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外祖父(文/张中赢)

长清纸房 发表于2019-11-17 18:22:19

我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长大。外祖父离开我们21年了,他一生怀抱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忠诚于党的事业。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对真理义无反顾的孜孜追求,贯穿了他那命运多舛的一生。

    童年眼中的外祖父

    50年代中期,我随外祖父、外祖母住在卫生厅宿舍,那是一个院落中的一幢小楼。

    1957年,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当时的山东医学院附属小学读书。那一年的夏季,山东医学院、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中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湮没了绿树、灰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那些日子里,外祖父脸上吟吟笑容没有了,开会回来,便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锁眉沉思。有一天晚上,他忽然问我:“中赢,你说什么是右派分子?”我朗声回答:“老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右派分子。”外祖父沉默了。

    过了些日子,我的同学“彤”带着他的母亲来看外祖父、外祖母,“彤”的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教授,医术精湛。外祖父常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是爱国的,要团结、利用、改造他们。”“彤”的母亲是为了感谢外祖父对她丈夫的“庇护”,还是对外祖父由于“庇护”她的丈夫而遭不测表示歉意,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不久,外祖父被停职审查,随之我们搬出了那座小楼。我随外祖父、外祖母,搬进了林业厅宿舍。

    1958年,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社会一片狂热,学校也沸腾起来,同学们把家中使用的刀、斧、锅等铁制品都拿到学校“炼铁”,为完成那年产1070万吨炼钢的任务而尽力。有一天,我拿了一把斧子正要去学校,忽听外祖父低沉地问:“拿它干什么?”“去学校炼铁。”“胡闹!”外祖父沉沉地一吼,我看见外祖父把斧头拿过去,双目凝视着,阴沉的脸上肌肉轻轻地抽动。我撅着嘴走了,“真有点小气!”我很不满意。

    若干年后,我长成大人,我知道了,那一年外祖父不是怜惜那把斧头,而是感到这是一种违背科学、不实事求是的浮夸作风。因此,他不在乎自己的官职,党籍,甚至于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党的会议上,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的精神。

    当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959年,是我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最后的一年。那一年,外祖父“赋闲”在家,等待处理。他让我的外祖母去北京陪伴他们失去丈夫的大女儿(我的大姨)。

    这一年夏日酷热难耐,一天,我放学回家后,仍未见外祖父回来,我气乎乎地张望着,终于看见他了,他头戴草帽,脚蹬布鞋,穿一条褪了色的裤子,急匆匆地往家走来,一边往里走,一边说:“中赢,去食堂买饭。”“我不去。”说着,我躲到一边去了。那时,我听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们说:“你外祖父犯错误了,撤职了。”所以不愿意去食堂。外祖父没顾上擦把汗,就去食堂买饭了。多少年过去了,我长大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感到难过,那时,我是多么糊涂啊!在外祖父身处逆境时,我不但没有分担,还要他照顾我。

    也是在我长大后,我知道了:那个夏天,外祖父没有在家等待安排,而是每天往返数十里去“北园农场”劳动。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与党肝胆相照的耿耿忠心,气吞宇宙的坦荡胸怀。不久,我离开了外祖父、外祖母的身边。1959年底,外祖父在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时,毅然决然地挑选了他曾几十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泰安,选择了他新的事业,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父老乡亲中去。从此,开始了他踏遍青山的后半生。

    文化大革命,风雨骤起,我已是一个牧羊人,在茫茫草原,望着星空,我忧心忡忡地思挂着:在这是非颠倒的年月里,我那刚直不阿的外祖父,肯定厄运难逃,他还能承受得了吗?此时,我收到了外祖父的信,信中充满了乐观、豁达、充满了希望。结尾录毛主席诗词一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不禁热泪盈眶。这就是我的外祖父——一个有着摧不垮的精神的共产党人。

  重回外祖父、母身边

    我又回到外祖父、外祖母身边,已是1970年了。

    我走出火车站,看到外祖父手拄黄杨木拐棍和表妹“燕”等候在站外,外祖父瘦了,但依然腰板挺直,精神矍铄,我还未来得及开口,外祖父便笑着说:“我瘦了吧,是好事。走路轻快多了。”我鼻子一酸,怎么还能笑得起来呢?谁不知道您是在“炼狱”中活过来的呀!

    外祖父住的房子是一间仅十几平米的小屋,一张油漆斑驳的小木桌,一张大床,一把木圈椅,唯一能够显示主人富足的是:床下、墙边那一堆堆的报刊、一捆捆的书籍。他整日地坐在木圈椅上,上午与林场的曹、刘二位场长共同学习,下午写检查。外祖母说:“这是造反派安排的。”

    实际上,那时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已厌倦了那无休无止的斗争,所谓革命造反派,也都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更主要的是外祖父那忠勇、战斗的一生,实在是无懈可击,他们只好把外祖父挂起来,勒令外祖父自己写检查,进一步交待错误。

    我在家中待业,苦涩、难熬而又无奈。有时,便坐在外祖父对面,发泄满腹的牢骚,连声地抱怨着,再就是说一些街谈巷议的传闻。对这些外祖父充耳不闻,他肩披棉袄,手握笔,那么投入地一个劲地写、写、写……全然不顾外面那阴沉的天,凛冽的风。象一尊大理石的雕像。

    真是不可理解,我百无聊赖地拿起了外祖父的“检查”看着,看着,我释然了,这哪里是什么检查!完全是一幅浓墨重彩、大写意的山水画啊!修路、架桥、筑坝;苗圃、花圃、果园、鸡场、兔场、鹿苑。在外祖父的笔下,古老、苍劲、凝滞的泰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增添了流光溢彩。

    原来每天上午,外祖父都与刘爷爷、曹爷爷畅谈着改造泰山、建设泰山的抱负,具体地商谈着可行性规划。下午、晚上外祖父伏案疾书,并不是在写什么“过失”的检查,而是用笔勾画着未来泰山蓝图。

    外祖父见我看他写的规划显然很高兴,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如何以山养山、以副养林,使泰山绿化、美化、经济化。”说起这些他竟然喋喋不休,这是他所挚爱着的事业啊!他没有功夫叹息,对那些飞短流长的小道消息更是无暇理睬,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全部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了。

    在外祖父最后的日子里

    外祖父一天比一天瘦,由轻快感到乏力,止不住地呕吐,进食困难。经检查,他患了胃癌。癌细胞正在他的脏腑中扩散,侵蚀着他的肌体。治疗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手术,外祖父毅然躺在手术台上。

    迫于整个地区干部、群众的呼吁,同时也有一些老同志又站了出来,恢复了工作,对外祖父做了适当的安置,为了便于给外祖父治病,让外祖父搬进了干休所。

    外祖父的新居,除干休所配备的木桌、木椅之外,就是从旧居搬来的一个白木碴的并且掉了一条腿的依墙而立的书架,这并不是当今青年所追求的“返朴归真”的时尚,实在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朴实无华的本色。

    外祖父用补发的工资作为资金,开始了他建设改造泰山远景规划的具体实施。他在院子里修了一个小小养鱼池,种了果树,辟了菜地,养了数十盆茉莉花,他做这些事已力不从心,只好请来了外祖母的娘家孙子“方磊”帮忙。外祖父说:“我要抓紧时间,搞出一个‘沙盘模型’,摸索点经验,找出途径。”他无不惋惜地说,“看来只能做这点事了。”

    外祖父还在“普照寺”找了一间年久失修的庙宇,里面堆满了污垢,挂满了蜘蛛网。外祖父一手拄棍,一手拿笤帚,和方磊一起把这间庙宇打扫得千干净净,摆上长桌,放上条凳,把自己家中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搬来摆好。供游人小憩,供附近的山民阅览。每天都可见外祖父在那山间小路上手拄拐棍,步履蹒珊地跋涉着。他日出即起,日落而归,倘佯在大山之中,流连忘返。在落日的余晖中,他高大的身影闪现在山石上,映照在流水中,与那山那水浑然一体。

    外祖父,终于躺倒在医院的病榻上,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点焦躁。医生问:“哪儿不舒服?”外祖父摇摇头。医生又问:“哪儿疼?”外祖父还是摇摇头。只有体温表所显示出的可怕度数,告诉人们他在持续不退地发高烧。可恶的病魔最终吞噬了外祖父的生命,让他平静而又安详地回归大自然了。然而外祖父无怨无悔的一生,足可使他笑傲天地,告慰自己。

    外祖父逝去21年了。在这21年中,祖国变了,在这深刻的变革中,一想到外祖父,我就感觉活得充实。在这改革的汹涌大潮中,当精彩的诱惑使我情绪躁动不安时,想起外祖父,我就变得宁静、淡泊,活得踏实。我将永远学习外祖父的精神,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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