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77
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父亲有胃病，那是战争年代风餐露宿落下的。父亲退职以后，在村里分管林业。他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一天三顿饭，常常凉风灌热气。一吃不着，就开始胃疼，吃点地瓜，就会作酸入水。所以，母亲总把不掺地瓜、地瓜干的煎饼留给父亲吃，而她和我们就吃点地瓜、用地瓜干做的窝头或掺了地瓜、地瓜干的煎饼。父亲胃病犯得厉害的时候，常常疼得在炕上打滚，黄豆粒大的汗珠子一个劲地往外冒。每到此时，母亲就用热水袋捂在父亲的胃部，用手使劲地给他压着。实在没办法了，就给父亲吃点小苏打片、胃舒平之类的药缓解一下。到了七几年，父亲的胃病发作地更加频繁，常常半腰不着溜地就从林业队里捂着肚子回来了，那痛苦的样子，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这样坚持了十来年，直到我考大学的那年才下决心去矿务局新博医院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
那是1977年11月的一天，父亲的胃病又犯了。根据赤脚医生秦克厚哥的建议，大哥联系了矿务局新博医院。经过仔细检查，大夫建议立即做手术！两天后，外科主治大夫孙连贵亲自主刀，为父亲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术后，做了切片生化检查，确诊为胃腺癌。
父亲住院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那是父亲刚住下院以后，一个护士看到了我父亲戴的那顶黄色的军用棉帽子，就问我父亲家是哪里的，父亲说是南沙井村的。她又问，“你认识秦克铸不？”父亲说，“秦克铸是我三儿子。”那护士说，“怪不得，我一看你戴的帽子就觉得很像秦克铸戴的那一顶。我和秦克铸是同学，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后来，我去医院的时候，专门去拜会了我这位高中的同学。原来，她是我们淄博十三中75级的，叫张会珍，她是3班的，而我是4班的。虽然不是一个班的同学，但因为常在一起活动，所以她对我印象很深。交谈中了解到，她其实只上了一年多高中就顶替了她爸爸。父亲住院期间，我这位老同学费了不少心，对父亲照顾地很好，一直到父亲去世前还提起过她，说有机会遇到她，要好好谢谢人家。后来，我参加工作分配到淄博师范，曾多次打听这位同学的下落，可惜没有结果。直到零几年的时候才打听到，她后来去了西河煤矿医院，已经买断工龄了。经过很多周折，我打听到了她家的电话，与她取得了联系，但始终没有机会见面。再后来，我与她老公李洪涛成了好朋友。洪涛曾几次为学生的事到师范找我，还为师范联系了好几个外地的学生。洪涛每次来，我都热情接待，凡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只要不违背原则，我都会尽力而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父亲的遗训。
父亲住院期间，正好临近高考，父亲坚持让我从博山电表厂请假在家里复习两周。说是两周，实际上连10天也不到，因为大哥、二哥在医院陪床，医院和家里的联系只能靠我。隔三差四，我就得骑着自行车去医院，有时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去看望父亲，有时是往医院送点东西，还在医院陪了父亲两天。而在家复习时，也无法静下心来。那时候，胃大部切除是大手术，家里成天人来人往，母亲哭哭啼啼，根本复习不下去。母亲为了让我安心复习，逼着我去二叔北屋里复习，有时我也去崔效武叔家，与崔效武叔一起复习。就这样熬过了两周。到父亲出院时，因为没有复习好，我想打退堂鼓。父亲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反正已经耽误你了，你去试试，不行咱明年再考。”孝顺，孝顺，顺就是孝，孝就得顺。我只好从命，硬着头皮去参加了高考。
1977年的12月9日，也就是我参加高考的第一天，父亲出院，是大哥找的525厂里的救护车把父亲从医院接回来的。我是前一天带着煎饼卷去的医院，是在接父亲出院的车一早路过北博山时，从车上下来去北博山小学参加的高考，这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皇天不负苦心人。1977年，我们家双喜临门：父亲手术成功，我也金榜题名！
记得父亲出院时，主治大夫曾对父亲打包票说，“我保你再活十年没问题！”果然，父亲手术后又结结实实地活了十二年！
手术后的10年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身体恢复地很快。除了注意少食多餐外，彻底摆脱了胃病的折磨。村里考虑到父亲身体刚刚恢复，年龄也大了，不便再去林业队领着大家漫山遍野地跑，就安排他到副业队负责。副业的院子里，西屋的油坊、猪饲料电磨，南屋的洪炉、养猪场，东屋的面粉电磨、北屋的缝纫机组等等，都是父亲负责。
我上大学期间的一年春天，父亲带着副业队的同志去赶石马集，回来的路上碰上本村的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小青年曾跟着父亲学扮玩，对父亲非常尊重，非要捎父亲一程，父亲不好拒绝年轻人的好意，便上了拖拉机。拖拉机开到水库东边的黄家沟，由于路是新修的，通车时间不长，驾驶员不熟悉路况，加上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多，精神一紧张，拖拉机在下坡时刹不住车，一下子冲下十几米高的大桥，掉到深沟里去了。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懵了，没有来得及跳车，被拖拉机抛到了七八米开外的地里。春天的地，刚耕了不久，相对比较松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父亲除受到惊吓外，身体没有大碍。一家人安慰父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您老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哪！”
这之后，靠大哥给父亲每月5块钱的养老费，父亲支持我读完了大学。二哥每年给父亲拨养老工分，父亲坚持上班，二老的生活没有什么困难。特别是由于集体事业的发展，一个工分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一块钱，水利化、机械化的水平大大提高，靠天吃饭、肩挑车推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父亲年轻时领着大家栽下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大树，父亲那一代老共产党人设计的理想社会的曙光已经显现。
1982年1月，我参加了工作。刚开始，我坚持往家里交工资，后来，父亲说，“你还未成家，以后花钱的头绪还很多，你还是自己存着吧。”由于父亲坚持不再收我的工资，我只好按父亲说的做，只在回家时给父亲留点零花钱。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连零花钱也不要了。每次给他点零花钱，都因为他坚辞不要而弄得心里不痛快。没办法，只好改为回家时给父母亲买点吃穿用的东西。父亲一生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但他从不舍得买卷烟，都是抽烟叶。有时，我给他买两条稍好点的烟，他就会偷偷地拿到代销点换成便宜的。母亲听说茶汤（用烧开的热水加小米面做成的糊糊）、豆汁养胃，自从父亲动了手术以后，就坚持自己磨小米粉、磨豆汁，有时买点油条做早点，有时用豆汁泡个煎饼，大多数时候是母亲自己放上鸡蛋炸的“菇炸”充油条当早餐。因为我已经自立，我们兄弟三个也都挺孝顺，父亲手里不再那么紧张，日子渐渐好起来。这年秋后，父亲从村里的领导岗位上正式退休。开始享受颐养天年的生活。
风云突变。1983年秋后，在各级政府的督促下，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说是“联产承包”，实际上就是分田到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集体垮了，人心散了，副业被解散了，林木被哄抢了，已经看到边的农业水利化、机械化泡了汤，几十年的集体基业就这样被折腾掉了。看到这些，父亲不理解，甚至痛心疾首。父亲年轻时，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集体繁荣而操劳，退休了，却又分田单干了。父亲坚信，这笔糊涂账早晚有一天要算，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鲜血不会白流。
网上有则资料说，20世纪80年代，邓力群同志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了无数不良的现象，认为按照当时的路线发展下去，国家和人民将很危险，所以他四处发表自己的意见，声称自己梦到了中国可怕的将来，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中国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中国又有了黑社会；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剥削又理直气壮了，农民没有了地种，人民重新受二茬罪；中国大地上，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等等。其实，担心出现这些问题的岂止是邓力群一个人，包括父亲在内的、我们村里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几乎都有这种担心。为此，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唉声叹气。但，担心有什么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执意要沿着这条“不归路”走下去，几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又有什么办法？！
30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邓力群的梦全都变成了现实。遥想当初，像父亲那样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矢志不移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们的担心难道真得是杞人忧天吗？！
分田到户以后，按照人均500平方米的标准，村里分给了父母亲1000平方米的土地。虽然只有1000平方米，却分散在下河、东地、北宝嵧、大薄垙、二薄垙、三岔路口、黄土岭、虎眼八个地方，每个地方就百十个平方。水利设施废弃了，机械也用不上了，所有的农活都得靠最原始的工具锄镰锨镢完成。已经60多岁的父亲又得像年轻人那样去地里刨食了。好在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农活的好把式，人又勤快，1000平方的地对父亲来说，也算不了什么，但毕竟父亲已经不再年轻了。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周末、节假日，我会尽量回家，帮着父亲干点活，减轻一下老人家的负担。我爱人庞云凤自从找了我以后，也常常跟我一起回家，她与我父母很接缘法，对公公婆婆孝敬有加。她喜欢听父亲讲那些过去的故事，也乐意在节假日跟我回家帮父亲一把。对此，父亲非常满意。
1984年的夏季，雨水比较多。由于雨水长时间地浸泡，原来盖在院墙顶上的石板开始松动。就因为这，差点出了大事。一场大雨中，父亲去上厕所。我家的厕所，紧挨着南棚子的东墙和南院墙。所谓厕所就是用土坯做墙，上边横了几条木棍，栅上了些柴草而已，只求挡风遮雨，很不坚固。就在父亲上厕所的时候，南院墙顶上盖着的石板顺着墙溜了下来，正好蹭着父亲的后背掉下来。几十斤重的石板啊，从六七米高的墙上溜下来，其力道可想而知。父亲的后背上被划上了好几条血印子，真是噩梦惊魂哪。父亲休息了几天，二哥把墙上的石板、厕所的上盖进行了加固。这么大的事，父亲也没有告诉我。直到周末回家，看到仍然惊魂未定的父亲，才知道父亲经历了这么一场劫难。
父亲永远闲不住。身体好点了，他就起来去拾掇他那点责任田。那几年，父亲不但将责任田种得呱呱叫，还利用冬闲时间在大薄垙堰边石窝里开了块地，足足有好几十平方，并赶季节种上了南瓜、地瓜、扁豆、高粱。连着几年，父亲都在离水渠比较近的二薄垙地里栽种西红柿，在浇水比较方便的下河大湾边上种白菜、萝卜，在大薄垙栽种地瓜、高粱或谷子，在道路平坦、土质好的东地、三岔路口、黄土岭、北宝嵧种玉米、小麦。
1985年春天，久旱不雨，我与爱人回家帮父亲从大渠里拔水栽种西红柿。二薄垙就在水渠上边，隔着一条路，但舀上水的水桶也有几十斤重，上上下下，很是累人。虽然父亲一再不让我们去帮忙，我们还是坚持去了。一天下来，我们累地不行，父亲反倒没啥大碍。看到67岁的父亲身体还这么好，我和爱人心里都很高兴。这次浇西红柿，我爱人的脚磨破了，回到学校后出现了大面积的感染，整整治了一个多月才好。父亲知道后，很过意不去，几次过问我爱人的病情，还提出要去学校看看，但那时我们还未结婚，都住单身宿舍，非常不方便，就没让父亲去。父亲对小儿媳妇的关心，真的就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1985年冬天，父亲将院子里已经成材的梧桐树、杨树、槐树伐倒，截成一截一截的木料，晾晒在北墙根。准备给我——他最小的儿子结婚做家具，为自己和老伴做寿材。树是请人帮忙伐倒的，树墩头是父亲自己刨出来的。母亲曾再三劝阻父亲，告诫他动过手术，不要做剧烈的活动，父亲还是坚持自己刨，他觉得自己身体还行。伐倒成材的树以后，父亲又在院子里支上了一口大锅，第二年春天在锅里养上了莲花。父亲还从南封山刨了几个油梗头，接上了桂花。父亲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
1986年暑假开学后的一个周末，玉米还未白皮，爱人跟我回家。父亲对我爱人炫耀说，北宝嵧我们帮他种的玉米长势喜人，周围很多人家的玉米都没有我们家的长势好，一个个长的就像“老牛角”。我开玩笑说，“咱去掰几个煮煮吃如何？”父亲沉吟半天，说，“现在煮着吃了太可惜，秋后一个玉米剋半斤粮食啥成色。”我说，“现在煮熟的玉米，一个可以卖到三毛钱，三毛钱可以买一斤多玉米。”父亲说，“家中有粮，心里不慌。你们没经过大减年不知道，关键的时候钱不打饥困。”由此可见粮食在父亲那一代人心中的地位。
1987年元旦，也就是父亲手术后的第10个年头，我结了婚，完成了父亲的一桩心愿。最小的儿子结婚，父亲如释重负。在兄弟当中，我最小，大哥、二哥都比我大10几岁，早已成家自己过日子。我虽然结了婚，但和没结婚一样，一直跟父母一起过。在父母眼里，我就是他们永远长不大的老儿子。
1987年的春节，是我结婚后回家过的第一个春节。父亲高兴地像小孩一样，买了不少鞭炮。大年三十晚上、初一早晨，父亲时不时会到院子里放一串，母亲亲昵地称父亲为“老顽童”。虽说全家人看到父亲身体很好都很高兴，但父亲动手术时主治大夫那句“保你再活十年”的话却像压在全家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虽然大家谁也不说，但心里却都在犯嘀咕。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提出把责任田承包给别人，不要再种了，现在生活又不困难，咱不指望那1000平方吃饭，年龄大了就好好享受享受。父亲没说不同意，只是说，“咱是庄户人家。活路，活路，有活才有路。”
1987年6月，我与爱人回家帮父亲收小麦。父亲对我们说，“这老天爷，也收勤力也收懒。”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明天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第二天，我们一块去了黄土岭，到地头一看，小麦地里一绺一逛的，好的挺好，差的挺差。父亲说，长得好的那几垄，地是你们刨的，长的不好的那几垄，地是我刨的。我问怎么会这样，父亲解释说，“去年秋上，地太干，冬春雨雪又少，你们刨地时找了省劲的办法，钩拉钩拉就过去了，地里的水分损失的少，墒情好，小麦长得就好，我刨的那些刨得深，地下的湿土翻上来，一晒都干了，墒情差，所以长得不好。”这老天爷，真的不公平。这是父亲最后一年种地，也成了我们永久的纪念！
1987年暑假后，学校住房调整，我搬到5号楼一间半的房子去住。忙完了秋，责任田也委托给了别人。回家时，我邀父亲到学校小住。父亲推脱说，母亲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的确，母亲是小脚，平时连摊煎饼，都是父亲把柴火给她抱到跟前。至于喂猪伺狗，拉磨、推煎饼，都是父亲的事。那时，我给85级5班当班主任，为了指导摄影小组活动，我自费买了照相机。回家时，我特意带上照相机，给父母亲照了合影，也请邻居帮忙给我们与父母合了影。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和父亲最后的合影。
1988年春节，我与爱人回家过年。母亲说，这段时间父亲常常感到肚子里凄凄凉凉，虽说不疼，但总感觉凉哇哇的。经过动员，父亲同意春节后到矿务局医院查查，还说到淄川一趟不容易，要在我家多住几天。正月十四，我与爱人陪父亲乘公交车到了学校。为了打消父亲的顾虑，也为了去医院做检查做些准备，我特意带父亲去浴池洗了个澡。晚上，我与父亲睡大床，我爱人睡沙发。我爱人拿出我们结婚时娘家陪送的新铺盖，将床铺好。考虑到父亲比较封建，我特意在大床与沙发之间拉上了一道布帘。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不习惯。
第二天正月十五，我与爱人骑自行车带着父亲来到矿务局医院，通过熟人挂了专家门诊。专家听了父亲的病史（11年前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和最近的感觉，确定将检查重点放在胃部是否有病变。按照专家的建议，父亲化验了血、尿，做了腹部B超，钡餐透视一直快到中午才做完。检查结果，胃部没有发现异常，腹部也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最后，只拿了点保胃的药回来。
正月十五晚上，我和爱人陪父亲去西关看灯会，同去的还有爱人的几个姐姐、姐夫。也许是因为检查结果一扫心理阴影，也许是因为父亲从年轻时就喜欢扮玩，一路上父亲兴致很高，特别是父亲走路时，脚底下显得很轻松，说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也不为过，同去的人跟都跟不上趟，根本不像有什么病，这给同去的几个亲戚留下很深的印象。看完灯会回来，父亲显得很兴奋，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是正月十六，早晨六点多，我和爱人还未起床，父亲就起来了。父亲穿好衣服，整理好包裹，趴在我耳朵上悄悄地对我说，“三儿啊，你母亲自己在家，我不放心啊。我自己知道路，你再睡一会，我自己去车站坐车回去。”我说，“不是说好住几天啊，怎么又变卦了？”父亲说，“在这儿，我待不住。”我说，“那我起来送你。”父亲坚决不让我去送他，拿上包裹就出门了。我赶紧起来，出门去追，一直追到邮电局才追上父亲。为父亲买好车票，看着父亲上了车，我才回来。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远门，是我结婚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他最放心不下的老儿子的小家。
平地又起惊雷
1988年9月中旬，北博山乡人民政府组织老干部体检。体检中，医生发现父亲的腹部有小肿块，建议父亲做进一步检查。国庆节放假，父亲将体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兄弟。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父亲1977年11月动手术时主治大夫“保你再活十年”的话，我们兄弟不敢怠慢，决定国庆节后医院一正常上班，马上到博山最好的医院——解放军90医院复查。
在解放军90医院，大夫看了北博山医院的病历，确定将复查重点放在消化道，特别是胃部、肠道。按照医生的安排，父亲先做了常规检查，又灌肠清理了肠道，接着做了钡餐透视。钡餐透视的时候，要一边喝钡餐，一边作透视检查。因为时间拖得比较长，事先又灌肠做了肠道清理，检查到最后，父亲来不及去厕所，便将喝下的钡餐排泄到裤子里了。父亲一生爱干净，发生这样的事情，父亲觉得很难堪，尽管我们一再劝慰父亲，父亲的心情还是非常糟糕。检查结果发现，父亲的结肠上散布着若干小阴影，初步判断是“胃腺癌转移扩散”，但要确诊，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探查”。当时，根据父亲的情况，医生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保守治疗，按照“胃腺癌转移扩散”中西医结合治疗，控制癌细胞扩散；二是手术探查，可能的话摘除已经扩散的癌细胞组织。医生说，“手术探查”最大的可能是，剖开腹部以后，发现确实是胃腺癌转移，但无法全部摘除已经扩散的癌细胞组织，只好马上缝合，而后顺其自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害了疼、受了罪、花了钱，但却治不了病，也无法延长患者的生命，好处是给医院的科研提供一次检验的机会。医生让我们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但时间要快，在做出决定之前，医院会按照“胃腺癌转移”先做保守治疗，同时为可能要做的“手术探查”做好准备。
保守治疗和手术准备工作，主要就是化验和常规检查，再就是肌肉注射、静脉注射，主要目的是控制癌细胞转移扩散，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由于父亲年龄大了，血管老化的厉害，每次打针都很费劲，血管骨骨碌碌地打不上，有时需要换好几个护士、换好几个部位才能打上，庄里乡亲公认的脾气好、理解人的父亲常常也免不了心烦意乱、发点脾气。住院期间，父亲大多数时间是在作静脉注射。早饭后打上，下午三四点钟才结束，中间要起来上几次厕所。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准备。早晨，父亲喜欢喝博山“油粉”或“甜沫”，医院里不卖，我就到医院门口卖早餐的地方给父亲买点，午饭、晚饭有时从医院定一点，有时到外边买点。记得有一次，父亲就着馒头吃香肠，吃着吃着竟吃出了一颗牙。父亲开始认为是香肠的问题，还半开玩笑地说，“这些做香肠的，真不负责任，牙还能做到香肠里，真是！”后来才发现，那是自己的牙，咬到香肠里了。
如何告诉父亲治疗方案很是令人头疼。几天后，我们策略地将医生的诊断情况和医生建议的治疗方案告诉了父亲，想听听父亲的意见，当然“癌症”、“扩散”、“转移”等字眼是决不能提的。父亲考虑了很久，最后说，“我年龄大了，动过一次大手术，还是回家做保守治疗吧。”我们坚信父亲对自己的病情是很清楚的，做出回家做保守治疗的决心也是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事实证明，父亲是英明的：我所在的师范学校一个老师，他父亲是淄川某局的老局长，我们父亲查出病之前，他也查出了胃癌晚期，手术后不到六个月就去世了，真的是“害了疼、受了罪、花了钱，但却治不了病。”父亲出院后，在家里做保守治疗，也活了将近7个月。所以，医生的诊断是科学的，解放军医院医疗水平确实较地方要高。
最后的时光
父亲从医院回家后，就按照解放军90医院开的处方在家里打针、吃药。此时，我爱人在省城教育学院进修，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家。那时还没有实行五天工作制，周六上午也有课。周末回家，为了赶公交车，我总是顾不上吃午饭就往家赶。母亲说，每到周六下午三四点钟，父亲就抱着暖肚子的热水瓶子从窗户里透过玻璃看着大门，他知道他最小的儿子快到家了。每次一看到我推开大门，父亲便孩子似的抱着瓶子往外迎，而嘴里却说着，“你这孩子，你那么忙，老往家跑啥，你看我这不挺好嘛。”父亲那种盼着儿子回家、又怕耽误孩子工作的复杂、矛盾的心情，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在我们老家有个讲说，如果人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可以事先修好寿坟，准备好寿材，如此可以延年益寿。所以，许多老人都会这样做。林地里那些平顶的坟就是所谓寿坟，闲屋里放的那些没有用的棺材就是所谓寿材。父亲出院回家后，正值农闲季节，母亲便与父亲商量修寿坟、打寿材的事。父亲很开明，也许感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当然他也希望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通过修寿坟、打寿材延长自己的生命。得到父亲的认可，在济南学习的二哥找人从博山拉来了建筑材料，又特别请了他的几个泥瓦匠师傅，在祖林上选址修了寿坟。寿坟做工精细，还画上、雕刻了一些花草，父亲看了非常满意。前年伐倒的、院子里的几棵树，经过两年多的风干，现在正好可以用。于是，父亲请村里最好的木匠到我家做了寿材，请油漆、绘画双绝的岳彤云老师在寿材上作诗画画。寿材做好后，临时放到了父亲住过的祖屋里。当然，寿坟、寿材都是成双成对的，父母亲结婚五十年，夫唱妇随、相亲相爱、相濡以沫，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那时，我爱人在省城教育学院进修，往返很不方便。从省城到老家，中间要倒四次车，还要下步走8华里路。但她一直放心不下父亲的病情，坚持隔周回来一趟。她专门去医院咨询大夫，“胃腺癌转移扩散”保守治疗期间，用什么样的保健品最好，大夫推荐了刚刚兴起的“人参蜂皇浆”。大夫介绍，“人参蜂皇浆”有大补元气、滋补强壮、延年益寿的作用，对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以及病后元气亏损等慢性疾病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为此，我爱人每次回来，都会带上几盒“人参蜂皇浆”送给父亲，有时两盒，有时四盒。我爱人幻想着“人参蜂皇浆”能够发挥神奇的作用，使父亲能够早日康复。那时，我爱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一盒“人参蜂皇浆”只有10支，却卖七块五。父亲再三嘱咐我爱人不要乱花钱，但我爱人还是坚持给父亲买，要求父亲坚持每天喝一支。有一次，秦克信哥去我们家看望父亲，父亲一边喝着蜂皇浆，一边对他说，“克信啊，你看现在大叔生活多好，我每天喝这一小支蜂皇浆，放在前几年就顶一斤猪肉，过去咱哪敢想啊。”
我曾咨询过医生，问如何观察父亲病情的发展情况。医生告诉我说，癌症晚期有个特点，就是体重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减得非常厉害。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与母亲进行了交流。之后，我每次回家，母亲都想方设法编造个理由，让父亲领着我去秦宗勇叔家拉电磨的地方磨点东西，有时是磨点面粉，有时是拉点猪食，也有时磨点玉米面子。每次去，我都先上去称称自己的体重，然后若无其事地骗父亲上去称称。只要看到父亲的体重没大的变化，心里就很高兴。如果体重略有增加，父亲也高兴，“你看，我光吃不干活，都长胖了。”
父亲出院以后，很少出门。怎么办？得给他找点乐子。那时，我当班主任的85级5班已经毕业，学校给85级5班免费配的录放机，学校不再回收，学生便留给了我。想到父亲喜欢听京剧，我便到学校服务社一次给父亲买了三十盒京剧磁带。什么《钓金龟》、《打金枝》、《借东风》、《白蛇传》、《打龙袍》、《西湘记》、《甘露寺》、《空城计》、《状元媒》、《金玉奴》、《斩马谡》、《定军山》、《野猪林》、《铡美案》、《梅龙镇》、《霸王别姬》、《苏三起解》、《贵妃醉酒》、《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等，应有尽有。我将录放机、磁带带回家，父亲特别高兴。父亲、母亲年轻时都是音乐爱好者，受父母亲影响，大哥是有一定影响的歌词、歌曲、曲艺作家，二哥可以全场演奏歌剧白毛女唱段。我耐心地教会了父亲怎么用录放机录音、播放。
那段时间，父亲、母亲一起听京剧，一起唱抗战时期的歌曲，还把自己唱的京剧、抗战歌曲录下来自己听。那台录放机和三十盘京剧磁带，带给了父亲欢乐，也陪伴父亲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父亲一辈子没戴过手表，淄川西关大集上有从南方走私过来的电子表，十二块钱一块。我为父亲买了一块，带回家送给父亲。父亲逢人便显摆，“你看看，咱这日子过的，想录就录，想听就听，想看就看。”父亲对着录放机讲村史，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讲互助组、合作化，讲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几十年的大事，无一遗漏，常常一摆弄就是一天。那时，村里还有有线广播，村里的书记将父亲的录音拿到村委，在村里的大喇叭上播放，引起了全村村民的共鸣。现在，我们兄弟还保留着父亲的录音光盘，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物。
1988年的冬天，学校组织部分班主任骨干去胶东学习学生管理的经验。其时，我担任87级3班的班主任。由于我是上一届毕业班唯一的市级优秀班集体85级5班的班主任，所以必须参加。在蓬莱参观时，我给父亲买了两个健身球，期望父亲能用它活动活动筋骨。回到家里，我把健身球送给父亲。父亲接过健身球，看了一眼便扔到了炕头上，“三儿啊，你这不是叫我完蛋（玩蛋）嘛！”咳，我真该死，老人身体不好，忌讳多，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我为此后悔不迭。
转眼到了春节。母亲因为心脏不好，一剁馅子就心慌。往年过春节，剁馅子、搽馅子都是父亲亲自下手。那年，父亲因为身体不好，整天抱着个热水瓶子，剁馅子的活只能由我和我爱人完成。那时，我们刚结婚，我爱人也不会搽馅子。没办法，搽馅子只好请父亲动嘴，母亲动手了。母亲问父亲，“老人啊，放多少盐啊？”“一个萝卜一匙盐”。母亲按着父亲的说法做了，但包出的饺子咸的直接不能吃，最后只好卷着煎饼吃了。没想到，这个春节包的水饺竟成了我们永远的“念想”。
过了正月十五，我爱人就得去省城学习，她想在走之前再回家看看父亲。我因为学校有事走不开，只好让她一个人回家。我爱人开开大门，看到父亲正在北屋门口闭着眼睛晒太阳。父亲睁开眼一看，是小儿媳妇回来了，高兴地叫母亲，“闺女回来了，闺女回来了！”母亲从屋里迎出来，看到是三儿媳妇，便说父亲，“你看看你，我还以为是谁哪，一口一个闺女，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啥时候又添了个闺女哩。”父亲说，“你不觉得小庞就和咱亲闺女一样啊？！”又说母亲，“你这辈子没有闺女，这老了老天爷送你一个，你烧了高香了！”父亲、母亲一个人拉着我爱人的一只手，回到屋里。我爱人说，她长这么大，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亲也没有这样亲切地叫过她，父亲那种发自内心的、充满情感的口气，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
爱人从老家回来后又去了省城，我还是坚持周末回家。
出了正月，父亲的病情开始加重，腹部的疼痛越来越剧烈。但除了母亲，父亲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出来，连我也瞒着。
有时周末回家，我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出去会会同学。回来时，母亲堵在房子外间，她让我静静地听听里间父亲的呻吟声。父亲是个十分坚强的人，不是疼的难以忍受，不会轻易出声。听了一会，我推开门，来到父亲床前，问父亲，“疼吗？”，父亲突然看到我，吓了一跳。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嘴里连连说，“不疼，不疼。”父亲，为了安慰儿子，为了不让儿子为你担心，你忍受的够多了，可你知道吗，你越这样，儿子心里就越不好受啊。
清明节的前一个晚上，父亲精神好了一些。他拉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小名，说，“三儿啊，你摸摸我的肚子。”父亲的手引导着我的手，在他的腹部摸了一遍，父亲腹部已经板结成一块，皮下全是骨碌怪几的肿瘤，只有左腿大腿根还有不到半个巴掌大的地方是绵软的。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样还能有活人啊？！”父亲心里什么都明白哪！
清明节过后，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学校领导知道了父亲的病情后，派工会李明金主席代表学校来看望我的父亲。李主席向父亲介绍了我在学校的表现，父亲非常满意。他恳请李明金主席、恳请学校对我加强教育，还说，“我儿子我了解，就一个缺点——有点骄傲，你多提醒他啊。”李明金主席知道，这是老人最后的嘱托，他答应父亲要好好照顾我。遗憾的是，一年后，我最尊敬的李主席也去了天国。李主席知道我父亲来日无多，没有让我再回学校，而是让我安心在家陪父亲。
李主席走了以后，父亲让我给他理发。那时，父亲已经不能下床。母亲将父亲扶起来，在炕上倚着炕头坐着，我用我当班主任的学生毕业留下的理发工具，给父亲理发。我没有给人理过发，这是第一次。好在父亲一直理光头，也不需要什么技术。我硬着头皮给父亲理发。理完发，又用推子把父亲的胡子也清理了一下。那天，父亲的脸色特别好看，父亲示意我拿过镜子，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连说，“好，好。”然后，又闭上了眼。
父亲去世前的几天，我和大嫂一直陪在父亲身边，晚上就睡在北屋东间，准备有什么事随时起来。
我亲眼目睹了父亲与母亲的生离死别。母亲将父亲扶起来坐在炕上，自己倚在炕头上，敞开自己的棉衣前襟，把父亲揽在自己的怀里，让自己的胸膛紧贴着父亲的肌肤，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父亲的身体，嘴里喃喃地诉说着，“老人啊，你不能走在我前头啊，你陪了我50年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啊…..”父亲一手攥着母亲的手，一手拉着我，“三儿啊，三儿啊…..”父亲哽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眼里的泪在眼里打着转，然后顺着父亲的脸颊流下来……。父亲，我知道你不愿走，你的老儿子还不到三十岁啊，你还没有看到你老儿子的孩子，你还有很多心事，老儿子也离不开你哪…….。
第二天下午，父亲执意要起来排便。我与大嫂将父亲扶起来，坐到小椅子改制的座便器上。刚刚坐下，就听到父亲犹如泻肚子的排便声，接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在屋里蔓延开来。等到父亲排泄完毕，我往便桶里一看，那是些什么东西啊？就像凝固的血块，不成块，也不成形，黑呼呼的，难闻的气味熏得让人无法接近。我将父亲的排泄物提到猪圈里倒下，又弄了些炉渣灰倒上。现在想起来，那是父亲肚子里的肿瘤已经破裂了。
晚上，父亲出现了第一次昏迷。母亲让我赶紧去找秦克厚大哥，克厚哥来了以后，给父亲注射了强心剂，父亲才慢慢苏醒过来。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克厚哥又给父亲注射了一支“杜冷丁”，这是大哥托人从医院买来的，一共只有三支。医生曾再三嘱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克厚哥说，“大叔恐怕不行了，赶紧准备后事吧。”母亲说，“你二哥、小庞都在济南，赶紧去石马拍电报，让他们回来见你们父亲最后一面。”十点多钟，克仁哥、克连哥陪我去了石马，敲开石马邮电局的门，给我爱人、二哥发了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回！”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当太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的时候，父亲脑子清醒了一些，他拉着我的手说，“三儿啊，我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就是没见过毛主席。等我好了，你陪我去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我连声答应着，“好，好，我一定陪你去！”很快，父亲又一次昏迷过去。
等到父亲再次苏醒过来，父亲已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眯一会儿眼，睁开看看，又眯一会儿眼，再睁开看看，好像在等什么人。母亲说，“三儿啊，你大哥大嫂、二嫂和你都在这儿，见不到你二哥、小庞，你爹闭不上眼啊。”
傍晚六点多钟，二哥、我爱人赶回来了。母亲叫二哥和我爱人赶快过来，叫父亲醒醒。二哥和我爱人哭着、叫着，父亲慢慢睁开眼，他看到了从省城济南赶回来的二儿子、三儿媳妇，看到了他放不下的老伴、孩子，他多想再陪我们几年啊…….母亲对父亲说，“孩他爹，你看看啊，老二回来了，你三儿媳妇也回来了，你可以闭上眼了。”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呼吸越来越微弱，最后安静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天是农历己巳年三月初七，公历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日。
父亲走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传遍了小山村。
父亲走了，全家最清醒、最镇静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母亲。当我们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母亲没有哭一声。她就像父亲生前给别人家办白公事的“大总”，有条不紊地操办着父亲的后事。
父亲静静地躺在灵床上。来吊唁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乡政府的领导来了，带来了一个大花圈。我工作的学校和大哥工作的淄川文化馆也为父亲赠送了花圈。村里的领导来了，抗战时期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了，熟悉的乡亲们来了，亲戚朋友来了。他们要来见父亲最后一面，来为这个德高望重的人送行。“一身清白而来，两袖清风而去，一心为公”，所有认识父亲的人都这样评价父亲。
父亲最大的遗憾是一生未能见到毛主席。我们相信，父亲一定去了天堂，因为毛主席在那里。父亲一定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一定会接纳父亲的，因为父亲是毛主席至死不渝的追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