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相聚，父亲总是慈祥地谆告我们：“过去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你们都小。现在好了，人们都过上和平幸福生活，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啊！”曾记得父亲给我写过3个条幅：“由俭入奢易，从奢返俭难”、“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教育我们要节俭、正直和忠诚，至今我是熟记于心，时时权衡。
一
父亲颜化平，1914年生在颜楼村的一个耕读家庭，兄弟5人中最幼。父亲5岁即入塾读书，12岁时便读完四书五经。迨至废私塾立学堂，思想开明的祖父即送父亲去滕县城读高等学堂。在滕文中学父亲曾受到进步教师的思想影响，他渴求新的文化知识，常将祖父给他吃早点的钱节省下来用以购买进步书刊，后来他从国文教师那里秘密借来了《共产党宣言》，如饥似渴地夜读。
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沦陷，山东难保。是年8月，父亲在“抗战守土，人人有责”的号召下，走下讲台，离开学校，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9月，父亲同家乡的几位有志青年，去滕东善堌，参加了李乐平组办的“农民抗日训练班”。在这里结识了中共党员生碧泉和马奉莪。结束后，回滕西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高唱抗日歌曲，写标语，画漫画，激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1938年3月，滕县沦陷，县长周同来到滕西。那时，党中央已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滕西党组织决定由生碧泉、马奉莪与周同协商，于4月组建了滕县抗日民族政府。与此同时，还在滕五区建立了一个抗日区政权，马奉莪任区长。为保卫这个红色政权，成立了30多人的区中队。没有武器，父亲回颜楼村，动员地主颜道群、颜道州和颜道东，献出他们自用的汉阳造步枪8支交给区中队。
同年5月，马奉莪和父亲等与周同共建了滕县保安队，下设了3个中队，父亲任第三中队政训员。约6月初，伪顽孔凡太部70余人，被三中队包围在西杨楼村巩家楼上，敌顽抗不降，父亲组织敢死队，经猛烈强攻，孔被活捉，其余投降。数日后，三中队在休城沙河滩设伏兵截击日寇汽车数辆；6月底，围歼伪顽丁三黑部百余人。这一连串的胜利，引起周同的惊恐，为以后的“盖村事变”埋下了隐患。就在这年7月，经生碧泉介绍，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39年秋，中共滕西县委成立，生碧泉任书记，父亲为宣传部长，机关设在生碧泉家里。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建党、建武装和建农会。县委的对外名称是“滕西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农联”，农联主任由父亲担任。至年底，滕西党组织发展到十几个党支部，党员150余人，分布在三个区二十多个村庄。与此同时，还组建了一支实力很强的抗日武装——滕西农民抗日自卫队，约百余人。
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抗日武装的加强，使周同和他的上司秦启荣、沈鸿烈，均感到恐慌不安。他们本来就忠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沈鸿烈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国民党山东特务头子秦启荣疯狂地把枪口对准共产党；摩擦专家石友三，到处拉拢顽固分子，公开反对八路军。
1940年7月的一天下午，周同命其部下张崇留突然袭击滕西县委和西盖村，逮捕了生碧泉、马奉莪和父亲等，收缴了区中队的枪支。第二天，父亲在乡亲们的救援下逃离虎口。父亲找到了党组织后，负责同志李乐平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告诉父亲：“目前，蒋介石正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敌人很疯狂，我们要重新整顿组织，隐蔽精干，转入地下活动。
这期间，父亲和生碧泉等住在我家的寿春堂药店里。当时我正好6岁，记得母亲常嘱咐我“要听话，凡来咱家吃饭的都是你父亲的仁兄弟，也都是你的表叔”。有一年麦后的一天，奶奶和父亲轮流摊煎饼，擀白面饼，说是药店里来了客人，其中一个还是大头目，吃了饭，父亲、表叔们送他过微山湖。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那是刘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胡服）由延安去华东检查党建工作，路过此地。
1941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在盖村一带击溃了周同和土顽申宪武部，生碧泉和父亲重新建立了湖东办事处，恢复了湖东县委，父亲任宣传部长。为保卫政权打击敌人，组建了滕西大队和邹西独立营。这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生碧泉派父亲回滕西整顿组织。临行，生书记凑了1元2角钱，给父亲做活动费，难为情地说：“组织上经济困难，实在拿不出手，共产党员么，还是靠你自己想办法吧！”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与马仲川等人建立了滕西工委，父亲任书记。他们根据“隐蔽下来，等待时机”的指示，白天给人打短工、扛活或做小生意，夜里分头活动。
三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寇频繁而残酷的扫荡，汉奸特务的助纣为虐，国民党各系军队的破坏骚扰，使抗日军民陷于水火。尽管如此，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心，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等，均被粉碎。在一次反扫荡中，父亲两处负伤，但仍坚持工作。
1944年，形势有所好转，我军主力彻底击垮了周同余部。这年冬季，湖东办事处改为凫山县政府，父亲任县长。这时的工作重点是减租减息，反地主惩恶霸，一时群情沸腾，万众高歌。父亲因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们，为躲避敌人杀害，我们经常更换住处。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鲁南军区第八师进攻顽匪申宪武所窃据的闫村，地方设兵站接济。父亲任副站长。时值炎夏，太阳似火，个别战士因中暑而死亡于途。父亲和运输人员一道，挑水送饭。历时半月，将恶贯满盈的申匪全部消灭。
日寇投降后不到一年（即1946年下半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山东是进攻的重点之一。为适应形势，凫山与邹县合并，父亲任副县长。上级指示：凡行署以上机关单位，军政干部家属、村干部及一切非战斗人员撤退。我们一家随鲁中南军区后方医院，沿淄沂公路向东北方向奔逃。敌机轮番轰炸，四面炮声隆隆。男女老幼，跋山涉水，所到之处，一片焦土。我们逃至黄河南岸某地，情况稍缓，在前辈们的关怀下，我和妹妹颜景九进入“鲁中南行署办抗小”读书。不久，校长王鹤仁带领我们继续北撤，在横渡黄河时，缆绳断了，小船顺流而下，几经颠荡，好容易靠岸。我们来到乐陵县，暂时住了下来。
此时的父亲，率领由200人组成的邹县县大队，留守就地打游击，几次与敌交锋获胜后，敌人疯狂报复，组织重兵反扑，处境十分艰难。
1947年9月，父亲带领部队转战到采六村时天近黄昏，进村后发现有部队驻扎的迹象。经询访，始知颜景泉（我的叔伯哥）带领的济宁县县大队刚刚撤走。是夜，突然遭到国军一个正规营兵力的包围，父亲所率大队仅200人，且装备较差，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激战半夜，队员伤亡颇重。父亲审时度势，征求身边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全力突围，大家以为如何？有的同意，有的提出敌人火力太密，突围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一个县长冲出去，当场即中弹。彼此展开了巷战，打了几个回合，父亲认为取胜性甚微，遂下令突围。他身先士卒，手握双枪，在两挺机枪的掩护下，指挥队员勇猛冲杀，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突了出来。战后统计，此次战斗死亡31人，负伤30多人，被俘35人。敌报则声称“采六村大捷，共匪颜部全部歼灭，颜匪阵亡”。
四
1948年春形势好转，我们抗小步行返回鲁南邹东，经与父亲联系，他从某地派一人牵着头毛驴来接我们。行路两天，见到了死里逃生的父亲，他衣衫褴褛，脚穿露趾的破布鞋，但战后家人相见，十分欣慰，生活得到暂时的安定。1949年元月，父亲回到凫山县，任县委书记。岁底，我们弟妹四人及母亲奶奶回滕县老家颜楼村过年。亲友族人劫后重逢，悲喜交集，恍若隔世。
10月，父亲渡江南下，编入西南服务团，任贵州组组长。南下后留中共西南局工作，后任中共西南局土改委员会政策研究处处长。1953年，中共西南局撤销，父亲回青岛治病。1960年，组织上根据父亲的健康状况安排他在山东省图书馆任副馆长。这年他45岁，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也都已成人。每次相聚，父亲总是慈祥地谆告我们：“过去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你们都小。现在好了，人们都过上和平幸福生活，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啊！”
曾记得父亲给我写过3个条幅：“由俭入奢易，从奢返俭难”、“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教育我们要节俭、正直和忠诚，至今我是熟记于心，时时权衡。
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当父亲接受审查时，他给我寄来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问题倘株连到我时，要我相信党，相信他这个父亲。信中，他详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本文就是据此而成的。
1968年初，父亲因“莫须有”罪名被批斗后而沉疴于蓐，医药无效，于弥留之际，他低声叫着我的名字：“景玉，景玉，我给你去了好几封信，怎么不来了呢？”父亲哪里知道，此时此刻我也遇到了麻烦。3月5日，他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父亲临终，我不能见他最后一面，这个遗憾亦将伴我终生。
刊登于滕州日报2013.06.24
