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我曾担任过刘剑同志的警卫员。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跟随刘剑的那段岁月，总是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1949年9月9日，杭州解放还不到半年，我到浙江省农业厅担任刘副厅长的警卫员。开始了与刘剑同志近两年的共同工作和生活，直到1951年下半年调离为止。
尽管40多年的光阴淡化了许许多多的人事变幻，但是镌刻在我记忆中的那些往事，却永远拂拭不去。
1949年秋至1951年上半年，由刘剑任团长的省政府农村工作团和省委土改工作团，在嘉兴县和台州地区协助当地党委开展农村民主改革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新政权刚建立不久，土匪、恶霸、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暗杀乡村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的事件时有发生，形势相当险恶。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刘剑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和当地政府、工作团人员一起调查研究，制定政策。由于活动范围广，地形陌生，情况复杂，警卫工作难度很大。为了保卫刘剑同志的安全，我丝毫不敢懈怠，就连晚上睡觉也是枪不离手，睡不踏实。刘剑曾对我说：“小谭，这些日子你辛苦了，我谢谢你l整个形势马上会好起来的。”随着剿匪、反霸斗争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势变化很快，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被绳之以法，老百姓开始扬眉吐气，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初战告捷，我们好像感到经历了一场激战，攻克敌人一座城镇那样喜悦，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松弛了许多。同时觉得这段日子以来，刘剑夜以继日地操劳，眼熬红了，人也瘦了，应该设法改善一下生活才好。北方人长期吃南方的米饭，也觉得怪腻味的。因而，我自作主张包一顿饺子，打打“牙祭”。后来“牙祭”未打成，反挨了刘剑一顿批评：“小谭，你是怎么搞的，我们是出来干工作的，老乡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以后，刘剑回到杭州工作，又规定专用小汽车不准接送孩子读书，不准办其他私事。
我没有什么文化。在扛枪打仗时期，只要不怕牺牲，勇敢杀敌，文化有没有，关系不大。初进机关那会儿，对文化也没有更高的要求。因而，学习文化的自觉性时高时低。刘剑知道后，曾多次找我谈：“小谭，建设国家比起打仗更需要文化知识，趁你现在年轻要抓紧学习，有了知识将来干什么工作都用得着。一当时听了首长的话后，也曾学了些文化知识，但仍没有当一回事。后来离开首长走上其他岗位，才真正体会到“文化知识”真是少不得。直到今天，我还感叹当初没有深刻地领悟刘剑的良苦用心。
我跟随刘剑曾遭遇过一次意外的车祸。那次我们从宁海回杭州的途中，由于道路泥泞，小吉普车行走十分困难。猛然间，从路边窜出一头耕牛来，眼看就要碾着它了，情急之中，司机为了避让，车子往边上一拐，连人带车整个全翻倒在稻田里。磕碰中，刘剑头上脸上受了伤，流了很多血。尽管刘剑一再讲，“没关系，没关系。”可把我们几个吓坏了，尤其是那位司机吓得直哆嗦。车子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拉上来了，试了一下还能开。于是立即开到就近的奉化医院为首长包扎。当时的宁波地委书记陈伟达同志知道后迅速接首长到宁波医院诊治。司机知道这祸闯大了，思想包袱很重。这次刘剑虽受了重伤，留下终身后遗症脑震荡，但当时他在对前来探视他的几位领导讲述了事故的经过时，还当面表扬了司机同志临危不惧，措施得当，没有伤了老百姓的耕牛，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司机没想到刘剑同志这样宽宏大量，感激之情真难以言表。
刘剑平常不苟言笑，但他不容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有半点懈怠。尤其对弄虚作假的言行，深恶痛绝。而在生活上，他友善可亲，酷似一位知心的兄长。我比刘剑小8岁，愿意向他推心置腹地袒露一些“私事”，而他又经常为我解开生活的“疙瘩”。走上其他工作岗位以后，我也时常去看望他。尤其是当他病重住院弥留之际，我去得更勤。首长每次握着我的手，四目相对，似有话说，但他已没有说话的力气了。他急匆匆地走了。
20年过去了，我仍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