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焘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领导干部。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一向敬重的老上级、老领导。从抗日战争到60年代之初，我一直在他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在与他20多年的接触、交往与共同战斗工作中，他既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也是我革命工作上最好的老师。特别是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工作深入细致，注重调查研究；作风民主，待人热情诚恳；以及思想敏锐，富有开创精神等优良作风和品质，都令我认真学习，永难忘怀。敬焘同志是一位工作细致深入，以身示范的优秀领导干部。1937年“七七”事变前，我中学毕业后，经人介绍谋得距我家乡盆泉村一山之隔的洪山口村小学教员一职。事变爆发后，所在的小学被迫解散，我只好回了家。不久，日军就占领了博山城，并不断下乡“扫荡”，烧杀掳掠。这时一些土匪和游杂队伍，也趁火打劫，到处抢掠，害得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人心惶惶过不下去。一些村就自发组织起各种道会门来保家护村，我即参加了家乡一带的罡风道，做号手。大约是1938年6月中旬，敬焘经了解和别人介绍，到村上找我，并向我讲了一些抗日的道理和做法，这使我很受教育和鼓舞。此后，我就在敬焘的指点下在村上开展一些抗日活动，到同年8月初，在敬焘介绍下，我开始离乡参加抗日工作，不久经翟翕武介绍加入中共党组织，并担任了这时成立的中共博山县第四区特支宣传委员，对外称四区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这时才知敬焘是领导我们的县委书记。
由于这时县委根据省委部署，组织创建博山抗日根据地，敬焘为尽快实现省委在博山的战略意图，为开展群众工作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他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开展了博山的统战工作。他为把博山东部、南部山区各村纷起组织的“堂天道”、“罡风道”、“中央戊已会”、“天明会”等十几个道会门尽快统一到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旗帜下，为做好各道会门的首领和一些骨干人员的工作，他几乎是不分昼夜、不知疲劳、不畏险恶奔走于淄河两岸的山水间，鞋底磨穿了，脚板磨出了血，嘴上烧起泡他也不停歇。各道会门终在他的努力和上级的帮助与支持下，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很快相继接受了我们党的领导。他还根据这些道会门的首领和骨干人员虽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和狭隘的地方观念，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高涨的抗日热情，其道众又多是我们的基本群众等情况，在各道接受我们领导后，他不仅及时加强了对这些道会门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九道联合办事处，还在这之前，派我出任了“堂天道”自卫团的政治处主任，利用1938年冬至1939年春的农闲时节，举办自卫团训练班，先后共举办了三期，每期敬焘都挤时间来上课。在改造这些道会门中，县委不仅给八路军主力部队不断输送了优生力量，还从中物色培养了一大批党员，进一步巩固壮大了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这些党员回到各自的村庄后，均将各道会门在各村的基层组织，按县委的要求，大都先后改造成为村抗日自卫团等村上的群众抗日组织，后随着斗争形势的要求，都逐步发展成为村的民兵组织，从而为创建博山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敬焘同志还是位一贯实事求是，善于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开创工作上新局面的优秀领导干部。为尽快在博山东部、南部山区创建起抗日根据地，敬焘在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深入开展道会门的争取、改造工作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开展了创建抗日政权的工作。在1938年下半年，他先是在博山的四区、五区、七区开展党的工作，当党的工作打下一定基础后，经与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统战和斗争，很快在这几个区建立起了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基层政权取得不断巩固之时，于1939年9月，在五区李家庄召开了全县各阶层人民群众代表大会，成立了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敬焘被当先为县长，这不仅标志着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也使博山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记得县政府成立后，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和县、区两级的地方武装很快建立发展起来，并不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寻机主动出击敌人，为粉碎敌伪对这一带的“扫荡”、封锁做出了重要贡献，迎来了博山抗日斗争的黄金时期。
再是1945年8月，日军宣告投降，我鲁中军区等主力部队很快收复淄博地区，敬焘奉命出任中共淄博特委书记。我当时在淄川县任教育科长兼县委秘书工作，又开始在敬焘的领导下工作。由于一些资本家对我党我军不了解，又受敌人的反动宣传影响，视我党我军如洪水猛兽，有的在我收复前跑到了济南，有的跑到了青岛等地。敬焘为尽快恢复收复后的城区社会秩序和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他在上级的领导支持下，创造性地按照党的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一面调派干部接管敌伪开办的矿山、工厂等行业，组织工人迅速恢复生产，一面召集各行业的民族资本家及留下的代言人开座谈会，亲自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再加我党我军干部战士的严明纪律，使他们很快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各行各业遂即恢复了生产经营。由于广大城区群众很快获得了生活来源，社会秩序也相继得到很快恢复。特别是敬焘为解决广大城区贫民生活的燃眉之急，争得上级的支援，从根据地运来了大批粮食，进行了社会求济，使长期在日军铁蹄下生活的广大城区群众深切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关怀与温暖，迸发出了空前的革命、生产、支前的热情，从而迅速打开了我党我军接管淄博工矿特区的新局面。
全国解放后，我和敬焘与1951年相继调到上工作。敬焘先后任上海沪西产业区委副书记，普陀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兼市委副秘书长等职，于1960年10月调回山东工作。特别在普陀区工作期间，为了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他曾深入到荣毅仁开办的申新九厂中蹲点抓典型。由于敬焘正确地处理了工人与资方的利益及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不仅取得了工人的拥护，也使资方很满意。不久，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听说申新九厂的民主改革比较成功，便来该厂进行了视察。
敬焘同志也是一位一贯善于培养干部、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优秀领导人。抗日战争初期，敬焘奉省委之命回博山任县委书记时，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而这时的博山已无党的组织，主要原因，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敬焘他们为完成省委要他们在博山组织抗日武装的任务，动员所发展的党员和培养的抗日积极分子大都参加了部队，只留下了个别年老体弱的党员，在敬焘他们率部编入主力部队离开博山两三个月间也只发展了个别年轻党员。面对这种情况，敬焘一面物色选拔了几批青年输送到省委开办的干部学校进行培养，他更多的是通过组织开展抗日斗争的实践，从中物色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博山的抗日工作很快有了系统的组织领导，并逐步重新打开博山的抗日局面。记得我刚在他的指点引导下离家出来参加抗日斗争时，在生活上总以为自己是中学生，穿戴上很爱讲究，总想穿得好一些；在工作上时有叫苦。敬焘看到这些情况后，就语重深长地对我们几个同志说：“一个参加革命的同志，不经得住艰苦斗争考验就做不了革命工作，就不能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就干不成任何事”。他这句话叫我记了一辈子，他也让我学了一辈子。就当时敬焘的家庭来说，是我们博山城里的名门望族，生活条件是比较宽裕的，但他要求自己非常严格。他为了工作，不分黑夜白天翻山越岭奔走，鞋底磨穿，脚上血泡磨破，特别是冬天，雪水灌满鞋，露出的脚指头冻得裂血口，有时奔波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可他从没说一声苦。他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教我铭记在心。全国解放后，我们许多干部因工作需要都进了城，生活条件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不少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的原配夫人，没文化，是土包子，已配不上自己，曾在干部中一度形成了一股离婚风。特别是我调上海后，也受此影响产生了这种念头，适逢在一次会议上我与敬焘等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相遇。会间讨论中，敬焘曾针对这种现象，在批评中又语重深长地告诫大家：“喜新厌旧，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低级思想的表现，作为一个革命者特别是我们共产党人，要经受住革命胜利后我们进了城，生活、地位不断提高的考验，要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革命的本色，不负我们革命的初衷”。在敬焘的这一要求下，我们这一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及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乃至在熟悉他的一些干部中，都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有力教育了一大批干部没有在婚姻等个人生活问题上犯错误。
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敬焘在逆境中以高度的党性原则保护了一大批干部。这场浩劫开始不久，我们在上海得知敬焘是山东第一个被打成“走资派”并遭到残酷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大家既为他担心，也都很难过，在思想上实在想不通。在苦闷中，我常这样想、这样自问：“像他这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是忠心耿耿，一往直前，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与险恶的人，怎么会成了‘走资派’？”就在我为之陷入痛苦之时，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并关进了“牛棚”，遭到了无休止的批斗和政治上的审查。由于在敬焘领导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党政军干部比较多，在这场长达十年劫难中，这些干部大都打成了“走资派”，都在不断遭受批斗中经受了长期的政治历史审查。无疑，敬焘就成了调查我们这些“走资派”历史问题的重点。身处逆境中的敬焘，没有在那些横施淫威的造反派面前说半句不负责任的话，他却因之又受到了许多伤及身心的批斗、指责与谩骂，而使我们免受了许多皮肉之苦，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
敬焘同志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作风，团结同志、爱护干部、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等高贵品质，将永教来者，垂范后世。
（作者：上海市徐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