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5岁的董炳宇，是桐庐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我们这批‘南下’干部，支援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接管新解放区。”他说。
1949年年初，时年25岁的董炳宇，在中共山东泰西地委会任党员干部培训班班主任。董炳宇回忆说：“我是山东长清县人。有一天，地委决定要我带领长清县的83名干部和战士南下。我们先到鲁中南区党委报到，被编入南下干部总队第七大队三中队，我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开始，在临城集中培训，学习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4月初，他们七大队接到通知，要求急行军赶上大部队。4月21日，解放军胜利渡江。“我们随军渡江后，直接向浙江杭州进发。”
1949年5月5日，董炳宇一行到达杭州。5月10日，参加了浙江省委召开的南北干部胜利会师大会后，他们三中队被分配去刚刚解放的桐庐县，他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
当时的桐庐，和周围的建德、分水、寿昌、淳安、遂安五县一起，隶属于浙江省四地委（后改名为建德地委）。“桐庐县城不大，当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在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和摧残下，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市场混乱，失业众多，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董炳宇说，“针对上述情况，我们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尽快使社会稳定下来。”
为此，董炳宇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动员各级干部，深入到当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遇到特别困难的群众，就想方设法给予救济。”他说，“我们还积极动员商家开门经商，渐渐把市场恢复起来，使人民群众生活逐渐安定。”
“在桐庐那些日子，我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清剿土匪，从而使社会彻底稳定下来。”董炳宇说，“所谓土匪，就是国民党的一些残余势力。早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他们就积极进行‘应变’活动，秘密布置潜伏特务，组建‘应变’会、情报站；部分反动武装假投降，混入潜伏在我人民武装内部；还有一批残余武装，分散隐藏在山区农村，勾结地主恶霸、兵痞流氓，伺机而动。”
在桐庐刚解放的一两个月内，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武装力量的威慑下，土匪们不敢轻举妄动。6月下旬，驻桐庐的解放军奉命进军大西南，离开桐庐。那时，桐庐的人民政权建立不久，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社会秩序尚不稳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支援前线的任务非常繁重。董炳宇说，“南下干部因人地两生，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多染疾病，工作遇到不少困难。窥视已久的土匪特务看到这种情况，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出笼。”全县境内，一时间出现了各种番号的土匪组织达十余股。
据此，县委决定，立即以剿匪清特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是，开始很不顺利，我们带县大队剿匪经常扑空，有时我们后面进村、土匪前面出村，甚至土匪饮剩的茶水还是热的。这说明土匪情况灵通，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同时，他们还利用潜伏在我内部的匪特，内外勾结，先后袭击了我们四个区的区委、区政府。”董炳宇说。
县委分析了上述形势，决定必须首先清理内部，以解除后顾之忧。“首先解决县大队的问题。县大队武器装备精良，但成分复杂。”董炳宇说，“经请示，地委给我们派来驻浙部队的一个营，协助剿匪，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明德也来到桐庐。我们趁县大队在操场上做游戏的机会，收缴了他们的武器，集中干部战士学习，进行彻底清理。”
接着，他们又解散了各区的区中队。以区干部为主，吸收个别农民积极分子（请他们做翻译，便于和群众沟通，以利充分发动群众），再配上解放军的一个或两个班，组成短小精悍的武工队，灵活机动，主动出击。
经过上述清理整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剿匪形势很快好转。到10月份，桐庐全县境内的土匪基本肃清。据统计，共毙、伤、俘匪792人，处决匪首11人。
“解决土匪问题后，我们才有精力继续发动群众，搞好生产，改善百姓生活，各项工作才渐渐走上正轨。”董炳宇说。
记者 沈爱群
相关链接：1950年4月，董炳宇离开桐庐，先后到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级机关党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办公厅、金华地委、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温州市委、中国水稻研究所、省人大工作，历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华地委兼建德县委第一书记、省农科院党委书记、省农委副书记、温州市委第二书记、中国水稻所党委书记、省人大常委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3年12月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