题；关于山区科技人材奇缺的问题；关于把库区列为扶贫地区问题；关于增加山区开发建设资金问题；关于选拔村干部到乡镇任职问题。这份报告受到省委、省府领导同志的重视，召开了有关部门会议进行研究，对提出的五个问题逐一研究了解决办法，并于1992年10月5日，以省府办公厅的名义向省顾委作了函复。
刘众前同志已经走了。我知道，众前同志的晚年岁月中，心里有过某种很不愉快。因为多年来压在他身上的一口“黑锅”，无人为他洗白。一些应该由当时的上级领导出面澄清的问题，竞无人出面为他澄清。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39年前，当我身处逆境时，刘众前同志劝慰我的那句话：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刘众前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刘众前同志是一个好人。
众前同志安息吧！
作者系原中共山东省顾委常委、聊城地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