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水情深 医疗所里的爱民故事(文/郭国祥 程泮芹 刘健)

16880 发表于2019-11-21 16:18:30

1944年3月,大地回暖,万绿竞发。尽管时有阵阵寒流袭来,我们运河支队根据地却是春意盎然,一片生机。

    一天,运河支队隐蔽医疗所的驻地南许阳村,喜气洋洋,笑声阵阵。医疗所的负责同志,医护人员,还有驻地的群众,正在和十几个身着崭新的衣帽、精神饱满、身体康壮的青壮年依依握别。是欢送痊愈的战士归队吗?不象,是送亲人上前线参战吗?也不象。言谈之中,听口音他们不是本地人。那么,从咱们医疗所走出的是什么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一天早上几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医疗所里,叫道:“叔叔,快去看,村外来了一些要饭的。”那个嚷:“他们样子可吓人呢,鬼似的。”同志们一听,不由警觉起来:现在形势挺紧张敌人扫荡频繁,会不会是敌人派来的探子呢?当时负责医疗所工作的郭国祥,他和同志们一商量,决定先派个人去看看。

    卫生员刘健、米德元在孩子们带领下到了村南。只见一群衣着褴褛的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也有的拄着树枝站在那里,七零八落。他们头发蓬散,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浮肿的眼皮微动着,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一看就知道是染上了回归热的病人。刘健,小米都禁不住倒吸一凉气:这些人怎么能变成这样?

    小米回去报告了,刘健热情地迎上去,让他们全坐下来,然后,细细地询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落得这个样子。这些人说话断断续续,含混不清,刘健好不容易才弄清他们是冀中人,1942年日军大扫荡,被抓到徐州、贾汪做了劳工,折磨得不能干活了,被赶了出来。

    一会儿,国祥带领同志们赶来了,这么多人,对于一个总共不到十个人医疗所能收得下吗?医疗所条件差,眼下又收了部队的伤病员十人,药品更不用说,伤员伤口上涂的是猪大油掺凡士林,消毒用煮过的食盐水。而住的呢?是在群众让出的房子里,好的睡门板,大多数是干草地铺。同志们议论纷纷。国祥手一挥:“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咱们的阶级兄弟,敌人把他们弄成这样,咱们不管谁管?”同志们一听,二话没说,扶的扶,拉的拉,把难民接进村里。国祥一边吩咐炊事员张景玉同志准备饭,一边去北许阳村支队部驻地向上级汇报。

    支队副政委童邱龙同志听了国祥的报告,沉思着问道:“老郭,你看怎么办?”国祥立即回答:“我主张收留他们,尽我们的力量为他们治疗。”童副政委表示赞同:“对,应该收。救命如救火,我们不但要收,还要尽可能让他们吃好、住好、治疗好。”接着他又跟纪华政委商量,决定马上把难民安顿下来,需要什么找供给科长程泮芹同志帮助解决。

    意外的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国祥刚迈进自己的住所,就见小米神色不安地迎上来。“快,出事了。两个难民饭后突然死亡。”怎么回事?”国祥忙问。“同志们为死者做了仔细检查。原来由于常年吃不饱,胃功能已经极度低下;一连几天没有吃东西,饥饿感太强,猛然吃得太多,加上吃的是干煎饼,胃蠕动停止,造成死亡。”

    在意外事故面前,正忙得团团转的同志们不知所措,大家多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从没见过吃饭吃死人的事,看到难民们一脸喜色,狼吞虎咽地吃饭,心中正高兴呢,怎么会料到能出这样的事。国祥心情也很沉重。他把事故原因向难民做了详尽通俗的解释后,说:“我代表医疗所的同志向老乡们检讨。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了老乡的死亡,我们应当负责任”难民们紧张不安的心情放松了,情绪稳定下来了。国祥同志又亲自把事故向支队首长作了汇报。童副政委说:“意外事故的结果是严重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但大家都没有经验也是事实。同志们承担责任的态度是好的,我们不能原谅自己,要向老乡们讲明白,妥善处理这次事故。同时,提醒同志们,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国祥回到所里,传达了支队首长的指示,再次向难民们道歉,并征求他们对死者的处理意见。难民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知道自己找到了共产党的军队,有救了,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面对同伴的突然死亡,他们说:“俺这伙人修了好福,碰上了救命恩人。你们不知道从徐州来这一路见了多少死尸,野狗吃得都红了眼。他们死了,俺心里不好受,可俺也为他们高兴,他们到底是吃了顿饱饭,比死在路上没人管不知强到那步田地。”

  大家一起动手,妥善安葬了死者。又把难民们暂时安排好。然后同志们就分头奔忙起来.国祥吩咐刘健去供给科领布匹,自己去为难民准备住房.我们的伤病员听说这件事后,主动让出了向阳的两间房子。大家东家一抱,西家一捆,为难民们的地铺换上了松软的干草。老炊事员张景玉同志在欧战时曾去法国当过华工,年纪大,经验多。在异国他乡倍受困苦,因而遇到这样的事比别人更加热心。他见难民们头发胡子又脏又长,虱子成串,急忙找来剃头匠为难民们剃头,刮胡子。他的老伴张大嫂是医疗所的敷料员,这时也烧好了洗澡、烫衣服的热水,又召集村里的大嫂们为难民赶缝衣服。

    这时候,年轻的医护员们最忙了。刘健领回布匹,又跟赵保和一起为难民们洗起澡来。天气乍暖还寒,难民们只能在屋子里洗,一盆盆水端进来,倒出去,少年老成的小赵不声不响,一刻不停。刘健却正相反,能说爱笑,活泼机灵,他手不停嘴也不停,一边跟难民们拉家常,一边为他们洗脚擦背。难民们看着小赵憨厚的笑脸,听着刘健诙谐的说笑声,脸上带了笑容,话也多起来了。

    半天功夫,难民们头剃了、澡洗了、衣服换了,加上精神的好转,全象变了个模样。他们在地铺上舒服地躺下来,有的暗暗流出感激的眼泪,有的在低声相互发着感慨,说不尽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恩情。

    当时,药品来源极为困难。大部分药品,特别是贵重、常用药品,都是通过内部关系或托与敌占区有联系的商人,从徐州、贾汪弄来的。而敌人对药品封锁极严,很不容易搞到。部队也要用药品,怎么办?童副政委亲自派程泮芹同志想方设法办理药品。

    泮芹接到支队首长指示后,立即筹办为难民治疗回归热的药品——六0六针剂。

    情况是复杂的。如果派我们的同志打进徐州或者贾汪,一是很困难,又容易发生意外;二来也需要时间,短期内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哪里有既熟悉城里情况,又不致引起敌人怀疑的人呢?泮芹猛地记起住地一个忙时务农、闲时经商的人。他立即找那人商量。直到那人答应办理,才略放下心来。

    三、四天后,药果然弄到了,但却少得可怜。按照支队首长的意见,这药首先用以解除难民弟兄的病痛。药品的拮据,也增加了护理的困难。难民们刚到时,大都或轻或重患有回归热病和流行性感冒,但由于机体情况很不好,体温情况反映不出来;随着饮食的改善,情绪好转,机体情况逐渐趋于正常,体温也高了起来。大部分低烧,几个高烧不止。在没有退热药的情况下,医疗所的同志们积极采用物理疗法——用酒精或温水擦浴,配合大量不间断饮水.代替输液降温,给病人水浴降温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因为这往往要连续进行多次才能见效。而高烧病人,头上冷敷,身上湿擦,有时要持续几天。怪不得难民们说:“俺身上这病,光一天几遍洗也够麻烦了。”医疗所的同志既护理伤病员又照顾难民忙得不可开交。小刘、小赵、小米他们好多天都没睡好觉。国祥每夜都起来观察病人情况,了解医疗效果,大家风趣地说:“一鼓作气,连续进攻;除掉疾病,人人高兴。”难民们日见康复,医疗所的同志们却瘦了下来。治疗过程中的特别护理是常有的事。有个姓李的难民,身体状况最差,来时在村外就昏倒了,是同志们把他抬进村的。因此,同志们对他加倍关心,精心护理。刘健他们几个小伙子不分白天黑夜陪他,跟他聊天、解闷。他的回归热病较严重,除了药物、水浴疗法以外,同志们还为他喂饭,端屎端尿。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部队很难吃到细粮。根据支队首长的指示,这些难民的生活与我们的伤病员一样,基本保证一日三餐吃细粮。炊事员张景玉同志细粮精做,可口的饭菜经过护理人员和张大嫂的手,一口口喂下去。老张还怕他们吃不好,经常一遍遍到床前询问病人爱吃什么,想吃什么,千方百计满足病人的要求。老张为病人做当时很难吃到的荷包蛋面条,嘱咐:“这个好消化,多吃点恢复得快。”姓李的难民看着张大嫂亲切的神情,看着老张乐嗬嗬的样子,吃着香喷喷的荷包蛋,眼眶里转动着晶莹的泪花,老是说:“你们的恩情,让我怎么报答才好呢?”

    20多天过去了,难民们基本上恢复了健康。十几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开怀地笑着。他们眼睛里神采飞扬,高高的颧骨正在消失,脸上有了红晕,脖子上的青筋也没有了。剃得光光头上,刮得干干净净的嘴唇上,又冒出了齐刷刷黑乎乎的毛茬子,加上一身干净整齐的粗布衣服,使他们更象根据地的人了。

    同志们向他们祝贺,使他们想起自己横遭践踏的家乡,想起自己在皮鞭、狼狗的凌辱下为鬼子挖煤、修工路、筑炮楼,造机场的非人生活。看看自己一眨眼的变化,不由得悲喜交集。姓李的那位难民拉着国祥的手说:“日本鬼子把俺活人变了鬼,八路军把俺从鬼变成了人,说啥我也要报这救命之恩呀!”别的难民也七嘴八舌诉说日军在冀中的野兽行径,个个都是声泪俱下。只有在共产党的怀抱中,他们才是堂堂正正,挺起腰杆的中国人。

    但是,难民们此刻也更思念着水深火热中的家乡。他们要求重返家园,与亲人相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医疗所的同志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心情,忙着为他们打点行装,带了干粮,分发了路费,交待清了路上注意的一切,依依不舍地送他们上路。同志们心里明白:这送出的,实际是一批革命的火种,他们会成为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坚力量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医疗所又连续医治了几批难民。这生动的事实,反映了我们革命队伍对人民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我们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鱼水般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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