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临工委于一九四一年十月正式建立，至一九四四年八月撤销，存在近三年的时间。益临工委从建立到撤销，一直由我担任书记。我和广大军民、党员一起，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我踏遍了这个地区的山山水水，亲眼目睹这个地区艰苦斗争和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现在就我所知，将益临工委建立始末，概述如下。
一九四一年八月，我从山东分局高级党校毕业，回到鲁中区党委。十月，区党委书记霍士廉找我谈话，派我去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地区建立益临工委，并确定我担任书记，赵西林任组织部长，冯毅之任工委委员兼益临淄博四县边区联合办事处主任，并把益临工委的印章交给了我。冯毅之从抗日战争初期就在益临边区坚持斗争。赵西林也于几个月前到了该地。具体情况，让我到那里找冯毅之、赵西林谈。
我从区党委所在地出发，徒步经过三个区，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十月二十四日到达益都县的孙家岭村，益临淄博四县边区联合办事处就驻在那里。益临工委建立后，区党委决定，直属鲁中区党委领导，并接受鲁中一地委指导。益临工委除我们三人外，吸收原益都县委宣传部长刘明训做宣传工作，但时间不长。十一月间，在刘明训独自一人去益东联系工作夜经牟家庄的时候，被反动道会门杀害了，宣传工作也没有专人做了。当时，益临工委领导下的武装就是益都县大队，县大队驻孙家岭。这个县大队是由原益都县大队和一九四O年下半年从临朐撤出来的临朐独立营一个中队合编组成的，共有两个中队和一个通讯班。冯毅之兼任县大队长，安全任副大队长，高奋任教导员。高奋参加工委为委员。
一九四O年五月九日，日本侵略军对益临淄博四县边区进行“扫荡”，在淄河沿岸安设了若干据点。我一支队撤出临朐后，在五井、冶源一带也安设了些据点。敌人“扫荡”过后，顽四师乘虚而入，占领了临朐五井以西，博山池上，太河以南以西的山区。使这个地区陷于被敌伪顽分割包围之中，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原淄川县委、县府已转移到张博支路以西淄川县西部山区中，路东建立淄东行署；博山县委、县府西移博莱边区后，博山七区也被割断，领导也很不便。为了坚持这个地区的对敌斗争，鲁中区党委决定，以益都县委、县府为基础，建立益临工委和益临淄博四县联合办事处，以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那时，益临淄博四县联合办事处抗日政权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就是西起胶济铁路张博支线，东到弥河沿岸，南至杨集山区，北到胶济铁路这个范围。其中包括：①益都县的老四区和老三区的一部分。老四区就是蓼坞、井筒一片，北边就不多了；老三区就是朱崖往南的上庄、窦家崖、长秋、孙家岭、上下张、李家峪这么一小片，再往南就是杨集一带。抗日战争初期，益都的东部设有益东行署，以后被伪军和顽固派挤出来了，公开的政权组织撤出了，只有地下党组织坚持活动，陈锡德、何子健、刘明训、陈叔俊、韩次萧等同志就从益东撤到西部山区来。②淄川县就是二区的洪山一带，三区的田庄一带，九区的罗家庄、佛村一带。实际上三区我们进不去，完全是敌占区。二区、九区除东部山区等少数村庄外，山下大部为敌占区，因抗战初期党的工作基础较好，大部分村庄有党的支部、政权虽名为伪政权，实际上还能听从我们的指挥，多数村庄我们还可以进行隐蔽活动。淄川县委、县府西撤后，淄川县张博支线以东地区，设有淄东行署来领导这些地区的工作。四县联合办事处建立后，淄东行署撤销。各区直属四县联办领导。③博山县的七区，就是源泉以东，口头、太河一带。④临朐县自一九四O年五月一支队撤出，博山县委、县政府也从池上、李家镇撤出之后，就被日伪和顽同派占据了，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机构撤走了，只是部分村庄有我们少数党员搞些地下工作。所以四县联合办事处所属区域内，已经没有一个村庄为我方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严格地说，是一个敌我游击区。我们只能依靠广大群众白天隐蔽，晚上进行活动。
自从我们一支队撤出临朐后，安丘也同时撤出，因这县离四县联办驻地较远，就是地下党组织也一直没有联系上。昌乐虽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但在敌伪顽的不断破坏下，也存在不住了，剩下的个别党员也撤出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同志叫刘治堂，五十多岁了，是前清末年的一个秀才，昌乐唐吾一带人，和赵西林是邻村。过去是以行医为掩护，做些隐蔽工作。这时也不得不撤了出来。
益临工委建立后，重新划区：益都以蓼坞为中心，加上长秋这一带，建立蓼河区，包括老三区、四区，何子健任区委书记，冯敏任区长。淄川建立洪山区和蟠龙区。洪山区由邵春光任区委书记，十一月邵被叛徒孙伏武逮捕后叛变，工委派赵志恒继任，接着赵又被捕，工委又派董子仪继任；蟠龙区由岳衡任区委书记，刘振东任区长。他们经常活动的中心是东西官庄、南北韩、干峪子等村庄。蟠龙区北面原为龙泉区，孙仲鲁任区委书记，耿骏任区长，由于离铁路较近，不能开展活动，将其撤销，合并于蟠龙区。耿骏调抗大学习。博山七区划为两个区，即口头区和淄河区。口头区由孟杰代理区委书记，后派张福堂去任区委书记；淄河区由王冲任区委书记，孙仲鲁任区长。潍县主要在铁路以南的二区建立了区委，区委书记是张立武。张立武工作的地方，驻着国民党政府潍县专员厉文礼的一个大队，他和这个大队的关系较好，利用这个大队力量，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几个党员。他用传教的方式进行工作，工作还有点成绩，到工委联系过若干次工作。益临工委管辖的就是益都在铁路以南的部分，淄川在张博支线以东的地区，博山在源家、鹿角山以东的地区这个范围，以及临朐、昌乐、潍县二区的地下党组织。一九四一年底，为了开展敌占淄博矿区的工人运动，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淄博矿区工委。直属鲁中区党委领导，书记是许光明，委员有梁振环。矿区工委以益临工委辖区为依托，专搞矿区工人运动，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地下工会。为了配合开展工作，鲁中区党委决定，许光明也参加益临工委为委员。
一九四二年七月，廖容标司令员带领泰山区主力部队，奇袭攻克了被日寇占据的马鞍山，进驻益临边区。这样，使益、临、淄、博四县边联地区和泰山区连成一片。十月又打下博山的峨庄，益都的杨集。在峨庄和杨集一带分别成立了峨庄区和仁河区，我们就有了一点根据地，活动范围就比较大了。工委和四县联办也移驻杨集，以此作为活动中心。峨庄的南边是土泉，土泉的南边是国民党吴化文新四师盘踞的地方。我们占着土泉北边的一个山头，他们占着土泉南边的一个山头，两相对峙。仁河区南界是崔崖，崔崖以南驻有国民党的部队；北界是富旺庄，富旺庄以北驻有汉奸部队。我们前后受敌，处于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的形势。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泰山军分区派副司令员钱钧率一个主力营，在益临地区和我们一起坚持斗争。一九四三年三月，鲁中区党委决定，将益临工委划归泰山地委领导。当时，泰山地委书记是林乎加。
一九四二年夏，陈锡德从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归来，任益临工委宣传部长。
一九四三年十月，鲁中区我军发起了第二次讨伐吴化文战役，激战五昼夜，解放米山和九山一带，成立了临朐县政府。高奋调回临朐任县长。由于工委对临朐县领导不便，区党委决定，直属鲁中区党委领导。同时，区党委还决定将昌乐、安丘划出，益临工委改为淄河县委，把工委的各种机构变为县委的机构。
我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临朐接壤的仰天一带，建立了仰天区，马伏克任区委书记，开始刘瑞卿任区长，后由宫少骞接替。
一九四三年底，冯毅之调山东分局学习，刘哲接任四县边区联合办事处主任。一九四四年一月，赵西林调党校学习，由董子宜调任工委组织部长。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鲁中军区以七个团的兵力展开第三次讨吴战役。三日内，将吴伪沂鲁山区主要阵地全部攻克，歼敌十二个团，解放六百村庄。四月中旬为讨吴第二阶段，歼敌二千五百余。六月展开夏季讨吴战役，彻底摧毁了吴化文部。至此，临朐八区，蒙阴八区，沂水八区全部解放，以这三个区为主，建立了沂源县。
一九四四年八月，为适应地区扩大的需要，开展减租减息，反奸诉苦的群众运动，以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鲁中区党委经山东分局批准，决定建立鲁山地委，即鲁中五地委，驻沂源县。同时，区党委决定撤销益临工委，恢复益都县委和博山县委。益都县委由于超任书记，刘哲任县长，博山县委由李东鲁任书记，毛梓材任县长。这样，鲁山地委就辖益都、博山、沂源三个县。由原鲁中军区主力二团兼鲁山军分区，政委李伯秋兼地委书记，我调任鲁山地委副书记。
鲁山地委建立后，派一个营到淄河流域，配合地方扩大根据地，一举解放了伪军长期盘踞的太河据点，益、临、淄、博连成了一片。
益临工委建立时，鲁中区党委交给的主要任务，一是坚持住益、临、淄、博这个地方，保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不要被日寇挤掉，不要被顽同派挤掉，二是争取打通鲁中区和清河区的交通线，使南北沟通起来。
为了完成区党委交给的任务，我们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敌人夹缝中坚持斗争。
我们首先在原有基础上，扩大武装力量。工委派冯毅之去争取土匪杨敬坤部，经过一段工作，被我们收编了，改编为益都县大队第二大队，杨敬坤任大队长。我们派党员崔子申去任政治指导员。一九四二年一月，这支部队在北刘镇遭日伪突然袭击，经激战，被打散，杨敬坤牺牲。在口头区，我们也争取了一个叫赵明堂的土匪。因赵打仗很勇敢，愿意接受八路军领导，就委他当了口头区的区中队长，后又派李竹田同志去当指导员。让赵明堂率中队驻在鹿角山上，作为四县联办和泰山区交通线的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很重要，没有这个支点，我们就会同泰山地委断绝交通，会增加我们坚持斗争的更大困难。
工委驻地一开始在孙家岭，以后就处于流动状态，下张、李家峪、蓼坞、吉吉顶等地是工委常驻的地方，吉吉顶是当地最高的山头，就是明朝起义的女英雄唐赛儿占据过的山寨。我们在这个山寨坚持了好长时间，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吉吉顶也被敌人占领，安上了炮楼子，我们就没有一个站住脚的地点了，只能白天隐蔽，夜晚出来活动。千峪子是我们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千峪通向佛村的岭上有敌人的炮楼，岭下是干峪村，他们村外的农田里建了许多堰屋子（在梯田地堰上开一个口，平时用石块堵上，夜晚可从此爬行出入；田里用石块发券，上边填土，照常种地；这种堰屋子，一般可容数人），我们就经常住在这些堰屋子里，有时也住在千峪子群众家。千峪子隔岭是敌人占据的佛村，佛村伪村长是两面政权，同我们有联系，有时我们甚至可以在佛村住。当时，到地委汇报工作，到各区开展工作，全靠夜里走路。我从博山邢家庄出发，一夜走六十里路，翻越四道山岭，才爬到鹿角山顶。第二天穿过敌占区，半夜到太河后庄交通站落脚。交通站是太河后庄党支部书记张士秘的家。张士秘再送我出庄，天亮前，赶回我工作的地方孙家岭。当时的形势是很险恶的，路上随时都可能出现情况，随时都准备牺牲。
为了开展敌占区的工作，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一九四二年秋，四支队派到我们地区，我们敌后武工队配合他们，在洪山、蟠龙、蓼河等区开展工作，分化、瓦解、打击敌人，团结教育争取群众。当时，我们曾几次想铲除叛徒孙伏武，把这一地区最大的祸害打掉，埋伏了几次，虽未捕到，但孙伏武不敢像以前那样猖狂了。
在敌占区，我们还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搞了一些关系，争取许多上层人物倾向我们。
一九四二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我们的处境虽然极为险恶，但仍根据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从夏天开始，工委机关党员干部都参加了整风运动，学习了整风文件，并联系思想实际进行了自我批评，个人写自传。我们是一面作战，一面学习，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一九四二年秋，山东分局指示，要在全省抗日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那年秋季，益临地区遭到特大旱灾，粮食歉收，一九四三年春，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加上敌伪“扫荡”，顽军的抢劫、骚扰，加重了群众的困难，我们工委和四县联办便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了生产救灾，度过荒年。我们虽然是一个边沿游击区，但也控制一小部分村庄，如离敌占区较远的杨集、峨庄一带，也按照分局指示，搞了减租减息试点。经过减租减息，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密切了党和群众关系。随着形势的好转和地区的扩大，减租减息、反奸诉苦运动也逐步推开。这对坚持对敌伪顽斗争和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工作，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益临工委期间，在益临地区的马鞍山曾发生过两次争夺战，我们地方武装都积极配合主力作战，马鞍山在益都县西南，属博山县口头区，地位冲要，一九四O年秋被日寇占领，日寇在山上设立据点，对我淄河流域威胁很大。一九四二年七月，廖容标司令员带领泰山区主力部队进驻益临边区，为了重新打开淄河流域的局面，决定夺回马鞍山。马鞍山形似马鞍，四周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人工开凿的陡峭小路可以登山，敌人防守，不能通过。廖容标同志挑选了七名干练的班排长和侦察员，组成一个小分队，由特务营营长王法山，侦察科长刘锡坤率领，采取奇袭巧取的方法。战士们在夜间用绳索从峭壁登上山，一举攻占山头，敌人尚在梦中就成了俘虏。我军未放一枪一弹就夺回了马鞍山。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日伪数千人突然包围我马鞍山，重炮轰击，反复冲锋，还用飞机扫射。山上，只有我军一些伤员、干部家属和一个武装班，共三十余人。在山上养伤的副团长王凤麟指挥全体人员，凭借着险要的山势，用步枪、手榴弹，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弹药用完，就用石头和敌人拼，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坚守两天一夜，给敌人以巨大杀伤。最后，王凤麟和未牺牲的干部、战士、家属，以与阵地共存亡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摔碎枪支，纵身跳崖，壮烈捐躯。只有口头区委书记王德善，跳崖后挂在树枝上，身负重伤，得以幸存。不久，也因病重，医治无效而身亡。马鞍山又落入敌人之手。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才重新获得解放。
一九四三年一月，国民党新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公开投敌。吴投敌后，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更加直接地配合日寇与人民为敌。他曾在临朐、益都一带制造了纵横六十里的无人区，使大批难胞颠沛流离，逃亡他乡。为打击这罪恶累累的吴化文部，我鲁中区部队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月和一九四四年三月前后发起三次讨吴战役，直至将该部彻底摧垮。在这三次讨吴战役中，我们地方党政军民都作了积极配合和支援。
益临工委坚持斗争的三年，是极端艰难困苦的三年。敌伪不断对我们进行“扫荡”，吴化文部又不断对我们制造摩擦，我们处于敌伪和顽固派夹击之下。一九四二年旱灾严重，庄稼歉收，机关、部队的物资供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极端困难。那时，工委机关的生活很艰苦，我们弄点山果到益都县城附近敌人占领的五里堡子换回点夹杂着麻袋片子的机制豆饼，掺上些野菜，做小豆腐吃，这就是上等食品。那时生活确实苦得很厉害。同志们为争得抗日的胜利，和群众同甘共苦，咬紧牙关，过着艰苦生活，但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保持旺盛的斗志。因此，当地群众对我们很好，连正直的绅士对我们也很有好感。
三年的艰苦奋斗，我们不仅完成了区党委交给我们的坚持住益、临、淄、博这块抗日根据地，不被敌人挤掉的任务，而且使这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但，打通泰山区和清河区交通的任务，却因主观力量不足，未能实现。
三年的艰苦斗争，我们这块益、临、淄、博根据地所以能坚持下来，而且得到扩大和发展，其主要原因，一是有党的正确指导方针。在相持阶段最艰苦的一九四二年，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在敌后游击区、敌占区实行“隐蔽精干”、“敌进我进”的方针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在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团结了群众，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二是有一支坚强的精干的部队，坚持了武装斗争，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按照党中央指示的“隐蔽精干”斗争的方针，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都没有被敌伪顽所吓倒，都没有被他们挤出去，我们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没有这支坚强的部队是不可能的。三是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没有群众的拥护，我们根本无法行动。那时的军民关系、党群关系，真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群众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离开群众，离开老百姓，真是寸步难行啊！这样密切的军民关系、党群关系、是我们在那样复杂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存在和坚持斗争，并能取得胜利的极为重要因素。这一点，即是在现在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五期（总第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