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已经辞世多年。正象他生前时常挂念着我们一样，我也时常忆想着他那亲切而又慈祥的面容。
提起我爷爷的名字——武冠英，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为粉碎旧世界，打走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峥嵘岁月，他口诛笔伐，戎马生涯，他南征北战。一九二七年，他创建了泰西第一个党支部；一九三七年抗战时期，参加组建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鲁豫人民革命干部学校校长兼总支书记，培训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于国家教育战线，曾任华北财经学校校长兼总支书记：后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任教务长兼党委副书记。他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培养国家栋梁，达到富国强民之目的，辛勤耕耘，鞠躬尽瘁。直到八年前，于北京逝世。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高大伟岸，和蔼可亲，质朴洒脱。与大多数人一样，爷爷对子女存有太多爱心和教导的责任感，他也曾对我的学习，提出过较高的要求；对我的成长，提供过无限的关爱。从我上小学时起，与爷爷就有很多书信来往。书信中多是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的。如果我的去信写了错别字，他纠正后，还要我改写后寄回去让他看。有时在来信中为我夹寄些报纸上的好文章，指导我学习：如由老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散文《热河泉》、反映个别农村教育的《泥娃子》等等。《泥娃子》讲的是全民要重视教育事业，在困难条件下，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洗去“泥娃子”身上的泥污，让这些娃娃们变得更聪明，更智慧，更健康，更可爱。他还寄来些通俗易懂，融真实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书籍，如《东周列国故事集》、《成语故事》、《计算机原理与程序操作》……。他来信中写道：“你不要忘记我早先告诉你的‘抄读’的学习方法，也告诉东明和东亮。好的文章和重要的新闻摘抄下来，对学习帮助很大。千万不要养成粗心大意的坏习惯。种地还要深耕细作，学习文化更应如此。”在我放了暑假、寒假后，还多次到他身边接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悉心照顾。爷爷安排我去博物馆、美术馆、天文馆参观学习，增长科学知识，各种恐龙化石、糟美书画作品以及天文穹幕电影使我大开眼界。我假期里的习作，也都经过了他的精心批阅和指导……至今，我还留存有他为我批改的作业和一抽屉的书信。我知道，爷爷一直坚持读书、看报、作笔记、写文章、搞教研，厚厚的文稿和橱子里一排排哲学书籍，印证他学无止境、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升初中时，眼睛不太好，正在接受治疗。有一天，爷爷亲自为我去配制一副眼镜，却把大家担心坏了。原因是八十岁的他独自拄手杖出门了，天寒地冷，大风呼啸，谁也不清楚他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直到他坦然回家，默默地摘下厚围巾，脱掉棉大衣，轻轻地用洒精棉球擦试镜片时，大家才明白……。想到他怀揣这副眼镜，倾身顶着凛冽的寒风和飞舞的沙尘走来，脚步沉稳、刚毅，粗重的呼气迅速被寒风卷走，却把炽热的情怀，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我时，一股自豪和酸楚就伴泪水而来。我敬爱的爷爷，在你不苟言笑的神情下，掩藏了多少对后人的关爱和期望啊！
说起爷爷艰苦朴素、大公无私的胸怀和作风，与他熟悉的人都深有感触。家中没有豪华的家具，没有铺张的吃穿。一张陈旧的书桌，一个书橱，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是我最深的印象。记得早些年时，由大姑给了我一件爷爷打游击时穿过的粗布褂，上面虽有两处小小的破损，却也显出当时的粗壮结实，但这对我们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起了很大作用……。我母亲在农村教学时，我们弟兄几个还是农业户口，如果那时由农业户口转成了非农业户口，那么以后的工作生活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可爷爷从不过问我们家这一问题，只说让我们这些孩子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好的学校。要求我们把自己锻炼成有独立生活能力，自食其力，不愧对社会的人。我们也理解，无数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得新中国的诞生，正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人过上幸福生活……泰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在肥城筹建时，我得以随父亲与前来的张魁三、程重远等老前辈见面。在过去的革命生涯里，老前辈们曾与我爷爷并肩战斗在一起，时光飞逝，现如今他们已是满头银发了。记得同程重远老人谈到我爷爷时，他凝视前方，似在回忆中，神情庄重，意味深长地说道：“你爷爷是一个纯正的布尔什维克……。”
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铭记着爷爷那一代革命家的英名和不朽功勋；岁月的流逝，淡漠不了我们对老人的深切怀念。爷爷那亲切慈祥的面容时刻闪现在我的心目中，他给予我们的哺育之恩，永难忘怀……
二OO四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